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决策视角对控制权私利的研究

立足制度和行为视角的控制权私利研究往往是归结为法与经济学之间的价值判断，对于很多大股东掏空行为而言，都并没有突破法律的底线，但是对于资本市场的运作和企业经营而言无疑又存在负面效应。随着社会发展，组织诚信与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与企业伦理决策相关的问题研究逐渐成为管理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当前企业普遍性的败德行为已经严重危害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市场的有序进行（吴红梅，2011），中国政府、企业、公众都认识到了商业伦理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逐渐重视企业道德问题而步入企业伦理时代，我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也已开始关注企业伦理问题。因此，立足社会伦理的更为一般视角，探讨大股东的控制权私利问题无疑将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加以论证。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对企业伦理的探讨尚处于思辨阶段，立足伦理视角探讨控制权私利问题往往难以从现实绩效的角度加以论证，因为伦理是很难衡量的，因此伦理决策过程就成为有效的切入点。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遵循一般的决策过程，是否掏空对于大股东而言是一个明确的伦理决策困境。控制权私利形成的程度差异，既取决于大股东自身的“欲求”水平，也取决于公司所处的管理情境，因此，这种私利行为不仅受社会法律的“底线”约束，同时对公司的内部制度与社会伦理造成了冲击。大股东在面临伦理困境时如何进行决策并选择行为呢？

首先，伦理决策是多阶段的。Rest（1986）提出了伦理决策的4阶段理论，分别为：识别伦理两难困境；做出伦理判断；确定伦理行为意图，即决定以伦理还是非伦理行为做出反应；最后实施具体的伦理行为。根据Rest的模型，伦理决策是涉及问题感知、伦理判断、行为倾向和伦理行为的过程，但他的模型中并没有考虑情境与社会变量。为弥补Rest 4阶段伦理决策模型的不足，Trevino（1986）提出了人—境互动模型。她认为伦理决策始于伦理两难困境，进而在认知道德发展水平影响下产生伦理认知和进行伦理判断，伦理判断又会受个体和情境因素缓冲。个体因素包括控制源、场依赖等，情境因素包括工作背景、组织文化等，而伦理判断会导致伦理或非伦理行为（Loe et al.2000）。

Jones（1991）对以往伦理决策模型进行了总结与归纳，认为应该综合考虑决策过程和一些缓冲变量，并提出了问题—权变模型来解释伦理决策的多阶段过程，如图2-3所示。问题—权变模型在Rest伦理决策模型基础上，综合考虑了环境因素对伦理认知和决策过程的影响，分析了个体、情景、群体和机会等因素在伦理决策过程中的缓冲作用。同时强调了伦理问题本身特征，特别是伦理问题所蕴含的道德强度对伦理决策过程的影响。道德强度是指伦理情景中所隐含的道德问题的严重程度，包括伦理问题中体现伦理决策可能导致的后果严重性、社会一致性、发生可能性、影响及时性、影响密切性、影响集中性^[1]（Jones，1991）。Jones等学者认为，伦理决策问题的道德强度会影响伦理决策的各个阶段。问题—权变模型吸收了多阶段伦理决策观点，综合考虑了个体、群体、情景和社会环境因素对伦理决策的影响，提出了伦理决策问题本身的特征、个体因素与情境变量共同决定和影响伦理决策过程的思路。

图2-3 问题—权变模型^[2]

控制权私利背后的大股东行为动机和决策过程是打开其内在形成机理之“黑箱”的关键，基于伦理决策过程视角，大股东控制权私利形成不仅涉及影响因素与情境变量相互适配，同时经历大股东伦理决策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与伦理因素对大股东个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最终形成伦理决策视角下的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