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更加注重结构和质量。短期内，受国内外宏观经济低迷的影响，就业低迷，人口抚养比持续提高，加之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给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平衡带来极大的压力。收入上，一是在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进行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会经历一段痛苦的调整期，落后产业和低端劳动力会被挤出市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那些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企业和个人欠缴甚至断缴社会保险费的现象会大量出现。加之工资收入增速降低，社会保障基金征缴收入增速会下降。二是受经济增速下降的影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而且由于经济运行风险加大，特别是房地产风险的积聚，地方政府的支柱性财税来源朝不保夕，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下降，在财政存量支出结构稳定情况下，财政收入用于社会保障投入的增量部分相对减少且存在变数。支出上，养老保险方面，受待遇刚性增长及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影响，养老金支出规模逐年增加。医疗保险方面，由于就业不景气、收入下降，部分人群的经济状况变差，不仅用于营养改善和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减少，而且应对压力的能力减弱，导致患疾病风险的概率增加。再加上低收入者容易小病不医，患大病的风险随之上升。不仅如此，中等收入者由于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不稳定，也会紧缩包括卫生保健在内的各项开支。这一人群整体上患疾病的概率也会增加。因此，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规模也会上升。失业保险方面，一是由于经济下行、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体容纳和吸收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下降；二是由于政府不再轻易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失业和低就业的状况将持续比以往更长的时间，失业人数的增加与失业周期的延长共同导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综合分析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收支形势，社会保障基金短期内财务平衡的压力会加大。
（二）“未富先老”，加大社会保障压力
如何健全老龄组织机构、加强老年法制建设，使老年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都是我国今后面对的难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得特别快：60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3．26%，65岁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93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1个百分点。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宝库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而且每年还以3．2%的速度增长。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未富先老”。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执笔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和国民健康水平的普通提高，中国仅用了18年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达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美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1万美元。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840美元。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7000美元。据“我国农村老龄问题研究”课题组陈昱阳的报告，农村老年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城市老年人口比重为7．97%，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18．3%。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更低，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2013年》，全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7916．6元，即1000多美元。
据测算，目前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14．9%，到2020年将达到19．3%，到2050年将达到38．6%，而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却在下降。[12]与此相关联的，就是抚养比。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也就是3个人养1个人，到了2020年将下降到2．94∶1，到2050年将下降到1．3∶1。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随之增长，而且养老金待遇是刚性增长的。所以，养老金的支出面临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养老金基金的收支平衡有很大压力。
（三）不断递增的城镇化率，挑战现有社会保障模式
如何适应城镇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保体系未能适应多样化就业模式的发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城镇化率仍会以每年1%的速度上升，每年有1000多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是在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在制度层面覆盖城乡的背景下，制度城乡分割、群体分立、区域分离问题逐步发展成制约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增强。
由此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转移。其次，经过大量的年轻农民进入城市，农村人的基本保障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如何根据总体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解决我国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再次，就业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我国有明显的就业模式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吸纳新的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大量的工人面临着灵活的就业方式，传统的以“单位”为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适应多样化就业模式。
（四）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参保问题亟待解决
制定统一规范的参保政策有一定难度，同时也存在一些忽视甚至逃避社会保险责任的因素。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的对象范围仍然偏窄，只覆盖了国家正规单位的正规就业人员，而一大部分非正规就业者，包括农民工、城镇下岗临时工及其他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利益仍未落实。而目前国家提倡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以致有关部门提出，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将成为今后就业的主渠道。但非正规从业者往往处于“低技能、低收入、高风险”的境地，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法律保护和技能培训等；在正规部门存在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正规部门的正式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存在鸿沟。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呼唤公平统一的社保体制。
（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呼唤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城市，而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空巢家庭增多，传统的土地保障功能面临严峻挑战。据人社部的统计，2015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突破3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32%，农村居民为6．74亿人，按农村老年人口比重18．3%计算，农村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23亿人。也就是说，还有7300万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没有养老金。此外，还存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长期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被征地农民数量急剧增长，形成数千万被征地农民的庞大群体。个别被征地农民因征地、补偿及生活保障等问题而上访或造成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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