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意义和启示

接受美学理论最初的出发点是作为一种文艺美学流派，然而，该理论的提出对于翻译研究产生了新的启示。翻译成为了一个由原文、译文、原文作者、译者、读者所构成的多维互动过程。译者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他/她既充当了原文的读者，即接受者，又充当了原文的阐释者，即相当于原文的二度创作者。译者作为原文读者，在对原文的接受过程中对原文的意义予以了具体化的实现，而又要作为二度创作者力图让译文读者充分领会并接受原文的含义。也就是说，读者的接受成为了翻译活动的出发点和指归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需求。

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大多是要求译者从原作出发，并未重视翻译过程中译文读者的接受过程。在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中，支谦所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以及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无疑是直译的最早版本，而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富有文学趣味，将直译变为意译，主张只要不违背原意，在存真的原则下不妨“依实出华”，而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他所讲究的是译文的流畅华美。而我国近现代的翻译大家所提出的翻译主张和翻译理论，无论是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或是傅雷所提出的翻译“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还是钱锺书的“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的“化境说”，着眼的大都是对翻译的本体性研究，而非主体性研究，其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文本内结构与意义的转换，注重于译文的文学性和其选词造句等方面的问题。这些传统的翻译研究理论，着重于考虑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对于译者与原文、读者与译文之间关系的研究，因而在翻译实践中往往难以充分实现。

西方翻译理论中，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标准是以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和费南道夫、卡特福德和巴尔胡达罗夫等人提出的“等值”为代表。1791年，爱丁堡大学教授泰特勒（Alexander F.Tytler）在其所著的《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提出了“翻译三原则”，即：①译文应与原文的思想完全相符。②译文应与原文的风格及体裁相同。③译文应与原作完全一样通顺自然（Tytler 1997：209）。（①The translation should b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②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③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1953年，前苏联学者费道罗夫在其著作《翻译理论纲要》中首先明确提出了等值翻译的概念：“翻译的等值就是表达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和作用上、修辞上与原文完全一致。”（费道罗夫1955：156）1959年，布拉格学派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提出在语际翻译中“信息对等”的概念。1965年，英国学者卡特福德在其著作《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中又提出“行文对等”论，把翻译定义为“用一种语言（译入语）的等值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50）1975年，前苏联译论家巴尔胡达罗夫在其著作《语言与翻译》中借鉴了语言学的最新成果，把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强调全文语义最大限度的传达和话语功能的对应是等值翻译的核心（巴尔胡达罗夫1985：4）。

无论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傅雷提倡的翻译“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神似”论，钱钟书译作“为原作投胎转世”的“化境”说，还是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以及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等值翻译”，这些翻译标准都只要求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尽可能地接近原文、近似于原文，却很少考虑到时代背景、翻译目的、读者对象、译者自身特点等文本以外的语境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制约因素，因此只是翻译的理想标准。

随着接受理论的提出，出现了新的翻译观和翻译标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重视并调动读者的主体能动性，作品的文本仅仅是被视作是一系列的符号，通过译者的翻译，读者能够对这些符号进行理解和解读，翻译所产生的效果应该不但能够使译文读者充分地理解、体验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再现原文作者所创造的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意义，而且应该对原文作品进行开拓、补充和再创造，从而使译文作品更为丰富、鲜明，更易于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取得更好的接受效果。受其影响，西方翻译学界出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标准，即在衡量译文优劣时以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为主要评价参数，以等效原则（principle of equivalent effect）为其典型代表。1964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与译语信息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Nida 1964：159160）1969年，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对动态对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信息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Nida 1969：25）。奈达的等效翻译原则是以接受美学中的“读者反应论”（reader’s response）为理论依据，强调文学作品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其文本意义的生成有赖于读者的阅读、反应和自主性理解。因此读者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与文本的作者一起共同参与了文本的创作过程。同样，译文只有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翻译的过程才算是真正完成，对于翻译质量的检验应该参照读者的反应和接受效果。

接受美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读者反应的重视，也体现在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上，赋予了译者更大的自由。译者可以根据其翻译的目的、译文的预期功能以及译文所针对的读者对象等各种因素来决定原文中的哪些内容或成分适于保留，哪些内容或成分需要进行调整或改写。接受美学理论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以文本为中心的标准，翻译研究的视角转向了译者，转向了译本。翻译成为了一个由原文、译文、原文作者、译者、读者所构成的多维互动过程。读者的接受成为了翻译活动的出发点和指归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需求。译者既充当了原文的读者，即接受者，又充当了原文的二度创作者，对原文意义予以阐释。译者作为原文读者在对原文的接受过程中对原文的意义予以了具体化的实现，而又要作为二度创作者力图让译文读者充分领会并接受原文的含义，因此译者应充分调动读者的主体能动性。受此影响，西方翻译理论界出现了以读者为中心和突出译者主体性的思潮。事实上，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翻译标准的多元性，对于不同的文本类型、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读者层次，应该适用不同的翻译标准，译者在翻译时也需要照顾到读者对象的接受能力和审美习惯，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段，以期达到译文在审美和接受效果方面达到与原文的最佳近似或是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