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营金融业发展现状

民营金融业可以界定为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其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所谓民营金融机构是指由民营经济组织、集体或个人经营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①，目前主要包括有国家参股但不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如华夏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以及名目繁多的互助储金会、民间资金服务部、农经服务公司、资金调剂服务社、农村金融服务社、信用服务站、钱庄、典当铺、抬会、呈会等。在浙江省，民营金融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伴随着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而逐步壮大，有的还引起中央管理层的密切关注。从类型上看，上述民营金融机构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是依法成立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规范的金融机构，如民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等。二是至今其合法地位尚有争议，国家试图将其纳入规范化管理轨道的民营金融组织，如农村合作基金会等。三是国家严令禁止的非法金融组织，包括除上述一、二类外的其他民营金融组织，这一类非正式金融组织绝大部分从事地下金融或灰黑色金融活动，冲击正式金融机构业务，影响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干扰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效力。限于篇幅，本文仅侧重于前两类金融机构的分析，对第三类金融机构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有关研究文献^②。

浙江省的民营金融业近几年来，在机构网点、存贷款规模等方面均取得了较为迅猛的发展。1995年末，全省有145家城市信用社，3家城市信用社联社，共有606个营业网点，职工7043人，年末存款余额195.1亿元（其中有3家存款余额超5亿元），贷款余额127.6亿元。与1990年比较，城市信用社社数增加了169％，职工人数增加了298％，存款增加了17.5倍，贷款增加了15.5倍。同期，全省有农村信用社1681家，其中农村信用社联社83家，年末存款余额585.9亿元（其中超亿元的达到90家），贷款余额451.4亿元，与1990年的存款152.0亿元和贷款88.6亿元比较，存款增加了2.9倍，贷款增加了4.1倍。全省民营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在浙江金融业中的占比则从1990年的存款约占31.4％，贷款约占20.1％，分别上升到1995年的37.5％和37.9％^③。由此可见，民营金融业已成长为浙江金融界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其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在农村金融中占绝对优势，在某些区域经济中甚至开始处于主导地位，如在台州市路桥区，无论从机构设置、业务数量、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率上看，民营金融业的实力都大大超过了当地四大国有银行^④。

在股权结构上，民营金融机构一般由企业、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农户和地方财政投资入股组成，或明或暗地存在一定比例的个人股，比如城市信用社的个人股大约占40％，集体股占60％^⑤。但各地组建的城市合作银行的股权结构却较前有所不同。尽管《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地方财政入股资金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30％，但在实际的组建操作中大都采取了财政控股的做法，打破了原有民营金融机构的非国有特性。一般而言，民营金融机构以个人股为主体的所有权结构往往具有强大的激励功能，能促使其采取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整套组织机构设置的内部管理制度，如采用较为科学的风险约束机制，强调独立自主经营，注重经营业绩的积累，从而带来民营金融业的迅速崛起和蓬勃发展。但在缺乏有效外部监管和自身金融业经营素质不高的情形下，民营金融机构的以个人股为主体的所有权结构也有很大的不足之处，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从事违规金融活动，部分民营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不善，面临资不抵债的困境。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来否定民营金融业快速发展的重大作用和深远意义。

就目前法律许可的经营范围而言，浙江民营金融机构主要仍只从事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部分也有结算功能和开展信用卡业务，但结算工具少，仍以支票的汇兑为主要结算方式，结算渠道不畅，异地结算困难重重，这直接影响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国家许可的金融创新和服务功能突破较少，中介业务开展不够，如不能办理票据承兑贴现业务，不能开办租赁、国库券投资、代理国际业务和农村保险业务等。所有上述金融业务的受制，严重影响了规范的民营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使其在日趋激烈的金融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随着国有金融机构经营机制的逐步转换，这种不利地位越发突出。目前，基于寻求竞争出路，我国民营金融业已经具备自我扩张式金融创新的强烈动机，要求放开诸多不合适的严厉管制、扩大其经营策略选择空间的呼声日趋高涨。笔者相信民营金融业在金融抑制逐步解除的条件下将显示强大生命力和市场能量，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转变将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