企业发展的内涵

发展是企业的永恒追求。企业作为盈利组织在利润最大化的激励下，从创建的那一刻起，就有着扩张的内在冲动。发展成为企业的核心目标，企业的一切活动均以发展为导向。

1.马克思关于企业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增值这一目的将促使企业组织的扩张，他在分析资本积累过程时，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单个资本）的发展扩张有两种方式：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

（1）积聚，首先是指一定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集结。“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只或大或小的劳动军”。其次还指个别资本通过积累而增大，这是“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19]”。资本支配更多的劳动从而使企业规模扩大是以个别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取决于每个资本家在多大规模上拥有供许多工人用的生活资料^[20]”。“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累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和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累的程度^[21]”。正是积累产生了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协作。“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佣较大量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和资本本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22]”。这就是说，企业规模的扩张，是通过资本积累的方式，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才形成内部的分工体系。

（2）集中，指个别资本通过现有资本的互相结合而增大，这已不是“和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23]”，它是企业规模扩张的重要形式。资本集中的过程是许多分散资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失，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24]”。个别资本通过集中形式的扩大是在竞争和信用这两大杠杆作用下进行的。马克思认为，现代企业形式——股份公司是资本集中的重要形式。股份公司通过把分散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以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25]”。作为资本联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是对独资企业的否定，以资本联合所有制代替了资本单个所有制，从而突破了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资本的界限，以股份公司的形式集中起来的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表现为“社会企业”。马克思说：“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6]”。20世纪初，在股份公司广泛发展的基础上，一批大股份公司组成托拉斯和卡特尔等垄断组织形式。恩格斯指出：“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27]”。

此外，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将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外延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28]”。积聚和集中与内涵和外延这两对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相互交叉。在外延扩大再生产时，可通过积聚的方式，也可通过集中的方式；内涵扩大再生产可以通过积聚方式，也可以通过集中方式。

2.西方学者关于企业发展的理论

企业究竟是如何发展的？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源头，即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协作理论。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分工组织的企业，为了获取规模经济的利益，分工可以使更高的产量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所以单个企业的发展与分工的程度正相关，分工的加深不仅使得单个企业规模增大，也会随着分工的自我繁殖，使新企业不断形成，因此企业发展包含单个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数量增多双重含义。随后，马歇尔在他的研究中提出，生产进程和知识积累不只发生在单个企业范围内，而且发生在产业中。为此，马歇尔建议应当把源于企业的“内部”经济问题和源于企业之间交互作用的“外部”经济问题区分开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发展就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过程，或者说是从非最优规模走向最优规模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既定、所有约束条件己知的情况下，根据最优化规则进行的被动选择，没有企业任何主动性的余地。

科斯在1937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书是有关企业起源和成长的理论，他强调企业的契约性质，认为企业是一系列的合约，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科斯认为，与市场通过契约形式完成交易不同，企业依靠权威在其内部完成交易，交易成本^[29]的存在是企业产生的根本原因。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可以降低市场中的交易成本。科斯的结论是，企业会扩大到如此程度，使得在企业内部进行一次交易的费用等于同样的交易在市场上完成的费用^[30]。所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企业发展的过程就是企业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它通常表现为企业功能的扩展，即企业把一些以前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活动纳入企业内部进行。企业发展的动因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一个有效的企业，它的资源配置效率比市场的要高，于是企业就把由市场机制协调的交易内化于企业以达到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资源配置的能力。

美国经济学家彭罗斯（Penrose）发表于1955年的《企业成长理论》是一部从横向一体化角度，通过研究企业内部动态活动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开山之作，直至今天仍然被认为是关于企业能力思想最丰富的论著。彭罗斯几乎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单个企业的发展过程研究，她认为，以企业内在发展来分析企业，特别要重视企业固有的能够逐渐拓展其生产机会的知识积累倾向。企业内在发展是由企业能力特别是企业管理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所决定的用于拓展生产机会能量的增强，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而组织学习和知识积累会提高企业的资源积累率。她认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知识的积累，而知识的积累主要是企业内部化的结果，这一过程会节约企业稀缺的决策能力资源，这样管理者就会释放出可以用来解决新问题、促进企业发展的能量^[31]。

美国学者钱德勒在1977年出版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系统地研究了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现代工商企业发展的历史，主要讲述了大企业是市场行为内部化（这样能够节约交易费用）的结果。他认为由于现代企业组织发展，管理协调这个“看得见的手”已经替代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现代工商企业的发展包含两个过程：一是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二是两者的结合或一体化^[32]。

美国学者伊查克·爱迪思（Ichak Adizes）的著作《企业生命周期》（Corporate Life cycle：How and Why Corporate Grow and Di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在1989年正式出版，此后成为研究企业生命周期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它明确了生命周期的概念，描述了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行为特征。企业生命周期是指企业从创办开始，到其消失为止所经历的自然时间。爱迪思将企业的生命周期细致地划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以及死亡期十个时期。他认为，企业的发展与老化同生物体一样都是通过灵活性和可控性这两大因素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的。灵活性与可控性决定了企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他所提出的理论的实质是研究企业发展的问题。虽然在他的理论中论述了企业存在着生命周期，但同时他也指出了如何可以使这种生命周期延长，使企业存续性发展^[33]。

此外，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从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对比的角度对企业纵向一体化进行了解释。而多斯（Dosi，1994）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做出解释。

3.本书观点

我们认为应全面地、历史地看企业发展，它应包括多个层面。

（1）量的增长。所谓量的增长是指经营资源数量的单纯增加，如销售额、利润额、人员、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市场占有份额等指标数量上的增长。实际上，所有这些都可以概括为企业规模的扩张，这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必然取向。生产规模扩大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从而取得成本或价格方面的竞争优势。

（2）质的改善。企业发展不仅表现为量的增长，而且还表现为企业在质的方面的改善。所谓质的改善是指经营资源的性质、结构和支配主体的革新^[34]，比如企业的社会意义不断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企业组织趋于协调和有效，企业成员处于不断紧密的共生体之中，企业内部功能结构处于稳定的进化之中，企业建立起了一种适时变革的管理结构等。事实上，企业片面地追求量的增长可能是十分危险的，它可能会使企业陷入“增长的陷阱”。因此，企业发展不仅包括销售额的扩大、资产的增长等数量的扩张，同时还应该伴随着企业结构的演进，本书中，尤指融资结构的演进。单纯从量的增长方面来理解企业发展是片面的，企业发展是量的增长与质的改善的有机结合。量的增长带动质的改善，质的改善为量的进一步增长提供可能性，二者自始至终是交互作用、互为条件的。

（3）制度的变迁。历史地看，企业发展还表现为企业制度的变迁。目前处于企业组织形式主流的公司制是企业制度由低级向高级逐步演变发展而来的，经历了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到公司制企业的发展过程。企业制度的升级变迁是企业发展的又一重要表现。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企业发展是在生产力推动下，量的增长与质的改善的有机结合，不仅如此，尤为重要的还表现为企业制度的变迁及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且还要与其他制度（金融结构）相协调。本书对企业发展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企业制度的变迁上，因为企业制度变迁同时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改善。企业制度的每一次革命性的变化，都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无限的空间，它在企业规模扩张、规避风险和内部监督机制等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