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幕后到台前

2015年7月7日，市政协召开十四届十七次常委会议，专题协商“主动接轨参与国家战略，加快建设港口经济圈”若干问题。作为五个子课题之一，我代表市工商联课题组作了《关于做大做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提升港口经济圈贸易能级的建议》的大会发言，指出了我市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建设中存在政策扶持力度不强、统筹整合水平较低、发展要素支撑乏力和高端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加强政策扶持、改善营商环境，做好整合文章、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要素支撑、破解发展难题，发展高端服务、降低运营成本等对策建议。

第二天，7月8日下午，市委统战部民主协商会议厅，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刘奇同志等领导召开市委民主协商会，听取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对市委即将出台的《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决定》的意见和建议。我代表市工商联参加会议并发言。我建议，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培育壮大社会组织，使之成为平等的、有话语权的治理主体。在会议上，我形象地介绍了在前期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的当前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四个自、六个一”现象，即有的社会组织活动自娱自乐、经费自给自足、效能自吹自擂、结果自生自灭，也有的社会组织租了一间办公室、挂了一块破牌子、聘了一位老同志、收了一点会费、出了一份简报、年底备了一餐饭。刘奇书记在最后的总结中对此作了积极的回应。这是我作为市工商联一员对宁波市最高领导的一次面对面建言。

类似的议政协商会，仅这个月我就参加了四次。在宁波市参政议政的平台上，我代表工商联，从幕后走到台前，26年不曾止步。

罗龙利委员在宁波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小组讨论中发言

我自1990年到市工商联工作至今一直从事调查研究、参政议政工作。不同的是，前十多年在幕后搞调研、写材料，后九年走到前台去参政。

我刚调到市工商联时，正值省、市“两会”召开在即，陈春芳副主委时任省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常委，都有发言材料要准备，当时的话题是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推动企业“双增双节”。所谓“双增双节”，就是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我在企业里是画图纸搞设计的技术员，到机关里写材料，不熟悉机关的文风，压力很大。陈副主委看出了我的焦躁，耐心地指导我，手把手帮我处理材料、分析观点，直到最后的文字定稿。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到工商联后的第一份调研材料。

之后半年多，我跟着时任咨询调研处处长李文祥走访会员企业，给会员工作处的《宁波市场信息》和《会员工作通讯》等写一些零星的小稿子。199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整工商联职能的15号文件，我有幸被列入市委落实15号文件调研组，起草给市委的专题报告。当时我写的是第一部分——我市个体私营企业的基本情况。那时我市的个体私营经济可谓规模小、数量少、地位低，要找几位代表人士到工商联作政治安排，也非常困难。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调研主题一直是个体私营经济，一写就是20多年。

1992年底，市工商联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新一代个私企业人士第一次进入市工商联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转年，在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九位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个私企业人士被安排为市政协委员。会前受领导指派，我为新任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常委、宁波新联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宰成撰写大会发言，题目是“改革开放政策给私营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这篇发言稿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他的感受，认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全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时汇报了自己企业的情况，感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私营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第二部分是建议，建议大力宣传党对发展个私经济的方针政策，要求市政府出台鼓励支持个私经济发展的意见，加强对个私经济的领导。1993年5月8日，吴宰成首次以私营企业主委员身份登上市政协大会发言的舞台，倾诉肺腑之言。

1990年代初，各地的车站码头都设有税务检查站，小商小贩进的小件货物以及私营企业带出去的少量样品，都要被追查，一旦发现无发票或货票不符，就要扣住货物，补税罚款后才能放行。有时补罚税额甚至超过了货值本身。企业主见到税务检查人员像老鼠见猫一样。为此，我代表市工商联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了《关于要求撤销车站码头税务检查站的建议》，立即被采纳。不久，我市在全省率先撤销了车站码头的税务检查站。

我因两篇文章引起了时任市政协主席叶承垣的关注。一篇是1994年12月30日我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上发表的《周信芳从艺纪事》，一篇是1995年市工商联与市政协经科委联合开展的《关于对宁波城区工业企业搬迁改造工作的建议》专题调研。当时正值城区企业大规模外迁，有的企业在搬迁过程中光“腾笼”不“换业”，我对这种脱“湿布衫”、吃“子孙饭”的做法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叶主席连夸这两篇文章好，从此对我关注有加。

此后几年，随着国有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转制改造，宁波民营企业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各级党政部门对民营经济作出了政治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地位、事业上有作为、经济上有实惠的号召，宁波民营经济进入大发展大提高阶段，做民营经济调研工作也很有地位。1998年，市工商联开展了“关于我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提出了成立市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工作协调小组、出台进一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新政策、制定出台《宁波市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建立私营企业贷款担保机构等建议，受到时任宁波市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1999年是宁波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那年，宁波市首次成立了由副市长任组长的市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工作协调小组；首次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了市委〔1999〕19号《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意见》，32个部门出台了实施办法；首次颁布了地方性法规《宁波市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是继广州之后全国第二个制定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的城市。市工商联全程参与了政策的调研制定。这些组织机构、政策措施、地方法规的面世，极大地推动了我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民营经济总量上规模、结构上层次、质量上水平、实力上台阶。

2000年，我任市工商联调研咨询部副部长并主持工作。那时，陈豹年会长兼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商联以及参与政协大会发言和集体提案的选题都是由我自己谋划、自己调研。在选题上，我始终抓住民营经济这一大主题，结合当时的形势再细化选题，既体现工商联界别特色，又紧扣当时的形势，颇受好评。如盛静生委员的《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的建议》、王红光委员的《加快私营企业“走出去”的建议》和《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建议》、吴友水委员的《加快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建议》等发言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很多发言获市主要领导批示。

2006年11月，我有幸担任市工商联副会长，翌年5月任十三届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从此我的调研参政生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走进了市委民主协商会，登上了市政协发言的主席台。近十年来，很多协商和发言场景历历在目，其间为调研选题而苦想、为协商建言而深思、为建议被采纳而兴奋的情形更是难以忘怀。

市委民主协商会是我市最高层次的协商活动。作为市工商联党外专职副主席，我每年都有三四次机会参加协商会，巴音朝鲁书记、毛光烈市长、王辉忠书记、刘奇书记等都曾面对面地听取我们的意见。每次协商会前，我们都会认真地收集广大民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把一些会员企业反映强烈又带有共性的问题带到协商会上。由于我们的建议接地气，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非常重视。

2008年，《劳动合同法》刚施行，我市民营企业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按照法律规定，企业与员工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当时，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微薄，一下子这样大幅度地增加社保费用，很多企业吃不消；另一方面，由于社保还不能跨地区转移，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不愿参保。为此我们建议，我市应出台一个外来务工人员不用缴费、由企业缴纳标准较低的综合保险的过渡政策。这一建议被采纳，于是我市出台了外来务工人员综合保险这一过渡性办法。最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政策的完善，社会保险已经全面并轨。

2012年下半年，我在江北区下乡时发现，一些城乡接合部非法拆解废旧电器的情况非常严重。废旧电器堆积如山，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拆解，更有甚者用露天焚烧的办法来获取金属材料，附近村民怨声载道。在一次协商会上，我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出示了暗访时拍下的照片，市主要领导当即要走了这些照片。一个月以后，我再去暗访时情况大为改观。

2013年，我在调研时，有民营企业反映招标保证金方面的问题。一是保证金规模大，是项目估算价的2%，并要足额实缴，这占压了企业原本就十分紧张的流动资金。二是保证金存到指定银行账户，不支付利息，对企业来说不公平，增加财务成本，对招投标中心来说又容易产生腐败风险。为此我建议，一是对企业的投标保证金可以采用保函的形式，减少对投标企业现金的占压；二是对缴纳的保证金要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对此，时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暨军民高度重视，当年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这些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事关群众利益，事关民营企业发展，事关城市文明进步。当这些建议被采纳，或转化为政策，或转变为具体改进措施，作为工商联的一员，我深受鼓舞，并勉励自己在参政议政的道路上用心如一、锲而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