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超保护贸易学说

一、理论背景

20世纪30年代是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和萧条的年代，自由放任经济的信条受到批判，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潮风行起来。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各国严重的失业现象的问题上，也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并不能完美地自我调节、自由放任地带来经济复兴与繁荣，并于1936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奠定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阵营中分离出来，他在批判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同时，对重商主义给予肯定、合理的评价，因此，他的理论也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他将重商主义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分歧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商主义的思想从未假定过有什么自行调节趋势，重商主义者关注整个经济体制的设计和管理以及这一体制如何保障经济体系全部资源的最佳利用；其次，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学说具有科学成分。传统贸易理论忽略了国际贸易自动平衡过程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对于一国收入和就业水平可能引起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重商主义主张追求贸易顺差。贸易顺差能带来贵金属，增加顺差国货币供应量，从而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增长，促进国民收入增长。此外，对于国家来说，增加国外投资的唯一的和直接的办法就是保持对外贸易顺差。因此，围绕着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国内各种生产资料在总量上合理配合和充分利用、国家总体实力的增长这些论题，凯恩斯认为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保持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干预。主张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奖出限入，实行超保护贸易政策。

二、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基本内容

凯恩斯学说的基本内容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存在失业和危机的原因与救治危机的方法。

凯恩斯认为危机和失业是由“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人们不愿把所得的钱全部花掉，而总有一部分被储蓄起来。凯恩斯把这种情况称为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规律。“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增加的收入与增加的消费间的比例，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即ΔC/ΔY，ΔC是消费增加量，ΔY为收入的增加量。

投资需求是因为从事商品生产的企业家总担心随着投资的增加，利润率越来越低，影响企业家的利润收入，他将这种情况称为企业家心理上的“资本边际效率”规律。“资本边际效率”是指资本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预期可以得到的利润率。随着投资的增加，借贷资本的数量日益减少，利息率日益高涨。凯恩斯用个人心理上的“灵活偏好”解释这种现象，认为货币具有灵活性，可随时投入有利的用途，而为人们所喜爱，故要它出借，必须给以报酬，利息就是人们放弃“灵活性”的报酬。这样，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灵活偏好”这些心理因素的影响，所以随着投资的增加，预期的利润率降低了，而利息率高涨，使得企业家不愿意继续扩大生产，造成投资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在西方社会中，由于上述心理因素的作用，所以产生了失业危机。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解救危机、提高就业的办法是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使资本家对未来乐观；或降低利息率，使资本家愿意借款来扩大对资本的“有效需求”。他认为只要社会能提供足以保证“充分就业”水平的“有效需求量”，危机就可以避免，失业问题也可以解决。实现上述目的最好的办法是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在考察国际贸易对“有效需求”的作用时，就形成了“超保护贸易”学说。

三、超保护贸易学说

超保护贸易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盛行。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二是国际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三是1929—1933年发生经济大危机。在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前，凯恩斯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中，国外市场争夺激烈。于是凯恩斯改变了立场，反过来批评自由放任说，转而认为保护贸易政策能够保证经济繁荣，扩大就业。他积极提倡“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贸易政策。

凯恩斯认为，古典贸易理论已过时了。首先，古典贸易“理论”的前提条件“充分就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通常存在的是大量失业现象。所以古典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其次，传统贸易理论忽略了国际市场在调节国民经济过程中对一国国民收入和就业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应仔细分析贸易顺差、逆差对国民收入的作用和对就业的影响。

凯恩斯认为，总投资包括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国内投资额由“资本边际收益”和利息率决定，国外投资量则由贸易顺差大小决定，贸易顺差可为一国带来黄金，也可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息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这有利于国内危机的缓和与扩大就业率。贸易逆差会造成黄金外流，使物价下降，招致国内经济趋于萧条和增加失业人数。

因此，凯恩斯积极主张追求贸易顺差，反对贸易逆差。极力提倡国家干预对外贸易活动，运用各种保护措施，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争取贸易顺差。

四、理论的拓展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并没有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但其后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贸易保护理论都是建立在他的就业理论与乘数理论基础上的。

（一）就业理论

一国的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社会商品的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相等的社会总需求）决定的。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不仅存在着摩擦失业、自愿失业，而且存在着非自愿失业，正是有效需求的不足导致了失业的出现，有效需求的不足使经济体系在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就达到了稳定均衡的状态。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条基本心理规律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投资需求则取决于利息率和贸易收支状况。由于消费倾向在短期内十分稳定，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这方面着手。为保护国内就业，国家应对对外贸易进行干预，增加公共投资和政府开支，保持贸易顺差，以促进就业和产出的增加。

（二）对外贸易乘数原理

在国内投资乘数原理的基础上，经凯恩斯主义者的补充和发展，形成了对外贸易乘数原理，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汉森、萨缪尔逊和英国的哈罗德，他们把凯恩斯“就业理论”基本原理应用到研究对外贸易与国内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他们认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有增加国民收入的作用；一国的进口，则与国内储蓄一样，有减少国民收入的作用。当商品劳务出口时，从国外得到的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这必然引起其他产业部门生产增加，就业增多，收入增加。如此反复下去，收入增加量将为出口增加量的若干倍。当商品劳务进口时，必须向国外支付货币，于是收入减少，消费跟着减少，跟储蓄一样，成为国民收入中的漏洞。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当贸易出超或国际收支为顺差时，对外贸易才能增加一国就业量，提高一国国民收入量。此时，国民收入增加量将大于贸易顺差的增加量，并为后者的若干倍，这就是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含义。可以用公式表达为：设y代表国民收入的增加额，K代表乘数，C代表边际消费倾向，I代表国内投资，X代表出口，M代表进口，则计算对外贸易顺差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倍数的公式为：

可见，贸易顺差越大，国民收入的增加额就越大，解决失业和危机问题的作用也就越大。一个国家通过贸易顺差所得到的好处与贸易顺差量成正比。由此出发，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推行“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为超保护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超保护贸易理论的特点

超保护贸易理论相对于幼稚工业保护论有以下不同的特点：

（一）保护的目的不同

以李斯特为代表的传统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发展本国的生产力，而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目的则是争取外贸顺差，解决工人失业问题。

（二）保护对象不同

以李斯特为代表的传统保护贸易政策的保护对象主要是经济落后国家的幼稚工业，而超保护贸易政策的保护对象则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夕阳工业。

（三）保护手段不同

以李斯特为代表的传统保护贸易政策的保护手段主要是关税措施，而超保护贸易政策的保护手段不仅包括关税措施，还包括各式各样的非关税壁垒措施。

（四）保护的策略不同

以李斯特为代表的传统保护贸易政策以防御性地限制进口为主，而超保护贸易政策不仅采取防御措施，还经常以政府补贴和商品倾销等手段主动向别国市场进攻。

六、超保护贸易理论的评价

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理论，对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凯恩斯由此奠定了其作为西方经济学界一代名师的不可动摇之地位。此外，超保护贸易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值得引起重视，如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揭示了贸易量与一国宏观经济以及各主要变量（如投资、储蓄等）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某些内在的规律性。

同其他理论相比，凯恩斯的超保护贸易理论更侧重政策方面，即理论的实用性。该理论是代表垄断资本主义利益的贸易理论，在政策取向上是不择手段地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该理论没有考虑到国家之间贸易政策的连锁反应，当本国奖出限入政策遭到贸易伙伴国报复时，其经济与贸易的负面效应会更严重。超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国家财政赤字增加，导致通货膨胀，使外汇积累过多，于是本币就会相对减少，进而升值，不利于本国的商品出口，而同超保护贸易理论追求贸易顺差的初衷相悖。

美国的“新重商主义”值得关注

事实上，时隔汉密尔顿“工业立国”219年后的当代，美国在经历了以邻为壑、自由贸易、公平贸易之后，又重新开始了“新重商主义”。“新重商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美国贸易逆差的产生和不断膨胀，在美国出现的一种在经济上鼓吹政府干预贸易以追求贸易逆差的削减，在政治上利用贸易逆差作借口和贸易政策作武器，打压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一种思潮。这种政策后果是不衡量对外贸易对整个国家带来的国民福利，只算计对外贸易对某些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损失。这些特殊利益通过院外活动直接影响国会和政府的政治生态。

美国的“新重商主义”有两次高潮，均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动轨迹一致。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矛头指向当时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日本。主要措施包括逼迫日元升值，制造贸易摩擦，施压日本对美国开放市场，要求日本增加政府支出刺激国内需求，而“广场协议”是其顶峰。但随着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衰退而慢慢收敛。

第二次始于20世纪的最后两年，进入21世纪后逐步升级，主要矛头指向对美贸易顺差增长较快的中国。以施压人民币升值和滥用反倾销武器为突出表现。在对外交涉中，其典型的说辞有两种：

一种是贸易逆差提高了美国的失业率。“新重商主义”的代表布坎南的分析结论称美国的贸易逆差每增加100亿美元，美国就会有2万产业工人失业。通过对美国贸易逆差变动和失业率变动比较分析发现，从1994—2009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与失业率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关系。而我们发现，在列入考察的30个年份里，无论从整体研究，还是从个案考察， 30年间贸易逆差和失业率变动的相关系数仅有0.115，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与美国的就业状况变动没有必然的联系。

另一种是不公平贸易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在此思维的引导下，美国政府采取政治的、外交的和经济的手段对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和市场施压，打开美国商品的出口通道，特别是力图通过汇率手段解决其贸易逆差问题。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欧盟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结论。欧盟对外实行统一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且实行统一关税。美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整体上是逆差，对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英国、奥地利、芬兰、瑞典、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马耳地等国家也是逆差。但是，美国对与上述国家实行同一对外经贸政策的荷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塞浦路斯等国家却是保持顺差。

由此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主要取决于美国产业结构及其对应的竞争力结构。事实上美国的全球竞争力，近年来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全美第三产业占比高达78%，美国的竞争力结构已由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上，直接体现在美国的服务贸易从1976年开始一直呈现顺差状态。

反过来，倒是美国的许多歧视性贸易政策，限制了中国扩大从美国进口的努力，是产生美中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2007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加强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管理的新规定，包括飞机及飞机零件、航空电子、惯性制度导航系统、激光、水底摄影机、推进器系统和个别电讯仪器等31类新增产品出口中国需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这些规定直接导致中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从2001年美国占18.3%，到2006年已降低至9.1%，而到了2008年美国仅占到7%。出口管制是美国冷战时期出台的一项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继续实施政策既严重影响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是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战略出现重大调整，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成了主流思想。奥巴马政府不断向外界发出信号，说美国不会继续当全球最后的消费国和进口国。最明确的表态来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2009年8月22日，他说美国必须从消费型经济转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从依赖金融活动转向发展实业。2010年1月28日，奥巴马在国会发表其任内首份国情咨文时承诺，要在5年内使美国的货物出口量增长1倍。

美国经济战略的这一重大转变，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从货币政策上看，美元谨慎贬值提升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从产业政策上看，通过“绿色新政”和“智慧地球”，打造新型制造业，形成出口新增长点；从贸易政策上看，贸易保护措施将被频繁动用。为此，萨默斯等甚至表示，中国将无法保持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美国打算向中国靠拢。世界经济无法让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或者说一个半同时采取中国的增长模式。对此国策之变，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是选择性失语。

（资料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100205/1728737782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