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下的消费者理论

4.1.1　循环经济下与消费者相关的理论阐述

从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考虑，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先导和转换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通过选择机制反馈到生产环节，不仅成为微观企业行为决策的支点，而且构成一国宏观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动力源。因此，消费者作为关键主体之一，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循环经济下的消费者相关理论包括公共物品理论、消费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理论和代际分配理论，下面分别对之进行阐述。

1.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是指任何个人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减少的产品。与私人物品相比，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消费特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不会因消费人数的增加而引起生产成本上升，即消费者人数增加所带来的社会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产品一旦提供，就不能排除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免费享受它所带来的利益。这两种特征使得公共品在被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公地悲剧”，造成“过度使用”和“搭便车”的现象。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充分考虑自然系统的可持续性。资源环境有很强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为非排他性、无偿性、强制性和不可分割性等特征。虽然它的生产包含着失去生产其他产品的机会成本，但对其进行消费却没有机会成本。在许多情况下，个人不论付钱与否都可以对其进行消费，诸如空气、阳光等物品，因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正是由于这些公共资源存在上述特性，往往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进而出现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等不良现象。因此，在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时，政府应充分认识到环境的公共物品特征，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上的作用，大力支持甚至提供具有较强公共品特征的循环经济技术、设施、平台建设等。

2.消费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理论

政府之所以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是因为其涉及外部性问题。福利经济学认为，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或消费会带来一种无法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成本或收益，就会产生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须补偿的收益的情形（萨缪尔森、诺德豪斯，1999）。从理论上说，外部性问题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它既包括个人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情形，也包括个人的活动成本由社会来承担的情形。前者被称为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性，后者被称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外部性是伴随着生产或消费活动而产生的，所以环境经济学把外部性分为生产或消费的外部经济性与生产或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钱易等，2000）。

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也称负外部性），是指个人或集体的消费行为对他人或社会、环境产生危害而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1）消费、使用危害他人健康的产品；（2）消费、使用或处置产品时损坏环境、耗费过多的资源；（3）消费包装过度、产品标准过高或使用寿命过短的产品而造成资源的浪费；（4）使用、消费来自濒危物种或可能恶化环境的材料加工的产品；（5）上述消费行为通过与相应的生产活动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加剧资源环境问题；（6）一国消费行为对其他国家的环境产生影响。

鉴于上述种种消费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要求消费者承担责任，实质上就是要求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环境成本，把相应的环境成本纳入其消费成本，使其外溢的环境成本被内部消化。也就是说，消费者应当为此支付除产品本身价格外的额外成本。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看，造成外部不经济性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消费者，更包括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等，因此，从产品中获益的主体都应当承担产品回收利用所增加的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外部性内部化的理论似乎可以转化为收益者负担理论（王干，2006）。

3.代际分配理论

市场机制中的“经济人”假设认为，处于经济行为中的经济个体在做任何决策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假设的前提是所有决策人都能获取每一项决策所必需的全部信息，而现实经济个体不能保证在做每个决策时都拥有完全的信息，因此不可能作出完全理性的决策。此外，即使所有经济个体都理性地作出决策，但这种决策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并非总是最优的，从而出现“合成谬误”。即使在市场中每个人都理性地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可以部分地将外部效应内在化进而减少外部性，但是资源环境不仅需要在当代人之间进行配置，而且需要延伸到代际进行配置。

资源的代际配置以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对之可采用一定的贴现率进行分析和计算。虽然从理论上说，市场机制可以按照消费者的偏好对不同时期的资源进行配置，但事实上其有效性却依赖于一系列在现实中不可能成立的前提条件，并要求经济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市场失灵。

莱斯特·布朗（Brown，1984）曾指出：“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儿孙的地球。”循环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必然要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而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并不存在调节现在和未来利益关系的机制，为此在自然资源代际分配中必然会出现市场失灵，阻碍循环经济的发展。事实上，由于社会和市场（私人）的时间偏好率不可能一致，同时未来可变因素很多，造成了代际之间没有准确的贴现率，当代人更为注重当代人的福利，最终导致过多的资源被用于现期消费，从而影响资源的未来储备规模和后代人的福利水平。

上述三种理论分别从资源环境消费的公共物品属性、负外部性及代际合理分配角度着手，对研究循环经济具有重要启示。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首先要认识到资源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不仅需要充分供给，更需要政府合理约束，因为若缺乏约束机制，就会造成资源无节制地滥用。消费的负外部性理论的涉及范围更为广泛，除了反对过度消费，更侧重于提倡绿色消费。代际分配理论则是上述两种理论的纵向延伸，通过引入可持续消费理念，努力实现资源在代际的合理配置，追求代际和谐。

由此可知，循环经济条件下必须强调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由此导致的消费者选择是一种综合考虑环境影响、资源效率和消费者权利的消费模式。具体而言，从消费对象来看，要求消费者选择的是未被污染或有益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从消费过程来看，强调节约资源、注重环保、注重生态平衡及其良性循环；从消费结果看，本着自然、健康的原则，对自己有益，对他人无害，同时对环境不会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实现可持续消费。此外，观察现行的循环经济下的消费模式的一些特征，不难发现其消费主体大多数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年群体，他们具有如下特征：（1）是引导消费潮流的“意见领导者”；（2）重视与他人之间的口头交流；（3）愿意尝试新产品却不是冲动消费者；（4）对价格很敏感，但是消费比较理性，愿意付出更多的价格进行绿色消费；（5）倾向于接受电视媒体的广告宣传，愿意接受带有绿色信息的广告。

4.1.2　循环经济下的消费者行为分析

1.传统经济下的消费者行为

效用在本质上是客体满足主体欲望的程度。在传统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的行为目标是物质效用极大化，其中效用的客体是商品。假设消费者消费的两种产品数量分别为Q1、Q2，其价格分别为P1、P2，消费者收入为I，可将消费者的选择行为转化为如下经济学问题：消费者的目标函数为max U0＝U0（Q1，Q2），约束条件是s.t.P1Q1＋P2Q2＝I。进一步地，可通过求解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极大化问题得到消费者在两种商品上的消费选择。

不过，上述目标函数极大化问题的求解在如下两个方面值得反思：其一，上述设定忽视了生态环境因素，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却能提升消费者的福利和效用水平；其二，消费者自身的消费行为所造成的负外部性难以通过效用函数体现出来，这种负外部性表现为消费者的消费活动在给自身带来便利的同时，却没有承担废弃物的处理成本，而把这种成本转嫁给社会或他人。

2.循环经济下的消费者行为

传统效用理论只是一种物质效用理论，忽视了生态环境对人类效用水平的影响，因此无法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然而，在人类历史中，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关的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在不断发生变化，生态环境逐渐从相对过剩演变为越来越稀缺的要素。在逐渐感受到生态环境稀缺性的同时，人类的效用偏好也在发生变化。一句话，在循环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的行为目标是生态效用极大化。因此，构建生态效用极大化理论，探析人类消费选择中的理性权衡，才能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微观基础。

新的效用函数是由改变后的偏好决定的，循环经济下的消费者偏好源于绿色需求。这种需求建立在较强的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的基础上，基于人们的生态道德观和社会责任感而产生。新型消费方式要求尽可能消费绿色产品，并自觉承担生活垃圾成本。在新型消费方式下，人们在追求效用极大化的过程中，逐步由单纯地追求商品数量“多多益善”转向商品数量与功能并重，效用评价依据由单纯的数量满足转化为数量满足与功能满足的统一。在此可将效用函数写成U＝U（Q1，Q2），其中Q1表示生态型商品1的消费数量，Q2表示生态型商品2的消费数量。在这里，消费者消费的两种“商品”分别为生态型商品1和生态型商品2。虽然效用函数中的效用大小仍然与两种商品的消费数量相关，但生态型商品1和生态型商品2的数量中已经包含了环保之功能因素。一般而言，生态型商品价格要高于传统商品价格，但由于功能更多，在得到同等效用的同时，对生态型商品的消费量要少于传统商品消费量。这表明，增加产品的环保功能可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一方面减少资源使用量，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可维持不变。这样就可以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

一旦向消费者征收相关环保税费（本质上是将消费负外部性内部化），将会引发两种效应：一是通过征收消费税使预算减少，二是通过向消费者收取废弃物处理费，使消费者消费行为的事后总支出增加。支出增加和预算减少在一定意义上是等价的。于是，将新的预算由I改写成（I－T），其中T表示消费税和废弃物处理费，相关收入可用于环境治理、回收处理废弃物等方面。

综合上述讨论，可将消费者在循环经济条件下的选择行为转化为如下经济学问题：消费者的目标函数为max U＝U（Q1，Q2），约束条件是s.t.P1Q1＋P2Q2＝I－T。进一步地，可通过求解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极大化问题，得到消费者在循环经济条件下的消费选择。

3.消费者推行循环经济的动因分析

在整个生产消费链中，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以下从主动、被动、跟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消费者追求循环经济的动因。

（1）主动方面。传统工业化模式产生的环境生态问题严重影响人类日常消费活动。比如在农业中，生物化学技术的过度使用及食品加工过程中的不当技术运用会带来食品安全问题；又如家用电器的生产和制造过程非环保标准产生的耗能、辐射问题等。这些问题直接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降低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优质的生态环境已成为现实迫切的需求，当这种需求转化为有效的产品需求时，这种消费活动就成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此外，消费者自身环保意识的增强也有助于发展循环经济。

（2）被动方面。政府、生活社区等的约束与惩罚机制使得消费者自觉地追求生态消费，包括配合环境税的征收、排污收费、罚金以及押金制度等。

（3）跟从方面。社区先进群体的生态消费观念与行为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消费者，从而形成学习效仿的良好风气。

4.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消费行为的比较分析

传统经济模式中的消费者决策依据是预算约束下的物质效用极大化，其目标是通过在不同的商品组合之间进行比较、选择，寻求消费者的效用。这种决策过程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尤其是不考虑消费的负外部性，一旦把环境成本纳入消费决策范围，消费者行为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循环经济假定经济主体能够节约资源，通过资源循环使用和再生利用，减少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使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最小化。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中的消费者行为的区别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循环经济中的消费决策约束条件与传统条件有所不同，在预算约束和环境约束两种条件下，决策目标不再是单一的物质效用最大化，而是考虑因消费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会减少总体效用。

（2）预算约束和环境约束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消费的外部性会改变原有预算约束下的实际效用。

（3）对环境影响的考量实际上显示出循环经济中消费者的偏好。即使环境约束不改变预算约束，消费者会感觉到不适的消费活动会减少其生态效用，从而改变消费决策，寻求更符合其生态偏好的消费。

综上所述，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要求走出传统工业经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误区，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同时，循环经济观要求通过税收、排污收费等手段，把环境成本纳入消费决策范围。因此，传统的消费模式是基于产品经济导向的消费，会产生大量的负外部性，而循环经济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决策考察范畴，讲究的是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