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和桑巴特

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甚多，除上述施穆勒，著名的还有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Heinrich Gotthelf Wagner，1835—1917），路德维希·布伦坦诺（Ludwig Joseph Brentano，1844—1931）和威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等。现在把瓦格纳和桑巴特的有关理论说明一下。

瓦格纳定律

瓦格纳原来学习法律，后来研究经济、财政与统计，当过教授，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后来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是“讲坛社会主义者”重要成员，积极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在货币信用方面也有一定研究，但他在财政学建设方面贡献最大。传统上财政学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瓦格纳使财政学独立成了一门学科，从而被公认为是近代财政学的创始人。他的四大卷《财政学》可说是独立的财政学的开山之作。他不但把亚当·斯密的赋税四原则^[13]加以扩大，并首次主张以赋税作为对财富与收入进行再分配，降低贫富差距的工具。他认为，从社会政策的观点来看，不是每个国民都应纳税，收入低者应当免税，或者轻税，对于收入和财富多的国民，应当实行累进税，不应简单地采用比例税制。在现代，把赋税看作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已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原则。

瓦格纳还有一观点更为著名，后来被称为“瓦格纳公共活动递增定律”（“公共”一词有时也用“国家”代替），简称“瓦格纳定律”。它指国家活动或公共活动有愈来愈扩大的趋势，因而公共经费也会越来越大。瓦格纳指出，工业化经济必然伴随公共经费在国民总产值中份额的日益增大，原因有三：第一，随着社会发展，行政管理、法律、公安费用以及调节经济活动费用会相对增加；第二，国家提供文化和福利活动的需求收入弹性将大于1，即收入提高会使对这些服务的需求以更大的比例增加；第三，经济发展使工业垄断增加，这就需要国家予以控制。对此“定律”，后来也有人（如布坎南）表示怀疑和否定，但大多数人认为，公共经费扩大是一个经常的趋势，因而成为现代财政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理论^[14]。

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精神

桑巴特原先学法律，后又学习经济学、历史与哲学，曾受教于施穆勒与瓦格纳。曾在多个大学任教，主要著作为三卷本《现代资本主义》（1861—1927），该书把资本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所谓早期资本主义、全盛时期资本主义和后期资本主义。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但他在该书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却值得重视。

桑巴特提出，“资本主义是由欧洲精神的深处发生出来的”。这里所谓欧洲精神，就是“资本主义精神”。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他说：“我们对于那由企业家精神和市民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15]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精神和市民精神统一组成的。桑巴特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集中表现为“征服和营利”。在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为了满足需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家活动是为了获得利润。这种企业家精神在宗教上导致思想解放，在科学中导致阐述世界真相，在技术中导致发明创造，在地理上导致发现新的航路和大陆，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追求物质利益。这种精神打破了封建手工业时代人们那种安逸自足、不求上进的精神状态，把人们都驱入营利经济的漩涡中。一句话，企业家精神就是为追求利润而拼搏和竞争的精神。“市民精神”是什么呢？桑巴特认为，市民精神首先表现为遵守契约，把对契约的忠诚当作一种最主要的社会道德。同时，“市民精神”还表现为正确的计算和冷静思考与选择。这里，桑巴特提出市民精神首先表现为人们把从前讲爱情、讲血统的观念转变为讲信用、讲合同即遵守契约，这就如实反映了从封建宗法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变而引起的人们观念转变的真实情况。桑巴特认为，这种“市民精神”会给新时代的经济生活以安定的秩序，弥补企业家精神对旧关系的冲击造成的震荡。他还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摆脱了以往宗教和道德的拘束，确立了一种新的道德原则，即“一种行动如果保证一种编制良好的资本主义经营，便视为道德良好的”^[16]。

桑巴特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应当认为，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创造了资本主义精神。古希腊和中世纪不可能产生企业家精神和市民精神，因为这些精神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然而，在桑巴特的论述中，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却是真实的，反映了这种精神的实质。另外，桑巴特的论述也讲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必须破除起阻碍作用的过时观念，建立起一种与新制度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用现在中国流行的一句话说，叫作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