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就是一个“局”

原来就是一个“局”

建筑工地的景象，一定是杂乱无比；但是，一想到在这个嘈杂的工地上，即将矗立起气派的银行大楼，眼前又浮现出门庭若市而又井然有序的情景来。

中央信托局建筑工地

觅得一张老照片，图像中工地的周围，已有不少楼宇洋房，鳞次栉比，默默注视着邻居的诞生；远处还有高楼，隐约可见，裁走天空的一角。工地的架势，不同凡俗，招牌上的施工方“冯泰兴营造厂”，亦是当年的建筑巨头，料想这里又将挺立起“庞然大物”。

日历翻至1934年8月，国民政府为独立办理信托保险业务，提倡全民储蓄，推行政府集中采购制度，建立对外贸易基础，要求中央银行设立中央信托局，总局设在上海汉口路126号。这打地基的空地，便是未来中央信托局的栖身之地。可以想见，当大楼拔地而起，照片中衣衫褴褛的建筑工人，换作西装笔挺的银行白领，那该是怎样一种闹猛啊！据说中央信托局当时资本总额为国币1000万元（1941年累增至5000万元），也由政府出面，令中央银行全部拨充，况且其理事长亦由央行总裁孔祥熙担任，可见中央信托局设立初期与中央银行“勾肩搭背”，结拜弟兄，市面上流行有“行局一家”的说法。

造房子，根基最要紧；做金融，信誉是根基。只有夯实信用基础，给客户以牢固的信心，才能赢得老百姓的货币选票。不注意维护，再高的楼房也会轰然倒地，再亮的“金字招牌”也会有褪色的时候呵。

1935年10月1日，对于中央信托局而言，或许是一个“喜大普奔”（网络用语，意即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的日子。孔祥熙在开业典礼上表白：在国际金融风波不时的冲击下，中央银行责任重大，事务众多，因而政府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委托商业机构经理，同时中央银行限于国家银行代理国库的地位，事实上和手续上诸多不便，所以特在中央银行之下，组设一个信托事业独立机构，即委托一个商业机关，承办一切信托业务。

何谓信托？教科书阐明，这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律行为，通俗地说，即为受人之托，代人打理财物。原始的信托行为，发源于数千年前古埃及的“遗嘱托孤”，正儿八经形成制度，则是在英国人的“尤斯制”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渐及欧美大陆，而以美国为最发达。中国信托业起步较晚，至1921年才有信托公司问世，却势头迅猛，一夜之间，仅上海一地即冒出10余家，但终因底蕴不深，气脉不顺，经营不善，在“信交风潮”中栽了跟斗，多被淘汰出局。

信托之“信”，言而有信。然而，虎豹不堪骑，人心隔肚皮，就算是believe（信任），中间也藏着一个lie（谎言）呢。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金融体系重要机构之一，中央信托局成立之初，一方面秉承政府意志完成政府交付的各种业务，另一方面立足本业不断扩展业务渠道。1935年10月公布的《中央信托局章程》规定，中央信托局的业务是办理公有财物及政府机关重要文件契约等的保险及保管事项，经理国营事业或公用事业债券股票的募集和发行，经收公共机关或公共团体的信托存款并代理运用，办理各种保证事项和委托代理事项等。实际上，中央信托局的业务范围十分广泛，除上述业务外，还设立中央储蓄会，办理有奖储蓄。但看官有所不知，它更为核心的业务则是通过加强中德易货贸易及建设虬江码头，将业务触角延伸到采购军火和垄断进出口物资的收购，换句话说，中央信托局就是国民政府的军火采购部。

买枪弄炮的勾当，平头百姓也闹不明白，而中央储蓄会的出笼，却与民众的经济生活产生了诸多瓜葛。从这张老宣传画的“广而告之”中，足以看出中央储蓄会的“后台老板”之硬——“国民政府特许中央信托局设立”，基础实力之强——“基金国币五百万元会计独立”，奖项诱惑之大——“特彩二万五千元”，“本稳、彩多、利厚”，“每月十五日在上海抽签”，仿若画面背后那只傲立山巅的森林之王，威风八面，舍我其谁！

中央储蓄会海报

中央储蓄会吸收储金，采用会单形式，分全会（面额2000元）、半会（面额1000元）、1/4会（面额500元）三种，储户每月应交纳储金分别为12元、6元、3元，至交足票面金额为止。主事者从当月储款总数中提出25%充作奖金，以抽签方法分配于中奖储户，存满15年后，照票面金额发还储金，并加给红利。资料表明，中央储蓄会还设立了监理委员会，邀集金融界领袖充任监理委员，审核资金运用状况。监理委员的名头逐一报出来，都是上海滩头角峥嵘的人物：陈光甫、宋汉章、秦润卿、杜月笙、钱新之、虞洽卿、王晓籁、郭秉文……当时会单发行额为31369号，储户数达84478户。谁晓得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以后，通货膨胀就像一个四处游荡的社会幽灵，使法币面临一轮接一轮的贬值，最终沦落为一张废纸，不少储户血本无归，遭受惨重损失。

老前辈有言：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币制改革之机，四大家族直接控制了包括中央信托局在内的“四行二局”（其余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1939年成立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四行二局”联合办事总处，渐渐形成了官僚资本金融的垄断体系和大本营，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直至1949年“钟山风雨起苍黄”，国民政府迁往台北，中央信托局随同中央银行金库里的92万两黄金及8000万元美钞，一起踏上了两眼迷茫的海峡对岸。

说到中央信托局，再补充一段插曲。据《红岩档案解密》披露，1943年，还是四川大学在读学生的江姐江竹筠，被指派与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扮演假夫妻，当时彭咏梧的公开身份便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而这个差事的获取，得到了银行高级职员何文逵（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引荐。看来国民政府的“金融心脏”里，早已潜伏了我们的人啊。

信托局啊信托局，原来你始终就是一个“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