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经济总是带来外部成本对吗

“外部性”的含义

一般均衡理论阐述了一个重要道理：经济主体或各个市场之间会发生相互影响或相互冲突。这就是说，一个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会构成所有其他经济主体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或约束环境，每个人都面对一定的价格体系来进行选择，采取行动，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通过供求和价格变动而产生的。但是，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另外一种相互影响，即不通过影响价格和供求而直接影响他人的经济利益或经济环境，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性或外部影响（externality）。一般认为，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在自己的活动中给其他经济主体带来利益或产生危害，而该经济主体又没有因为这种利益或危害而得到报酬或支付赔偿。例如：果园附近的养蜂场在酿蜜的过程中传播了花粉使果园获得丰收，工厂将没有处理过的污水直接排入江河而影响了河边的居民。外部性可分为两类：积极的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又称外部经济；消极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又称外部不经济。积极的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行为使别人受益，但受益者无须为受益花费代价，如前面举的第一个例子。消极的外部性指经济主体的行为使别人受害，但无须为别人支付赔偿或代价，如前面第二个例子。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消费活动还是生产活动都有可能产生外部性。

由于外部性没有得到市场的承认，当事者无须对消极外部性承担损失，也无法从积极的外部性中获得收益，这样，该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就和社会收益、社会成本不一致。这样，对于企业或私人来说是最优的决策，对社会就不一定是最优决策，从而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失效。因此，外部性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历史上，人们对外部性理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外部性理论的演进

外部性问题的提出是和历史上对政府作用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由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认为，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社会利益（而这种促进并非出于他的本意），因此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只有当人们需要某些公共物品，而这些物品对私人企业来说又无利可图时，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就是为市场的良好运行创造条件。到了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对上述关于政府作用的观点产生了怀疑。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87）一书中已说到由于今天称之为外部性的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经济活动中个人成本、个人收益和社会成本、社会收益不一致的问题，认为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权利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他对社会贡献的等价物。他举了灯塔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某人从个人利益出发建造了一个灯塔，由于灯塔这种物品的特性，其他人可以不付费就享受服务。同样，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负担由于他人行为所产生的不能得到补偿的额外的货币或精神成本。他认为，要解决经济中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干预。

西奇威克虽然认识到了外部性问题的实质，但他并没有用“外部性”或“外部经济”这样的词语。一般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首先使用了“外部经济”这样一个词。他在其巨著《经济学原理》中，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用于分析个别厂商和行业的经济运行。所谓“外部经济”，是指一个厂商的产量扩展决定于一个部门的发展状况和部门环境的一般进步状况。但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出现“外部不经济”这样的词，因此，他所说的外部经济还是有别于当代经济学家在研究市场失灵时所用的“外部经济”。

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外部性理论。他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补充了“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这一对概念，并以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边际私人净产值和边际社会净产值作为分析工具，奠定了外部性理论的基础。

1928年，阿林·A·杨格（Allyn Abbott Young，1876—1929）发表了他的经典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进一步发展了由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思想并形成了动态外部性理论。所谓动态外部经济，是指产业增长所产生的劳动分工的扩大，从事专门活动厂商（即一部分厂商专门从事为其他厂商开发资本设备或为之服务的工作）的出现。该理论后来发展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平衡增长”学说和“联系效应”学说。

1931年，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892—1970）在其论文《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中区分了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货币外部性是指由于价格体系作用引起的外部性，例如，消费者增加对某一物品的需求从而导致该物品价格的上涨，对其他消费者产生了影响。当时经济学家对货币外部性进行了一场争论，最后基本形成一致意见：货币外部性不影响市场对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与福利经济学无关。因此，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外部性是指技术外部性，即在本节开头时定义的外部性。

二战后，对外部性的研究日渐纷繁复杂，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向。（1）遵循庇古的研究思路，继续研究消极外部性，如埃兹拉·米香（Ezra Mishan，1917—　）对交通拥挤问题的研究，还有英国经济学家鲍莫尔（W．J．Baumol）对环境经济的研究。（2）针对外部不经济问题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主要有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明晰产权的思路，以及由詹姆斯·E·米德（James Edward Meade）提出的，而后又被肯尼思·J·阿罗进一步发展了的另一种方式，即认为外部性的存在内在地等同于竞争性市场的缺乏。（3）沿着马歇尔尤其是杨格关于规模经济（动态的外部经济）的思路进行发展。1970年，齐普曼（J．S．Chipman，1926—　）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规模的外在经济与竞争均衡》一文，再次继承了这一思路。1986年，保罗·罗默（Paul Romer）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外部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在《货币经济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当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对外部性的策略

由于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损害了社会福利，因此对外部性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解决方案使外部性能够内化，从而恢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

根据外部性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私人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成本、社会收益不一致），以庇古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当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时，由政府出面向私人或企业收税，其税额为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额；反之，则由政府给予补贴。这就是“庇古税”方案。

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弗兰克·H·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1885—1972）在他的论文《对社会成本阐述的谬误》中对庇古用税收或补贴来纠正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认为，庇古所证明的市场机制的失灵实际上仅仅意味着政府建立和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失败。他重新阐述了新古典的观点——完全竞争的社会机制将产生资源的有效配置。

1960年，罗纳德·科斯发表了他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新思路：如果产权是明确定义的，并且协商成本为零或很小，那么在有外部性的市场上，交易双方总能通过协商达到某一种帕累托最优配置，不管初始产权归哪一方。科斯定理表明，即使是在有外部性的市场上，无需政府干预也有可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关于外部性的对策还有其他一些观点。提出新经济史学说的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等人认为，制度本身可以内部化外部性问题。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使“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1]。同时，他们还指出：市场进化和生产力提高的历史，也就是一个外部性被制度不断内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