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沿海地区农民工就业问题

5.3　如何看待沿海地区农民工就业问题

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频繁出现“民工荒”现象，“民工荒”与“涨薪潮”并存，2012年“民工荒”再度凸显，“民工荒”正从以往的东部沿海向全国蔓延，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国内很多学者断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到来，即正在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中国长期以来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即将进入一个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低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被倒逼调整的阶段。并据此进一步提出：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拐点，应该调整利用外资政策，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加工贸易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

到底该如何认识这场前所未有的“民工荒”现象，这关乎我国长远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选择。

5.3.1　“刘易斯拐点”并未出现

为什么一些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会发生“民工荒”?“刘易斯拐点说”不能成立?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不仅存在着产业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发达的现代产业部门与落后的传统产业部门并存，而且存在着区域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发达的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与落后的中西部、边远地区并存。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被非农产业部门消化完毕之前，产业上的二元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农村闲置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绝非短期就能完成的任务，我国农村4.9亿劳动力，18亿亩耕地，农业种植业中充其量需要1.8亿劳动力，而农村非农产业稳定吸收了约7千万劳动力就业，进城务工劳动力1.6亿左右，我国每年约600万—7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加之每年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非农产业要消化8千万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经济平稳正常运行条件下，至少还需要10—15年的时间。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虽然看起来不高，2011年为4.1%，近5年来，稳定在4.0%－4.6%之间，但是，城镇中还有大量未登记的失业劳动力，以及国有企业下岗未就业职工。沿海的“民工荒”与大量正处于寻找就业机会的失业者并存。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的阶段。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非农产业吸收转移完毕前，“刘易斯拐点”不会真正出现。

5.3.2　“民工荒”的真实原因

沿海地区出现“劳工荒”，根本原因在于：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缓解外需下滑影响，中央曾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对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农民工就业机会增加。特别是政府增加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中西部地区倾斜政策，这一揽子刺激性投资政策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就业，许多农民工在内地找到了就业机会，开始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而相对减少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数量，产生东部沿海地区“劳工荒”。

1.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家扩大内需的刺激

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频繁出现“劳工荒”，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扩大内需政策以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缓解外需下滑影响，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扩大内需政策，包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这一揽子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吸纳了大批农民工就业。特别是，政府增加的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这使得许多农民工在内地找到了就业机会，开始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而相对减少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数量，产生东部沿海地区“民工荒”。

2.4万亿投资计划带动近亿农民工就业

从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和银行、地方政府配套投资看，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三农”、民生工程领域，偏重于公路、铁路、机场、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建设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主要是吸纳农民工就业，不仅吸收了大量从珠三角和长三角退出的农民工就业，使2009年初出现的1 600多万失业返乡的农民工重新找到就业机会，而且还吸纳了更多新农民工就业，使很多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民也加入到这次投资计划的建设中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9)》测算，4万亿投资计划约拉动9 239万人就业，其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就业数量为3 805万人，建筑业为1 674万人，制造业为1 176万人。

3.农民工就业地区格局出现变化

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其劳动报酬以及保障程度比普通的民营企业更具吸引力，加之中西部开发加速，农民工外出流动格局发生了变化，大量农民工选择在具有后发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务工，而放弃去沿海地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16 537万人，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5.4%，比上年降低1.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尽管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总数相对较少，但增长较快，2011年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分别增长17.6%和16.7%，在全国所占比例分别比上年提高8.1个和9.6个百分点。

4.农村城市化提高农民工的收入预期

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民工在评估预期劳动收入和城市就业成本之后作出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外出就业的现实情况差于农民工的预期而出现的短期失衡，并非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持续吸收后的短缺。当初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是基于农民工在城市从事各种务工劳动所获得的收入明显高于在农村农业生产收入，即农民工预期进城实际工资收入明显高于农民工在农村预期实际收入，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动因。农村城市化，提高了农民收入，再加上最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上调，以及政府实施对农业补贴优惠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农民人均收入增长，2011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速超城镇居民收入。农民收入增长，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收入差距在缩小，尤其是沿海城市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导致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预期收入提高，对工资待遇、劳动条件更为敏感，当农民工意识到预期收入下降，甚至低于成本时，他们不得不选择回去。

5.3.3　正确判断农民工就业形势

1.农民工就业问题将在我国长期存在

在认识到此次“民工荒”的真实原因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一方面，短期刺激政策结束后大量农民工需要重新就业。4万亿投资计划及配套投资大部分属于基础建设项目投资，这些项目的建设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稀释了长三角和珠三角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供给数量，在短期内实现农民工的大部分就业，但却是阶段性的就业，属于一次性就业，不是长期性就业。因为基础建设项目所吸收的就业与制造业的就业不同，制造业包括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领域的就业属于长期性就业，只要企业在运转，就长期需要劳动力就业;而基础建设项目所吸收的就业不同，一旦项目结束，就业岗位随之消失，便会释放出大量农民工需要重新寻找就业，许多农民工会重新失业。

另一方面，我国仍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机会。在我国工业化过程远没有结束，相对落后的农村和传统农业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现代工业、服务业并存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加速演变的条件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部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2.正视二元经济现实，我国仍然需要大力利用劳动密集型外资

正视中国二元经济现实，避免在工业化进程中好高骛远、急功近利。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不仅存在着产业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发达的现代产业部门与落后的传统产业部门并存，而且存在着区域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发达的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与落后的中西部、边远地区并存。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被非农产业部门吸纳完毕之前，产业上的二元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农村闲置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绝非短期就能完成的任务，至少还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1]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则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国利用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了大量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构成了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因此，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那种认为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附加值低、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低，就简单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排斥利用外资发展加工贸易的看法，是与中国国情不相符的。

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国利用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承接全球转移产业，发展加工贸易，吸收了大量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业，构成了我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我国当前沿海地区出现“劳工荒”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与劳动力总体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失业压力巨大的总量不平衡矛盾并存，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然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正确判断农民工就业形势，积极利用劳动密集型外资。“劳工荒”现象并不意味着我国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也不意味着我国已没有富余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了，便调整利用外资政策，排斥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而农民工中大多数属于简单劳动力，劳动技能单一、层次较低，无法被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吸收，这无异于把现有农村劳动力固化在农村，阻碍他们的转移，最终则意味着失业人口上升，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我国无须排斥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外资制造业发展。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远没有结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速演变的条件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部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然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3.不能简单模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做法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大转移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大量承接美国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日本成长为世界制造中心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日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大量转移到亚洲“四小龙”。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通过吸收日本等国家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亚洲“四小龙”劳动力等成本大幅上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削弱，大量外移。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我国大量承接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创造了中国奇迹。日本、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移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如今，我国也面临当年日本、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困惑，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房地产价格攀升等因素，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撤离。但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不同的是，他们国内、区内腹地狭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只能向外转移;我国腹地广阔，内需潜力大，沿海、内地发展差距大，工业化水平落差明显，内地与沿海相比，劳动力成本、房地产成本低，内地有条件吸收从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撤离的外商直接投资，实现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的区域转移，避免日本、亚洲“四小龙”式困惑。

4.我国广大的内地可以承接沿海劳动密集型外资转移

由于我国是典型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国家，不仅存在产业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存在区域上的二元结构。在沿海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内地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当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起来，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遇到巨大困难，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谋求外移时，内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却存在巨大发展空间。产业能够在国内不同区域间转移，对于国内地理规模较小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是做不到的，这是大型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优势，中国内地可以成为吸收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转移的区域。而且，沿海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出现向内地转移的势头，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此也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然而这些转移缺乏统筹协调，存在各地恶性竞争的情况，需要国家统一规划，形成社会共识，减少纷争，加快产业转移步伐。

总之，正是在我国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后，农民工总体就业人数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同时，就业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预期收入发生变化，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从事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农民工相对减少，一度出现招工难现象。目前，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只是就业结构性变化的表现，并非真正的劳动力供给短期，所谓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只是假象，主要是在200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后，基础设施建设和乡镇土地开发力度加大后，吸收了数以千万计农民工就业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