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三北商帮的奉献意识和社会责任

一、近现代三北商帮和助办教育

（一）创办锦堂学校

锦堂学校位于慈北东山头，是爱国侨商吴锦堂独资创办的全国著名学校。作为晚清时期旅日巨商，吴锦堂对日本明治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并且高薪聘用大批外国教师，在短期内迅速培养出本国人才的做法非常赞赏，他还受到梁启超、张謇等近代著名教育家的影响。因此，吴锦堂热心教育兴国，于1909年创办建成规模庞大的锦堂学校。

锦堂学校初办时为七年制两等小学堂，其营建规模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整个校舍占地50余亩，有口字形2层楼房1座计104间，杂用平屋19间，并辟操场、花园。口字形主楼之北与小山之间是一个人工水池，山后一大片桑园，楼前也是桑园。整个校园一面靠山，三面绕着新开小河。学校于1909年农历元月正式开学。当时学校学额定为360人。第一年招初等生40人，高等生80人。据《锦堂国民兼高等小学校改订章程》第三章第十二节关于学科及科目的规定：高等小学设12门学科，有修身、经学、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图书、手工、歌乐、体操；初等国民教育设8门学科，有修身、经学、国文、算术、图书、手工、歌乐、体操。体现了德智体美并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并重和体脑并重的教育思想。到第二年（1910），吴锦堂根据发展实业的急需，学校又增挂初等实业学校校名，栽桑30余亩，以蚕业为本科，附设初等4年级简易科，首届收本科学生21名，简易科学生107名，还为附近农村办起了3个月为一期的短期蚕桑训练班。这一期间，吴锦堂用在建设校舍、购置教学设备上的费用，共计6.527万银圆。为保证学校日后的经常教学经费，又捐资购买海地1200亩，捐浙江铁路优先股单200股，共计6.6万银圆，两项合计捐13.127万银圆。同时又多次奏明朝廷：学校的一切动产不动产永远归学校所有，吴氏子孙后代均不得借故干预。

1911年锦堂学校改为锦堂农业中学堂。锦堂农业中学堂学制为预科2年、本科3年，设农本科、蚕本科2个专业，学校招生规模定为320名。第一年招4个班共129人。学校从全国各地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任职，阵容庞大，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农科专业人才。这时学校规模进一步发展，在《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中开列的设备有：备堂10间、自修室11间、寝室33间、职教员室18间、食堂6间，还有其他用房67间。学校另有农事实验场、桑园约76亩。因学校升格的需要，吴锦堂把他在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二优先股的一半，即1000股，计本银5万银圆捐给学校，以增加学校的办学基金，另外又拨给开办费2万银圆，这样，吴锦堂投在学校办学上的资金，累计达到27万银圆之巨。

在清末民初之际，锦堂学校的规模处于浙江及全国领先水平，浙江巡抚增韫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就称锦堂学校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规模之大、资金之充足在当时确为罕见”。

（二）筹办四明大学

创办四明大学之议的发起人是上海商界领袖三北人虞洽卿，1931年7月19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短消息，题目是“虞洽卿发起创办四明大学”。四明大学初步拟定设工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募集经费300万元。

四明大学创办的最初动议，源于1931年7月11日上海各团体举行“虞洽卿先生莅沪50周年纪念大会”上虞洽卿的一次讲话。他说：“凡乡邦之事，若能力所胜，莫不竭我绵薄，惟未创办大学，为生平最大遗憾。”这一倡议，被认为是宁波同乡创办大学的第一声。

在随后于7月18日召开的预备会上，确定虞洽卿、孙衡甫、张寿镛、秦润卿、胡孟嘉、刘鸿生、周骏彦为发起人，成立筹备委员会，推举魏伯桢、吴经熊为筹备委员会主任，筹委会办公地址设在三北公司内。在这次会议上，参会人员对创办四明大学都表示强烈拥护。魏伯桢还报告了所拟的创办方案及经费预算。

8月5日下午，举行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确定了筹资的基本办法，一是宁波同乡中的资本家，按财产情况，请其捐助；二是捐款满1000元者，其子女可免费入学；三是捐款建造校舍者，予以题名留念。8月8日下午又举行了第二次筹委会与发起人联席会议，确定四明大学基金为100万元，先筹一半，即50万元。这笔基金的来源为四明银行25万元，宁绍轮船公司5万元，和丰纱厂5万元，虞洽卿、刘鸿生各5万元，另外5万元由魏伯桢出面募集。有了这第一笔资金，大家又商量了筹备的程序。一是推举校董若干人，以一人为召集人；二是向教育部呈报设立四明大学的文件，以资备案；三是确定校董名单，决定由发起人方椒伯、翁文灏、张其昀等21人为委员，魏伯桢为校董召集人。

此后，虞洽卿借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三次筹备委员会和发起人联席会议，就四明大学的创办问题再次提交讨论。根据筹委会的报告，自第一次得捐款后，又得第二笔捐款50万元。其捐者为四明银行25万元，三北轮埠公司10万元，刘鸿生5万元，王伯元5万元，厉树雄2.5万元，刘吉生和魏伯桢各1.25万元，两次合计已达100万元预定之数。

正当筹备工作顺利进行之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在这国难当头之际，长江流域又发生了特大水灾，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创办四明大学一事，也只能暂缓。

1934年，在虞洽卿倡议下，在四明大学未建之前，先从举办“四明大学奖学金”入手，以资助同乡子弟中的优秀大学生。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名单在同时期的《申报》上公布，一般为20人左右，经费全部在创办基金中拨充。后因抗战全面爆发，四明大学创建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三）创建胡氏义学

胡氏义学始创于1840年前后，为当时姚北首富乌山胡诚所建。胡诚又名在恒，商号建兴，发家致富后，体念村里房族读书人寥寥无几，于是先后创立培文、崇文、灿文、郁文四所义学于上六房、宜青桥、乌山玉尺池、浒山后当三房等处（今横河、浒山一带）。广延塾师，分授诸生。当时入学童子，一律免交学费；胡姓子弟家境贫寒，还按月酌量发给生活费。

私塾每年进行春夏秋冬四次课试（春季在元宵节，夏季在端午节，秋季在重阳节，冬季在冬至节），年终举行“君子之会”，会试童生。既验教者之勤惰，又测学者之优劣。会试揭晓，一律以总课试成绩为准，分等发奖。平时四次课试发给小奖、年终一次发给优厚奖。族内获一、二、三等奖的学童，逢胡氏德馨堂、建兴毓德堂值祭时读祭文，可享受与房族长、董事一同吃祭酒和分得祭品之厚遇，奖励比得一等奖者更丰。当时有“头名买田，末名过年”的顺口溜。

咸丰元年（1851），胡诚又大建义学于上六房，深檐高厦，窿室明窗，更有广场花苑，为姚北义学之首。然而未及落成而卒，由长子福昌继之。义学落成，名为养源义学。延聘秀才名师三五人。广招学童，来自外地住宿者亦有多人。

胡诚所创建的乌山胡氏义学是姚北地区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义学，胡诚以一人之力而独创五所义学，在这三北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全国也可谓是不多见的。^[1]

（四）在三北地区创办的其他学校

1. 龙山学堂

龙山学堂位于镇北龙山山下村，是虞洽卿发起创办的。1906年，他在自家宅旁创设了龙山学堂。 在虞洽卿创办龙山学堂前，山下村仅虞守煌所办的一所龙文义塾，虽让一些贫家子弟免费入学，但教育的课程和方法依然沿袭旧制。光绪新政后，在全国推行新式学堂体制，吸收借鉴西方教育内容，为此，虞洽卿就同虞守煌商议，陈说旧学的弊端和新学的优点，得到了虞守煌的支持。于是两校合并，称为龙山学堂，俗称龙山公学。龙山学堂最初设在虞洽卿的私宅内，开学时招收学生50名。1912年，在校长郑平青的筹谋下，龙山学堂另辟土地4亩，建造了10间楼房和10间平房，门前有一块操场，供学生集合或做操，改名为私立龙山学堂。这样，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学校由此而诞生。1914年，学校由原来只有初小，改为初小附设高小。1916年，根据北洋政府教育部令，改龙山学堂为私立龙山国民学校。为普及教育，不让贫困学生因家庭条件不济而辍学，对于那些家境较差的学生不但不收取学杂费，而且每来上课一天，补贴现银5分作为生活费。这一举措给不少家庭困难的学生创造了就学机会，学校的声望也由此而提升。20年代中期，学校已有6个班级，学生除当地儿童外，还从附近乡镇招收。学校设备为镇海私立小学之冠。

到1935年，学生已增加到90余名。原有校舍和设施已不能满足教学。当时龙山三北公司业务因公路运输的兴起而衰落，于是虞洽卿就将龙山三北公司客运站（人称“下公司”）的部分建筑拆除，用于校舍的扩建。这样，在原有10间校舍的基础上，又扩建了9间，并对路途较远，每天往返不便的学生实行寄宿制。为满足学校不断发展的需要，1944年8月，虞洽卿又将天叙堂名下的农田60多亩捐赠学校。同年的9月25日，《新浙东报》以“我政府褒扬三北热心文教人士”为题，对虞洽卿的办学好事进行了报道。1946年7月1日，学校创办40周年之际，为追念虞洽卿的创校功绩，学校改名为私立洽卿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又改名为龙山乡山下小学。

2. 草帽业小学

草帽业小学位于姚北长河镇，是20世纪30年代由长河草帽商人张春尧、张贞明、张通海等人为振兴地方教育所发起创办的。

金丝草帽是姚北本地商人经营的主要产业，当时长河以三大金丝草帽商行（坤和、汇泰、联昌）为中心，成立了代表草帽业商人利益的金丝草帽同业公会，公会也办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主要是办学。当时姚北只有浒山、周巷两地有完全小学（到6年级止），长河及周围十多个乡无完全小学。公会决定每顶金丝草帽收税两个铜板（计6厘），每箱金丝草收捐四角，作为建造完全小学的校舍经费，故命名为“草帽业小学”。并运来余姚后青门的城石作基石，长河人张安仁捐献10亩土地作校址。于是在章家路桥后造起楼房一座，平房几十间，还辟有大操场。聘请张德海为第一任校长。建成后的草帽业小学一时名师云集，县城内学子纷纷前来求学，最盛时师生达600余人，教育质量及设施为“全县（时属余姚县）之冠”。

3. 承志小学

承志小学位于慈北沈师桥，创建于1921年，由沈师桥旅外富商沈福山独资创办。沈福山，又名沈馥山，师桥杲东房人，他在江苏启东汇龙镇开设“沈裕春”号，兼有作坊，经营旱烟丝、蜡烛等业，并开设分店四家，另建室内菜场分租给人经营。有土地千亩，房屋百间，员工百余人。在上海当时法租界新永安路元能里七号石库门楼房设立“沈裕春”上海办事处，并自备小轮船在上海启东间来往货运。启东“沈裕春”基业雄厚，声望极高。

沈福山发迹后，见族内贫困子弟上学困难，遂出资在宅旁建学校，定名为承志学校，即承师桥沈氏始祖沈恒办学之志也。承志小学聘请象山人张行斋先生（曾留学日本）为校长，族内子弟免费就读，并有部分寄宿生住读。为鼓励族内子弟发愤读书，福山吸纳贫苦子弟入学，对优良者还予以奖励资助，一时成为乡间美谈。承志小学办学严谨，为桑梓培育人才。为办好学校，沈福山还助地三百亩给学校，并送请慈溪县政府接管，成为县立承志小学。

4. 海隅学校

海隅学校位于慈北沈师桥，始建于宋代，为沈师桥始祖沈恒创建。海隅学校延续600多年，至清末民初之际，迁至师桥大宗祠内，1929年，沈氏大宗祠下属共12房组织校董会，将海隅书屋改名为海隅小学，学校开设新式教育，一时吸引周边各姓大户子女前来求学，时有学生150余人。1935年，旅沪巨商沈星德、沈其祥、沈德华三君乐助银币1500元，建造新校舍，地址在河对岸昭八房，1937年迁入新校舍。新校舍前有门房三间，中为一幢两层西式楼房，后排有平房12间，四周筑围墙，大门口新造叙斯桥，当时为附近一流校舍。

海隅小学校额由国民党行政院长大书法家于右任书写，首任校长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沈秉仁先生，沈秉仁是清华大学教授沈之良先生的堂叔，国学基础很好，当时他为海隅小学聘请了一些名师前来教学，有坎墩施叔范先生，双湖胡维铨先生等。新中国成立后，海隅小学改名为师桥中心小学，后还曾设中学。

5. 崇义堂义塾

崇义堂义塾位于慈北掌起镇裘家，创办于清同治九年（1870）。富绅裘普乔及侄裘景恂承先祖“富而不学则可患，贫而失学则尤可悯”之遗训，慷慨捐银2.03万余两，购置农田285亩，灶田348亩，灶地180亩，作为办义学基金。该基金来源是裘普乔等经营卖布业利润所得。义塾专门设有账房，管理收入和支出。建房30余间，后因需要又造了一排西厢房，专作储存租谷之用。延师讲席，以义田为养，以义学为教。义田租收所得，为聘先生之需。开始第一年只聘一个塾师，第二年增聘为两个塾师，以后根据需要而聘用。义塾没有一定的教材和教学年限，一般就读五六年，也有读十年的。刚办起时，只有裘姓子弟可以读书，不收学费，而且书籍和笔墨纸砚都是免费发给的。同时每天下午还给学生吃一碗粥当点心。义塾启蒙教学由浅入深，课程除教古文和毛笔字外，也教珠算、尺牍。

崇义堂义塾一直办至1915年，后由慈溪县政府接收，定名为县立崇义国民学校。

6. 畲经学堂

畲经学堂位于慈北宓家埭上礼房，创办于光绪十七年（1891）。为旅杭巨商宓彰孝同侄起涛、起涪、起涝为承其先祖元壕“培育人才，教育民众”的遗志而建。宓彰孝捐银3.2万余两，学堂计屋30余间，并置农田468亩，灶田386亩，山田23亩。每年租费收入为教师束脩及生徒楮墨之费。取名畲经学堂，即为以余田作为教育经费兴办义学之意。学堂内设有董事会及会计，以事收手。学堂开始教古文，民国以后，使用复兴教科。

畲经学堂对宓姓子弟免收学费，并给笔墨纸砚，对品学兼优者，还介绍工作，赠送出门行李及车船旅费。1935年，当时已有学生300余人，教师10人，规模颇大，声誉远播，时值宓彰孝百岁诞辰纪念，浙江省省长张人杰还专门为学校题字一幅，上书“百年树人”。

7. 明德小学

明德小学位于姚北周巷吴家路，于1917年创办。创办人为著名旅美华人吴仙标的祖父吴善登。吴善登为吴家路人，约于1895年，他由宁波乘轮赴沪，谋求发展工商，先任上海咸昌呢绒号司账，后成为该号股东及经理。于是吴善登出资创办明德小学，聘吴伯先、蔡凤仪为校长，自任校董。1918年，吴善登即慨以咸昌呢绒号之12股中之8股资助办学，自留4股，继业咸昌。1930年咸昌尽银3万余，后旧业重振。明德小学后为县立第二高等小学。1936年吴仙标父成基及其叔又出海莫村祖产楼号9间及余地1.5亩，资助明德小学移址周巷之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为校舍。^[2]

8. 姚江中学

姚江中学位于姚北周巷，创办于1947年。当时周巷镇的工商经济、水陆交通已较发达，而文化教育仍很落后。高小毕业生在本地无处升中学。当时镇上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周立潮、陈登原、蔡水湘、倪永强等有鉴于此，发起创办中学，遂向旅沪商人吴成基、杨馥桂、吴道善等募捐筹款，购得周巷吴家路和美丰酱园旧址为校舍，于当年10月创办，定名为私立姚江中学，这是姚北第一所中学。私立姚江中学聘国民党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姚北临山人阮毅成兼校董会董事长，吴国昌任校长。始设初中1个班，学生50余人。至1949年9月，发展到5个班，学生20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改名为姚北中学。^[3]

9. 显志学堂

显志学堂位于慈北掌起桥陈家，为1913年以烟业起家的车子屋老板陈达华、陈达夫兄弟遵父嘱所创建。学堂共有三进单层大宅20多间房子，是陈氏族人免费读书之所，并专门留有100多亩田作为学校老师、学生的开支。初时只有两三位老师，学生近百人，后发展至老师七八人，学生200多人。分6个班，设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常识等课程，还有功名课讲政治，尺牍课讲写信。校门上有厉德成所书校训，首任校长陈万森，学生生活上有困难，便拿出钱物粮食等予以救助。显志学堂于1945年8月初曾被伪宋部周光华大队约300人进驻，抗战胜利，显志学堂改称慈溪显志小学，由私立变为公立学校。

10. 惠一学堂

惠一学堂位于慈北掌起桥陈家，创建于1926年左右，为陈氏富商在陈家祠堂（雍穆堂）前进大厅创办，以六世祖惠一公之名命名。聘陈作楣为校长，与陈遇泰一起管教六七十学生。1932年，惠一学堂一度停办。1933年，富商陈起云在陈家祠堂惠一原址重开，改称惠宗学堂，聘请三四位教师开展教学工作，当时有学生近百人。抗战时期，共产党员沈一飞与姜耋仙曾在校任教，并在惠宗学堂成立了中共党支部，教育培养了一批青少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11. 佐成小学

佐成小学位于慈北掌起桥施家，创建于1932年，是江浙烟公司老板施龙泉所建。佐成小学校舍宽敞，教学规范，吸引了一大批学生，连周家段一带学子也纷纷过来上学，是民国时期三北著名学校。施龙泉后又在厉家下田央东首买地十亩，打算再造中学，但不久因日军侵华而搁置。

12. 安定学堂

安定学堂位于慈北观海卫城内，前身是创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胡氏义庄，又称尚义堂私塾，为观海卫胡承先等创设。清光绪二十年（1894），由旅沪胡氏富商胡志清等出资，私塾改建为安定学堂。民国元年（1912）后，旅沪富商胡甸荪等又改扩其为私立安定小学。由于学校办得较好，寄宿学生最多时达50人左右。1940年，改名为观海卫中心国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该校成为观城镇中心小学。

13. 敬乐学堂

敬乐学堂位于慈北鸣鹤场，为富商叶鸿年创建于清末。据《古镇鸣鹤》载，叶鸿年重视教化，热心办学。1906年，县内各地倡兴学校。鸣鹤为经费无着，抱观望态度。他认为鸣鹤地处海隅，缺少文化，为培养人才，他力任其艰，创设敬乐两等小学堂1所（今鸣鹤中心小学前身），开办经费由他补助。1914年，为感女界风气闭塞，又创办柔强女学校。以后担任乡自治委员时，又添设第一、第二两所单级小学，鸣鹤之学风由此盛。

14. 舜耕小学

舜耕小学位于姚北，是现历山镇中心小学的前身，创办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舜耕小学是历山翁家翁济初先生创办的。翁济初先生一向经商，先在姚慈，后去甬沪，他虽寓异乡，但对桑梓公益事业甚为关心，鉴于历山只有一所养正初级小学，要读高小，得去县城，对贫苦农民来说，实在不堪负担，即使是小康家庭，也甚感不便。因而，许多学生往往“养正”读完就辍学。翁济初先生为此决定独资创办一所完全小学，委托其堂弟翁昭明先生着手筹建。在筹建新校舍的同时，昭明先生先借用了翁姓大厅作临时教室，聘请劳祖山先生为校长，于1937年暑期先行开学。当时教师仅3人，学生有96人，分3个复式班上课，到1938年春季，学生已增至200余人。1938年7月，新校舍落成，定名为“舜耕”，意为“舜耕于历山”。校名既源于传说故事，也告诫学生不失农家勤劳朴素的本质。新中国成立前，学校历经坎坷，但它的优良校风和教育质量，一直蜚声姚北。^[4]

15. 云柯学校

云柯学校位于姚北，在云潭乡历山永济庵旁，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书院改设高等小学校。宣统元年（1909），分为初等两校。云柯学校由乡绅陈以钧、徐寿祺、张本、张震祥、卢肇圻、张翥灯等创议所建，姚北富绅张午炎、张矞、张煜垣等资助田款，累计田地数百亩，两千余银圆。杨积芳所撰《云柯学校碑》有记：“楼七楹，旁舍三掾，缭以垣，凿以地，工趣成。逾年甲辰，改学校，先后通详立案，勒石未果，斯乡人士谋追镌之，属余为记。”

云柯学校聘张宝琛为校长，初创时招生授课，仅数十人，后规模有所扩大，当时优秀学子，可以领取奖金。

三北一带由富绅捐建的学校还有很多，如姚北泗门诚意学堂，为余姚最早的三所新式学堂之一，富商谢元寿、谢维镛两人出力最多，谢维镛尤以祖传别墅二十余间助为校舍，晨夕经理其事。谢元寿还另外独资创办承志国民学校。又有谢纶辉曾任上海通商银行总经理，为上海滩著名的金融业巨子。有感于幼年因贫失学，响应乡人创办诚意学堂之议，不仅劝募于旅沪同乡会，还自任校董，每年允助经费千余元。此后，谢纶辉又在泗门出资创办核真学校和景棋学堂，获教育部授三等金质嘉禾章。^[5]慈北泽山翁家，民国时期村民翁佐卿自付路费向上海、香港等地捐募资金，创办泽余小学，并自任校董，义务管理学校。镇北河头方家，民国初期由华成烟草公司股东方惠成等捐资，创办新式学堂方兴小学，等等。

二、近现代三北商帮和浚修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三北商人发迹后回报家乡的一项重要义举就是出资浚修三北水利，造福乡民。在三北，重要的浚修水利工程主要有以下两项：

（一）兴修慈北水利

慈北平原是浙东地区有名的粮棉之乡，由于农业生产受制于水利设施的影响，因此境内杜湖、白洋湖两处湖泊可谓事关慈北十万民众的生计。

杜白湖工程历来受三北乡绅的重视，清嘉庆初年慈北富商王名扬曾重修该水利工程，“于杜湖白塔嘴腰塘旧基予独力重建闸坝，依古分为上下二湖，蓄水汪洋，以绝奸民奸僧侵占之端也”。“而王公名扬捐资兴修堤闸，订立章程，责本乡绅衿分段专司，立法尤严。”陈宝柟、蒋楹曾分别撰《王名扬公创建杜白二湖石塘志》《王名扬公新筑杜白二湖石堤记》记其事。

至清末之际，经百余年的运行，杜白湖水利工程已显破败。1905年，旅日巨商吴锦堂返乡时眼见两湖年久失修，又有人占湖造田，使两湖水旱频仍，灾情不断。再加上土豪劣绅敲诈勒索，地痞恶棍蓄意制造水利械斗，群众苦不堪言。吴锦堂心情沉重，决计出资修建杜、白两湖，为乡造福。

修建两湖是一项系统工程，规模巨大。主要工程有漾塘修筑、废田还湖、杜白湖塘重修、增设减水坝、通海浦闸的浚修等，于是吴锦堂出钱从农户手中买回田地，于1906年开始动工，耗资2.2万元修建了漾塘。完成漾塘工程后，吴锦堂于1908年起出资修建了杜白湖的各处水利设施及重筑湖塘，大大增强了杜湖的防洪蓄水能力。此后，他又新建了东门及西门减水坝，修复了石湫减水坝。吴锦堂随后把治水重点转到疏浚入海的通道上来，他要求“淤者疏导之、毁者复之、缺者添之，务使建立完整的排灌系统”。

《吴锦堂研究》一书载，吴出资银7万余元，花4年的时间改修、增建水利设施，疏通杜湖、白洋湖，修筑海防，挖水塘筑堤坝等，并建立了水利局和水利善后章程以便管理。

其（吴锦堂）在本乡慈溪县兴修水利，建筑漾塘，修理杜白两湖，改造竺民淹浦宝山各处桥闸，费资银七万数千元，俾海滨荒卤，顿成膏腴，数万农民，同声感激，亦经禀明地方官在案。

由于吴锦堂在兴修慈北水利方面的重大贡献，宣统三年（1911），“得四品京候补之官职”^[6]。

在兴修慈北水利的巨大工程中，还有两位富商叶鸿年、柴仰清也值得一提，这两位既是吴锦堂志同道合的朋友，又是他兴修水利的得力助手。

叶鸿年，字蕉生，鸣鹤叶家人，为杭州叶种德堂、苏州叶受和店老板，他曾出资屡修两湖，并将金仙寺的山门从朝东移向朝南，民间有“盐仓挖空，叶鸿年督工”之说。后来他还义务襄助吴锦堂主持多项水利工程的实施，不辞劳瘁，亲率监工，后又不顾年迈出任慈北水利局总理。

柴仰清，字启标，掌起柴家人，早年曾赴豫章、郑州、湖北、山西经商，1903年倡建水利局，修筑湖塘一段，颇享盛名。1905年秋，吴锦堂慕名往访，柴仰清向他历诉倡修水利的甘苦、建水利局管理两湖的办法。后设水利管理局就肇始于柴仰清。1905年，已71岁高龄的柴仰清，为支持吴锦堂修水利，竟答应董理建漾塘事务，不辞劳怨长达2年。

（二）疏浚镇北凤浦湖

凤浦湖是镇北地区的重要水利设施，湖水流经镇龙浦入海，清末以来，因受地主的围垦，凤浦湖湖面日益狭窄，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民国初年，当地乡农曾发起整修凤浦湖，但遭到几个拥有湖田产权地主的阻拦，整修工作不能进行。后来当地乡民反映到虞洽卿处，在虞洽卿的主持下，凤浦湖整修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上海《申报》也曾载有“三北同乡发起疏浚凤浦湖”事，录文如下：

三北龙山凤浦湖，占地千余亩，为东绪乡各乡村灌溉所需。因年久失浚，芦蒿丛生。上月值虞洽卿太夫人丧事，各同乡齐集。当由虞洽卿、虞和锠、董逊泉、郑锡棠等倡议重修。估定经费十五万元，当由发起人认定五万元。昨由筹备委员来沪假三北同乡会开会，到一百二十余人，由虞洽卿主席，继续经募经费，首由朱祖炳认定五千元，林修良认定三千元，余由洪雪帆、张静庐、林振鹤、董文祥、郑耕莘、张宝坤、郑辅卿、朱祖德等分别募足三万元。并已委托镇海公路局派员测量打样，定十月开工，二年竣事。嗣后不但龙山风景，当为三北各县乡之冠，即农民亦可受益匪浅云。

虞洽卿、虞和锠、董逊泉、郑锡棠均为龙山籍旅沪著名商人，虞洽卿上文已有介绍，虞和锠又名善卿，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虞永和银楼老板、上海新同行（凝仁组）银楼组织同业公会主席。董逊泉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泰记商号老板。郑锡棠为公茂轮船公司老板，也是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上海航业同业公会九大执委之一。

凤浦湖浚湖工程历时9年，共费资达53977元。浚修工程完成后，曾设立浚湖碑志，今藏慈溪市文管会内。碑志题为“疏浚凤浦湖记”，由镇海周荔撰文。其文如下：

凤浦湖者，吾龙山镇属水利挹注之潭泽也。位山麓间，形如靴，广阔周围约十里。龙山、凤浦岙、龙头场、邱王之四乡村，民生田亩万有余，灌溉培养，胥赖是湖也，湖之背靠山而高崇，湖之面临路而低洼，既聚，患洞穿而泄其流，欲为患疆竭而淤其泽，农民苦之。于是耆旧倡议捐资疏浚，士绅随赞，群相策应，议得高筑湖塘为行人道，沿塘坎掘成护湖河，庶涔深泽清，而流不泄，挹注浸润，则有余裕矣，佥韪其议，委和德、和锠董其事。是役也。经始于民十九年五月，而于民二十八年三月竣工，告其藏竣，历时九易寒暑，需费五万三千九百七十七元。间以国家多故，商业凋零，财殚力蹶，未竟全功，德薄饿鲜，深滋忸怩。爰将捐款收支，刊诸石碣，芳名传后，藉志刁朽。易曰：山泽损泽，山咸变化，其损而咸施其泽，惟望后起者有以弥补其阙憾也云尔。

中华民国二十有八年三月岁次乙卯仲着镇海县龙山人虞洽卿和德、虞善卿和锠谨记。

三、近现代三北商帮与造桥修路

（一）造桥方面

桥梁是江南地区重要的交通工程，三北地区水网纵横，对桥梁的需求更大，桥梁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桥梁的建设有利于改善当地交通，促进经济发展。近代以来，三北商人重视对造桥修路等交通工程的建设。

1. 胡诚修建绕乌山十八桥

胡诚是清代嘉道年间浙东有名的富商，乌山胡氏上六房人。胡诚以沙船业起家，商号建兴，专营木材等大宗商品贸易，是清道光年间余姚首富。他在道光年间曾出资重修宏济桥等绕乌山十八桥。胡诚所修建的18座古桥，据有关资料载，现仍存5桥，分别为古岑家桥、古罗墅桥、宏济桥、转龙桥、回凤桥。

2. 吴锦堂修建慈北二十一桥

据《吴锦堂研究》载：“漾塘和杜湖堤、塘、闸、坝修筑完成后，吴锦堂把治水重心转到查勘淹、祝、淞、古四大通海大浦上……1907年，他捐8000余元建设了第三闸一座，闸分五洞，每洞七尺五寸，用以阻止海船的出入。同年疏浚竺民浦（现称徐家浦），并移建三洞桥闸l座。其后于1909年修建的桥闸有锦堂西桥、韩家路闸（顺海桥）、大塘闸、蒋家路闸等，合计修建15闸、21桥，多数至今仍在使用。”

吴锦堂修建的二十一桥，主要在淹浦、祝浦、淞浦、古窑浦之上及其故里东山头一带。主要有竺民浦三洞桥、洋浦晏海塘闸桥、淹浦五洞闸桥、六洞闸桥、学堂桥、东山大桥、杜湖里闸桥、张郎闸石桥、锦堂西桥、顺海桥、大塘闸桥、蒋家路闸桥等。

3. 虞洽卿修建山下十桥

虞洽卿热心为家乡创办公益事业。在1916—1919年和1926—1929年，虞洽卿为母亲建天叙堂前进中式建筑和后进西式建筑期间，还修建山下十桥。山下十桥分别是泰平桥、永庆桥、虞母桥、虞家世桥、万年桥、众安桥、横河桥、同心桥、问津桥、镇龙桥（《三北虞洽卿》第155页）。其中横河桥、同心桥并排位于三塘横江上，镇龙桥和虞家世桥位于镇龙浦上，镇龙桥是闸桥，1958年改建，虞家世桥是胜利闸桥，众安桥以虞氏宗祠堂号名。现虞家世桥、永庆桥、天叙桥、问津桥均已经拆除，泰平桥、万年桥、众安桥因桥高行走不便已拆低改平，但主体尚存。虞母桥基本没动。

4. 柴仰清捐建洋山五桥

柴仰清，字启标，掌起洋山柴家村人，曾赴豫章、郑州、湖北、山西经商，1899年迁驻上海经商，曾资助上海建义庄，出资修缮家乡崇寿宫，建雨宜亭，在淹浦购地营造义冢。据《吴锦堂研究》载：“家乡的保安桥、盛安桥、宝善桥、正阳桥和通港桥，都是他独资或与人合资修建的。”由于柴仰清在公益事业方面的声誉，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曾获由大总统题褒的“年高德劭”匾。

5. 叶启宇重修沙滩桥

叶启宇是民国时期上海著名买办，曾任英商上海市业广地产公司买办，还任中国三兴烟草公司董事长及天堂戏院院主，同时又是建昌钱庄股东、杭州泰华药房股东。

1934年，鸣鹤老街沙滩桥年久失修，叶启宇独资重建沙滩桥，易名雪航桥，以纪念其父。雪航桥今仍存，是鸣鹤古镇内现存的三座拱桥之一，工艺精美，亦为三北名桥。

6. 陈承纶助建雍穆桥

陈承纶是慈溪掌起桥陈家人，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烟叶行鼎记烟叶行的经理。

雍穆桥位于陈家雍穆堂旁，桥名源自陈氏宗祠雍穆堂。据说雍穆桥原系木桥，年久腐朽，陈氏族人为求过河方便，想请施家烟商施龙泉出资新建石桥一座，施说可以，但桥名须称“承德桥”。“承德”二字系施家祠堂名，陈氏族人觉得不妥，转而将造桥之事告知车子屋老板陈承纶。陈一口答应，但不愿独承造桥美名，于是请乡人先象征性集资，无论集资多少，不足之数全部由他承担。雍穆桥由陈惠定督工，于1929年动工建造，当年建成，至今仍旧保存完好。

7. 施龙泉建洞桥

施龙泉是掌起施家人，曾是上海恒泰烟叶行经理，江浙烟草公司的大股东，是民国时期上海滩有名的大老板。1932年，为施厉两姓过往厉家河方便，施龙泉出资建造高大石桥一座，因桥北20米处旧有小型石拱型一座称为洞桥，故仍称此桥为洞桥。

8. 戎承灏重建古藕桥

戎承灏是民国时期旅沪著名商人，为中国烟业银行董事。1948年，戎承灏出资将位于今龙山镇海甸戎家村快船江上的藕桥重建，今桥尚存，一边题“古藕桥”，一边题“原武桥”，原武为戎承灏之父名。

9. 虞琴轩建永凝桥

虞琴轩为慈北著名商人，一贯经商，因经营有方，在杭州投资有叶种德堂药店，在宁波开设有开元成钱庄，在家乡淹浦也开有南北货元通行，1931年，虞琴轩六十大寿之际，出资五千大洋，在家乡快船江上建永凝桥，桥名由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题写，桥今存。

10. 翁恩尧重建化仁桥

翁恩尧又名翁山麓，为观城泽山翁家人，民国时期上海青帮名人，著名商人。1919年翁恩尧重建化仁桥，极大地方便了观城东南一带行人过往。

三北境内的古桥梁除民间集资建造之外，大多数是由各类乡绅富商出资所建，例子举不胜举。据新编《慈溪县志》所载，慈溪境内有桥梁5000余座，此数量在全国县级区域名列前茅，由此也可证明三北区域在造桥方面的公益善举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近现代以来本区域之富庶。

（二）铺路方面

铺路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虞洽卿对三北公路的开拓。

据《慈溪文史资料》第二辑记载，虞洽卿在三北主办的公路有三条：一是宁波到观海卫的甬观路，一是镇海到骆驼桥的镇骆路，一是镇海到大碶头的镇大路。甬观路是1929年动工，1932年落成通车，这是一条商办公路，由虞洽卿投资并任董事长，公路落成通车之日，虞至观海卫剪彩，观海卫商界在商会（今观城电影院址）设宴招待虞洽卿。镇大、镇骆两路在1933年完成，虞任董事长，为了维护沿线民众利益，虞借助国民党财政部次长李思浩（慈溪人）手面，搞了个“虞和德告虞洽卿”的诉讼趣剧，使沿线民众获得土地、房屋、坟墓等因拆迁损失的赔偿费，并在公路机构中任用了一批镇海人当职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甬观、镇大公路又称鄞镇慈公路，时宁波在鄞县，骆驼、观城属慈溪县，龙山属镇海县。其中以甬观公路为主通道，镇骆公路为支路。当时鄞县、镇海县和慈溪县以县政府布告的形式公告群众。因为该项工程能造福百姓，所以开展顺利。同年7月，确定鄞镇慈公路的主线和支线全长66公里的工程分成5段，分别由3家筑路公司承包。与3家筑路公司签订了承包协议后，虞洽卿一再强调，筑路工程必须要保证质量又要保证进度。这5段工程是：宁波的江北至骆驼为第一段，全长10公里；骆驼至龙山为第二段，全长12公里；龙山至掌起下叶村为第三段，全长12公里；从下叶村至观城为第四段，全长16公里；骆驼至镇海为第五段，全长16公里。8月，鄞镇慈公司公债劝募委员会正式组成，并向浙江省建设厅备案。该委员会共有数十人组成，推举虞洽卿、方椒柏、秦润卿、楼其梁、陈良玉、乌崖琴、孙梅堂、袁履登、胡甸荪、毛和源、董杏生、沈星德、沈维挺、杨维友、张宝坤、翁山乐16人为常务委员（注：以上16人几乎全是宁波帮和三北商帮的头面人物，其中虞洽卿、陈良玉、胡甸荪、沈星德、沈维挺、杨维友、张宝坤、翁山乐均是三北商帮主要人物）。债券由省建设厅印制，共50万元，交由四明银行统一保管，凡募集之款也都送交四明银行调换。为保证工程款项的全额到位，还规定调换只能分两次。第一次20万，第二次30万元，并要求在一年内完成。

甬观、镇大、镇骆公路先后建成后，虞洽卿还在镇海荔浦建造大型码头，使三北所产棉花有了最快捷的出口途径。虞曾说“仅此一项而论，三北乡民，每年已可省六十余万元”。

除建设三北公路外，三北境内的第一条铁路也是虞洽卿建造的。

1913年3月，宁波铁路建设在积极进行时，已可通车至慈溪南门（今慈城）。虞洽卿即发兴建造通三北铁路，并偕同铁路孙工程师驰赴三北勘量，约计该工程延长30里，包工计价需洋30万元。当时设定山南、三北各分认15万元。三北部分由虞洽卿与吴作贤（旅日华侨领袖吴锦堂之弟）分担招认。后因山南积极性不高而夭折。

于是在1914年，由虞洽卿独资建成并开办三北轮埠公司。在从货房通往码头的通道上，虞洽卿还建设有一段长约2公里的小铁路，轨道两边筑高1.6米为防浪墙，泊位以松木桩为基础，浆砌块石结构，长20米，南端宽12米，向北渐狭，北端宽5米。小铁路上通行火车，将乘客及货物运送至码头，然后通过客货小轮船往返于上海、宁波、舟山各地。

该码头一度成为三北的海上交通枢纽，小铁路也成为三北地区最早的铁路。而虞洽卿为建造该码头和铁路工程，总投资达100万银圆左右，可谓是对家乡最大的公益开支。

除建造公路、铁路之外，三北商人还在家乡广泛开展铺设石板、石蛋路工程，如旅沪富商叶启宇出资铺设鸣鹤场当时主要街道石板，从沙滩桥至陡塘桥，铺了长一里多石板路。为改善环境卫生，他还捐资建造鸣鹤垃圾仓50多只，在鸣鹤场11座桥上装路灯，以方便人们夜间行路。又有掌起陈品坚于清同治年间修造同泰弄，全长200多米。又有掌起陈家陈斯家族修陈家河塘，铺陈家、叶家街道石板路，全长1000余米。陈斯为晚清旅沪著名商人，因结交红顶商人胡雪岩，成为胡府总内当家，并主持上海阜康钱庄而发迹起家，等等。其他又如当时三北通往山南的山岭古道，如长溪岭、桃花岭、倒爬岭、方家岗等，也大多是乡绅富商及大户地主捐资修建的。

四、近现代三北商帮与创办医院

三北商人发迹后，为改善家乡医疗卫生条件，促进和保障乡民健康，还纷纷出资在家乡创办医院。

三北最早出现的医院，是1920年7月在龙山镇西门外郑氏宗祠内开设的宁波泽民医院分院。这是由龙山旅外著名商人虞洽卿、虞守煌、郑仁卿、郑翔侯、朱锦康、陈文华、陈润之、虞顺怀8人发起创办的，然而泽民医院西门外分院仅仅是个临时医院，当时约定每个星期三由宁波泽民医院院长、医学博士俞士梅定期来临时医院坐堂看病，而临时医院医生的所有费用，均由发起人承担，病人只需付药费，不用负担任何的诊疗费用。

而在同一时期，也即1920年，由上海著名买办、鸣鹤场人叶启宇在家乡创设的三北第一家医院正式开业，这家医院以叶启宇父名雪航命名，位于鸣鹤场沙滩桥旁，开业后聘请了嘉兴籍西医师龚宝键任院长兼主治医师。龚宝键毕业于日本著名学府九州帝国大学医药部。龚氏对内科、外科、妇儿科都很精通。医院在鼎盛时期曾拥有内科、外科、产科、眼科医生各1名，男护士2名，茶房杂务2名，账房挂号1名，也是当时三北地区规模最大、科室最多的一家综合性医院。

雪航医院办院宗旨为慈善事业，就诊只收门诊费，除了打针服药免费，还施舍棉衣等，为当时缺医少药的三北人民带来了福音。雪航医院还曾设有戒毒科，对前来戒毒的人免除部分费用，对民众宣传鸦片危害性及国外先进的戒毒经验，故雪航医院也一度成了众望所归的戒毒所，对当时的禁烟运动起着一定作用。

1929年，由施蒙久、何理刚等向一些姚北旅沪商人募捐并集资，在浒山镇西门外创建大同医院，医院开张后对资助户给予医疗优惠3年。何理刚任院长，设内科、外科、小儿科、手术室等科室，有少量应用药品、中小手术器械和外科材料等。1950年停办。

1930年，时值虞母出丧大殓，虞洽卿又打算在龙山创办一家医院，于是他邀集了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明公所、三北公司、上海四明医院、上海总商会、上海航业公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各团体、企业和当地士绅的代表，在天叙堂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提出在龙山建造三北医院的设想。会上，上海各企业、团体的代表对这一提议表示拥护，但当地士绅认为，凤浦湖年久失修，已基本丧失了蓄水功能，龙山一带本来储水就不足，而凤浦湖的废弃已使当地农民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主张先浚湖，后建医院。于是建造三北医院一事就此搁置。

由于镇北地区缺乏一所西式医院，1934年，由庄黄旅沪商人黄裕明遵从父母的遗愿，出资1万多元在庄黄快船江北岸购地4.75亩，盖起24间洋房，当地一些贾商士绅纷纷出资购置医疗器械，齐心协力建起了济众医院，这是原镇北地区最早的一所西式医院，也是民国时期三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西式医院。

济众医院开张时聘宁波名医俞士英为院长，设内科、外科、妇产科及手术室、化验室、药房等，有医务人员6名，床位20张，置有腹部手术器械、显微镜、助产器等设备。抗日战争时期，济众医院曾是红色医院，抢救、医治过抗日部队伤病员40余名。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的1932年，原姚北地区的第一家医院浒山医院也开张营业了。浒山医院位于姚北重镇浒山东门外，是三北名医路念慈在其岳母及当地一些商人的资助下开设的，共建造有两层五开间西式洋房。路念慈幼年时就跟从他的叔父路荫棠学医，由于他聪明过人又十分勤奋，满师后就应聘担任镇海大头同安医院院长。路念慈自任浒山医院院长和全科医生，另有护士、助产士等多名。路念慈医术高明，且对“贫病者免收诊金、酌收药费”。《镇海县志》称其为“新中国成立前名西医”之一；《慈溪卫生志》则载，路念慈精于内外科，常为解除病人疾苦，不辞辛劳，连自己生病时，仍全身心投入传染病的防治，为当地人民所敬仰，解决了姚北地区广大人民缺医少药的困难。

1937年，又有余姚旅沪巨商、上海金融界领袖、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为造福桑梓，在余姚城区太守房路9号购地16.5亩，发起筹建医院。后因抗战全面爆发中止。1946年，宋汉章又组织建院筹备会，成立有41位士绅参加的董事会，宋汉章先生任董事长，洪元初、严成德任副董事长，集资国币7亿7仟2百零8万8百元，受捐显微镜、浴缸和药品等物资。于1947年5月建成，命名为阳明医院。首任院长宋梧生（姚籍，上海镭锭医院常务董事、法国里昂大学医学博士），日常工作先后由副院长蓝彝、郭蔼然主持。

直至新中国成立初，虞洽卿所想创设的三北医院最终开业。三北医院于1950年初由慈溪工商界著名人士虞家芝等人发起，向慈籍旅沪殷户筹款3万余元，于1951年11月在沈师桥厦门头成立三北医院，设内外科，1953年4月由慈溪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接管，定名为慈溪县人民政府卫生院诊疗部，增设产科、化验室。

三北医院的创设，慈籍旅沪商人沈星德、陈承纶有重要贡献。厦门头三北医院开办的房子就是沈星德住宅，为两层五开间的西式洋房，当沈星德得知家乡要创办三北医院时，就把房子捐出来用作创办医院。又据沈师桥沈景柏、沈育灵老先生讲，上海淞沪战争时，宋庆龄慰问抗日将士，出资购买医疗器材建立伤兵医院。伤兵医院结束后，这些医疗器材装箱封存，后来转到上海华成烟厂仓库保管。1949年，这些器材要出售，定价1万银洋。得知三北要办医院，沈星德说，要办好事，总要有人出钱。后由沈星德出面买下这些医疗器材，捐给三北医院，并与陈承纶商定，各出5000元。

而三北乡绅虞家芝、洪金堂等也都分别出资与当地医生一起参加了筹建开办工作。

五、近现代三北商帮与赈灾济困

三北商人赈灾济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家乡方面的赈灾济困，二是针对国内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赈灾济困。

在对家乡的赈灾济困方面，吴锦堂、虞洽卿是重要代表人物。

据《吴锦堂研究》一书载：

自宣统三年秋，我乡淫雨海啸非常灾歉之后，又值武汉起义，军书旁午，遂致饥民载道，群吃大户，盗贼蜂起，富室迁徙，且各省遏籴，米价奇升，无从购买，人心恐慌，地方扰攘，警电频来。镆（即吴锦堂）还顾桑梓，忧心如焚。窃计光复初定，人心浮动，非速筹账平，则数万穷黎饥寒切肤，亦将流而为盗。倘害马不去，则数年来辛苦经营水利湖田各事必遭破坏。征兆已露，隐尤方大，当由镆捐垫巨款，托虞洽卿君在江北购米运乡。请各乡父老兄弟，按乡设局。先查户口，极贫赈济，次贫平粜。计共平粜之户，大小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九口。自壬子阴历四月朔办起，至十月间，先后停止。共售平粜米一万六千五百十六袋，计捐平粜亏耗银一万五千二百九十二元六角一分六厘。又慈北各乡，赈米八百九十三袋，合银七千五百元。共计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二元六角一分六厘。又助裘市赈济米二十三袋，洋一百七十五元五角。共计二万二千九百六十八元一分六厘。”

仅1911年一次赈灾，吴锦堂捐赈就达2万多银圆。考察吴锦堂为家乡的赈灾支出，主要有：

1883年，慈北海潮为患，颗粒无收，居民流离失所，他毅然承担筹办赈济事宜，日夜不离赈所两月余。乡里每逢旱涝诸灾，他或施粥，或出平粜，必设法拯救。

1911年秋，三北地区淫雨海啸，农作歉收，饥民载道，再加上武昌起义后，各地政局混乱，米价高涨，人心更为恐慌。吴锦堂邀虞洽卿、陈邦瑞组织三北赈灾会，托他们向无锡、扬州等地购运大米回乡，在家乡各地设乡局救济。各局按户口视贫困情况或赈，或平粜，共花银22968元。

1916年秋，慈北淫雨为灾，花稻歉收。群众又受花会之毒，民不堪命，社会不宁。乡绅们驰函神户向他报警求援，又急从上海调款5000元救济；

1920年，捐助慈北六乡银7000元。

1922年，家乡遭受台风袭击，棉稻失收，酿成大灾荒，吴锦堂捐平粜银2万元，赈灾款2万元，以工代赈5000元。

综合以上信息可知，吴锦堂历年捐赈家乡灾困达10万银圆以上，可谓金额巨大，这在当时的国内是极为罕见的。

而虞洽卿在对家乡的赈灾济困方面所做事情更多，涉及面更广。自1911年起虞洽卿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主要负责人后，他为宁波和三北做了许多好事。

1911年6月，虞洽卿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内设立免利借款局，无息发放贷款，救助无业、失业和流落沪上的同乡。同时，还遣返无资回籍的清寒同乡，凡经本人申请，同乡会派人调查后同意资助的，当即出给证明，凭证明免费搭轮回甬。1918年9月起，同乡会又同宁绍轮船公司商定，发放免费回甬船票。据现存史料统计，1928年一年中共遣同乡1750人。同乡会还附设施诊所，聘有中西医师，主持门诊免费看病，赤贫者并给药免收药费。

1911年9月，宁波各县遭受水灾，虞洽卿以同乡会名义募集5万元赈济受灾灾民。

1915年8月，宁绍地区淫雨成灾，虞洽卿又联合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成立浙江宁绍义赈事务所，募款赈济。同月，宁绍轮船公司的甬兴轮在崇明海面遇风搁浅，同乡会闻讯，协助该公司派轮营救搭客出险。

1920年6月宁波地区发生粮荒，虞洽卿联络当地人士，在甬设立救济公所，采购大米运甬，办理平粜，平抑粮价。192l和1922年，宁属各县连遭狂风暴雨袭击成灾，沪地同乡会成立以虞洽卿为首的专会，采办米粮运往救济。

1922年9月初，慈溪、镇海、余姚三北同乡会由虞洽卿等发起成立三北急赈会，一面电请会稽道尹黄涵之速拨巨款，一面发动旅沪同乡分头筹募款项，又派专人驰往灾区实地调查灾情，还四处活动为家乡采办赈米。9月27日，三北同乡会又召开急赈筹备会，讨论赈灾办法，一则筹款急赈，二则备款移借灾农春耕资本，不取利息。与此同时，三北旅沪同乡会还与宁波旅沪同乡会多次函电财政部、盐务署及浙江省当局，积极争取最终实现盐税抵息拨赈方案，“即将公债息款半数充赈，并先行在盐税项下拨借，再行分月坐扣，以资急赈”。

据宁波《时事公报》报道，从1920年到1922年，虞洽卿先后从湖南、江西、安徽等地购来大米，运到宁波等受灾地区，以平价出售，接济灾民。1920年7月初，镇海、慈北两地贫民7000余人，聚集于龙山虞宅求食。虞太夫人方氏当即吩咐家人，每人给铜圆4枚，自7月8日至10日的三天内，共发付银洋700余元。这一情况当时就有人电告上海，希望虞洽卿能多运些大米来乡。虞洽卿先后采购大米近50万石，约3万吨，在慈溪、镇海、鄞县一带实行平粜，解决了因灾害造成的饥荒，救助了一大批受灾的难民。

1929年浙江台州地区又遭遇奇灾，虞洽卿与王一亭、孙宝琦等组织成立台灾急赈会，并任主席委员。拨办临海海乡及宁海东南乡急赈10392余元，拨给临海、宁海两县冬赈20000元，购办台州全属冬赈棉衣裤、棉背心等6000元，购办面粉、蚕豆、白米等26000元，另直接捐新棉衣棉裤1230套，旧棉衣5480套，绒线衫2300件。

1939和1940年，宁波发生严重粮荒，战时运输困难，虞洽卿又以同乡会名义筹款购办大批米粮，并将三北轮埠公司的德平轮改为恩德轮运往宁波救济。并在受灾最重的鄞县、象山两地实行平粜，粮荒得以缓解。

其他还有姚北潮塘张氏家族。潮塘张氏家族是近代著名商绅家族，曾经营并投资国药业、金融业、工矿业等，是杭州著名药号叶种德堂的最大股东，还投资开设有宁波宝生药行、绍兴涵大参店、长河永生顺麦冬行、余姚人和、宁波甬和锅厂、余姚衡济钱庄、慎余钱庄、丰和钱庄、临山福盛典当、泗门福长典当、逍林吉安典当、廊厦会源典当，等等，被誉为姚北首富家族。清同治元年（1862）壬戌太平军到余姚，劫掠焚烧，境内大部分大屋被焚毁，事后当局动员救灾。该家族张庚堂，自觉捐款助灾金额达二万余元，为余姚县之最。

又有慈北鸣鹤人叶鸿年，为杭州叶种德堂国药店、苏州叶受和南货店老板，1883年慈北海潮为患，颗粒无收，居民流离失所，他毅然承担筹办赈济事宜，日夜不离赈所两月余。乡里每逢旱涝诸灾，他或施粥，或出平粜，必设法拯救。他仗义疏财，热心社会公益，先后捐资款万余金。曾荣获民国大总统赠予的“年高德劭”匾额。

三北商帮在国内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赈灾济困也是以吴锦堂、虞洽卿为主。据相关史料记载：

1902年，直隶、东三省、云南、淮徐、广东等连年荒歉，吴锦堂迭助赈银3万余两，由驻日公使及两江总督上呈，清传旨嘉奖并赐“乐善好施”字样。同年，向中国红十字会捐银3.2万元。

1914年秋，吴锦堂捐助浙江严州地区赈灾银5000元，又资助宁绍义赈会洋520元。

1921年夏秋时节，豫、苏、皖、浙、陕、鲁、鄂、冀大水，以淮河区域罹灾最重，灾区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其中又以江浙皖被灾最重，沿江沿海百余县尽成泽国，遍地哀鸿。9月19日，虞洽卿和朱葆三等人发起成立江浙皖水灾义赈会，共收到捐款39100多元，其中虞洽卿本人捐款5000元，认募5500元。吴锦堂捐赈1.3万元。

1931年7月中旬到9月，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等流域普降大雨，17省受灾，灾民8000万至1亿，几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广大城乡庐舍荡然，疠疫丛生，人民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国民政府因灾情严重，于1931年8月成立专门的赈灾机关——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虞洽卿任运输组主任。委员会邀请全国各赈务机关及慈善机关联合募捐，聘请中外名人为额外委员，虞洽卿与王晓籁、杜月笙、熊希龄等受聘担任委员，为赈灾救济活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北商人赈灾济困的事例还有很多，这里不作一一列举。

六、近现代三北商帮与创设义庄

关于义庄，有多种解释，一说义庄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是富有的拿出钱来办义庄，义庄之中包括学校、公田、祠堂等等设施。二说义庄原本是古时候的一种善举，捐赠人拿出一定的田地，其田租专用于慈善目的。三说义庄是指暂时存放未安葬棺材的特定场所。

三北商人致富后回报社会所创设的义庄，基本包含以上三方面内容。

如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姚北著名商人胡诚捐田数百亩设置礼恭堂等义田，《乌山胡氏宗谱》有载：“中年以后，为善益力。粤匪乱作，军需浩繁，诚数助饷，晋赠其嗣父、本生父。又尝捐助祀产，或数百亩或数十亩，建礼恭堂、毓儒堂以祀其先。族人嫁娶、丧葬及生子女，皆随时佽助。”

又如晚清姚北四大家族之一的潮塘张家，先后置田地五百亩余，设置张氏义庄。当时的余姚知县福州人陈赞唐撰记曰：“余姚张谷香先生，一乡之善士也……出二万余元，置田地五百余亩。又以万金置基地四亩，营屋宇一所，犹以为未足。其于义庄之规划，欲待置田千亩而后完成之。乃先就所营之屋，延师训族内单寒子弟。颜曰遗安私塾，是即义庄之嚆矢也。”

又有民国六年（1917），泗门旅沪著名商人，当时的金融界领袖谢纶辉出银二万四千元，置田二百余亩，灶地五百三十五亩，益以银币五千元，建希范义庄，以教养近族，或周济乡里困难者。民国七年（1918），大总统冯国璋题奖“敬宗睦族”匾额。

师桥沈氏家族是近代著名商业家族，民国时期产生了沈九成、沈士城、沈星德、沈维挺等全国有影响的著名商人。而师桥沈氏家族旧也设有公堂地，数量达9000多亩，在全国也首屈一指。公堂地地租收入作为宗族祭祀与办义庄义冢之资，扶贫就穷，救急济难。旧时族中新浦庙内办有义庄，冬施棉衣夏施茶，还施舍草鞋等物。

掌起陈家原在永林庙内办有义庄，民国时期，车子屋老板、上海烟叶大王陈承纶、陈承绪兄弟在显志学堂后进辟有放粮食、棺材的平房数间，作为施粮食、棺材之所。每次收租，遇佃户生活困难，经常予以减免，还根据具体情况另行予以资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又有龙山商人在龙山所创办义庄同仁堂，时为民国九年（1920），今存遗迹及石碑。碑记曰：

民国九年春，虞善卿、董逊泉、朱卿钰、董运泉等起议于本城之南门外酬资建造朝西南平屋三间，颜曰同仁堂。盖为居城内者多半经商异地，一遇不测，灵榇例难入城，以此暂时寄藉安旅魂。兹因旧建房不敷应用，乃于本年间作品字形于此，结构虽小，而规模则稍具焉。兹恐后之人莫明斯堂之作用也，爰记其事实如此。今将第二次乐助人姓名及建造经费开列于后：收董逊泉洋八百元；收虞善卿洋六百九十二元零二分；收朱卿钰洋三百元；收朱鸿南洋二百元；收协兴厂洋二百元；收董运泉洋一百元；共计收洋二千二百九十二元零二分。付赠地洋三十元；付石匠工料洋一百零八十八元；付填地基洋四十六元；付漆匠工料洋五十五元；付桌四张洋十二元；付木作工料洋一千八百七十一元；付石碑洋十五元；付杂项洋七十五元零二分；共计付洋二千二百九十二元零二分。

中华民国十五年岁次丙寅吉旦，同仁堂发起人虞善卿、董逊泉、朱卿钰、董运泉谨识。^[7]

虞善卿、董逊泉、朱卿钰、董运泉都是民国时期龙山旅沪著名商人，虞善卿为上海虞永和银楼老板、上海新银楼业同业公会主席，董逊泉为宁波旅沪同乡会永远会董兼学务会董，上海南市太平里泰记号老板。

七、近现代三北商帮与革命贡献

三北商人在每一个历史发展时期，总能够高瞻远瞩，适应社会进步的趋势并主动承担爱国责任，支持革命事业，为革命做出贡献。

在清末之际，旅外巨商吴锦堂即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开展革命工作，不但为同盟会募集巨额资金，而且让出自己在日本神户私邸作为同盟会神户支部机关之用。他还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担任神户支部部长。

1907年，曾在上海与陈训正、钱保杭创办通社、开设科学仪器馆的慈北儒商洪允祥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后在上海主持《天铎报》言论专栏，成为著名爱国人士。

1911年，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前夕，宁波帮领袖虞洽卿在上海同盟会秘密会所结识陈其美等人，陈其美因筹备起义缺乏资金，虞洽卿马上资助起义经费8000元，并提供租界内的秘密集会场所以及购办军械等。上海光复后，苏州绅商在上海影响下，要求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程以缺乏军饷为借口，犹豫观望。11月4日，虞代表沪商界携银100万两赴苏劝说，程遂宣告独立。虞继又赴南京游说张人骏，遭拒绝后，曾只身由沪送弹药至南京前线天堡城接济革命军，为南京独立立下功劳。可以说，东南地区辛亥革命的成功，与虞洽卿的支持密不可分，在陈其美等最困难的时候，虞洽卿出钱、出力、出人、出枪，对东南大局的易帜发挥主要作用，因此在上海都督府成立后，虞洽卿被委任为继都督陈其美之后的首席顾问官，并还兼任上海都督府外交次长及闸北民政长等重要职务。

辛亥革命爆发后，吴锦堂组织阪神华侨成立了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支持辛亥革命。革命胜利后，上海、浙江等各军政府相继成立，为支持各军政府运转，协助安定地方政局，吴锦堂在民国元年（1912）捐给上海军政府银1.06万两和2500元，捐给宁波军政分府银1.06万两，前后捐款共达3万多元。因此浙江省政府特聘吴锦堂为咨议局参议员，及浙江省财经工商顾问。虞还获赠国民政府颁五等嘉禾章、二等嘉禾章等。

袁世凯称帝之后，受到全国各界的斥责，虞洽卿也表示坚决反对，并积极在资金等方面资助陈其美等人的反袁活动。

1931年7月2日，日本军方在朝鲜煽起排华反华浪潮时，虞洽卿又率先在上海组织反日援侨委员会，并公开发表演说，痛斥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同月14日，还宣布与日本经济断交，表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爱国立场。

九一八事变以后，以虞洽卿为首的三北商人也积极投身抗日爱国救亡运动，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虞洽卿等发起募款慰劳抗战军民，筹设伤兵医院。2月1日，虞洽卿、史量才、黄炎培、徐寄顾、秦润卿、王晓籁等工商金融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上海地方维持会，“以上海地方受日军蹂躏，焚烧抢杀全市悲愤，危险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特组此会“从事于维持商业秩序，调剂金融，救济难民等事”。

九一八事变后，三北旅沪著名商人陈万运在三友实业社组织三友抗日义勇军，陈任大队长，聘请军事教官，带领三个连队，每天工作之余进行操练，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等口号，被西邻日商东华纱厂瞭望台日警发现，日本人由此对之恨之入骨。1932年1月18日下午四时，天崎启升等五名日本僧人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的三友实业社外被殴打，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日方指为三友实业社工厂纠察队所为，50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回到租界后又砍死砍伤三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后又扩大骚乱、袭击华人商店，使事态进一步扩展，终于于1月28日爆发“一·二八”淞沪战争。

作为上海最著名的爱国企业，“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三友实业社总厂遭日军焚烧，设备破坏殆尽，被迫停产。陈万运遂于当年6月赴杭州主持生产著名的“三角”牌西湖毛巾、被单、平纹花呢的三友实业社分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杭州沦陷，工厂被日军占领，日方要他出任杭州维持会会长，他拒不接受，躲进郊外杨梅岭山洞后潜行返沪。1938年日方又派人专程来沪，向三友实业社提出“共存共荣”的合作条件，表示可撤出军营，合资经营，他断然拒绝，上海各报在12月9至10日都刊登他的爱国行为，表彰他的浩然正气。他为了维持三友实业社职工生活，在租界制销国药，并代他厂销售棉织品。

作为民国时期国内最著名的爱国企业家，陈万运始终以发展民族工业、打败日货为目标，在他的努力下，“三角”牌毛巾最终打败日货“铁锚”牌，迫使其退出中国市场，而三友实业社的“三角”牌产品畅销全国，远销香港、南洋等国家和地区。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三北商人基本上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支持抗日，反对与日本人合作。又如抗战时期，鉴于虞洽卿在工商界的巨大威望，日本人多次劝说虞洽卿出任上海市市长，被虞坚拒。

不仅如此，三北商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助巨额资金，支持抗日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浙东区委书记的谭启龙在其回忆录中曾写道：“三北抗日经费的征收筹集还得到了三北著名乡绅毛契农、洪华良、朱祖燮、虞在璋、虞家芝等的大力支持，不仅积极出人出力，还主动出钱出物。”^[8]

谭启龙在回忆录中所提到的毛契农、朱祖燮、洪华良、虞在璋、虞家芝均是旅沪商人或旅沪商人在家乡的代表，毛契农曾任上海最大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长沙等地分馆的总经理，朱祖燮曾任上海光华银行储蓄部主任，洪华良也长期在上海从事金融及贸易经营，其兄即上海著名的金融家洪桢良，舅舅是旅日华侨领袖、关西实业界巨头吴锦堂，表兄是原为国家税务总署署长，后任四明储蓄银行董事长的吴启鼎，因此洪华良曾任四明银行分行经理。而虞在璋、虞家芝也均曾旅沪，而后回乡开展工商业，并先后任当地负责人。

毛契农后曾任国民党少将，洪华良作为江浙财团核心家族的代表，朱祖燮几世经商、家业雄厚，他们对家乡抗日事业的支持可谓功劳巨大。一方面是在资金上，他们都捐献了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是在关系上，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比如毛契农，在三北民主人士中颇有影响，毛契农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协助推动三北减租减息运动。在家中为浙东游击队开设被服厂，并筹办弹药支持抗战。1945年1月，浙东临时参议会成立，毛契农当选为参议员。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土地革命委员会委员。以后又选上省、县人民代表。

又如朱祖燮，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毅然辞职回乡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2月，雁门、龙城、龙场三乡合并为龙山镇，抗日救亡工作团战时服务团成立。朱祖燮任龙山镇镇长兼战时服务团团长，发起举行全镇“反投降”游行大会，在日机轰炸龙山时，他发起成立救护队，并组织抗日战时服务团排演抗日戏剧，创办《龙山呼声》进步刊物。1941年2月后，日军侵入浙东，朱祖燮暗中保护共产党。他送药医治游击队员，并为抗日队伍捐赠军需物资，创办了革命学校凤湖中学，故国民党及反动势力对他恨之入骨，派便衣绑架朱，勒索赎金5千元，抗日政府知道后，立即集款将朱赎回。朱还组织三北地区工商界收购棉花运往山东，支援老区抗日民主政府，并换回生油等物资，解决龙山军民的缺油困难。

洪华良不仅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中共浙东区党委使用，还通过亲友筹集巨额经费，以及购置药品等等，还把一部《鲁迅全集》送给部队领导。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部队北撤后，留守人员条件十分困难，洪华良仍千方百计与中共人员联系，把一架收音机和一支三八马枪和两支手枪及九十九发子弹送给慈镇县工委，以供坚持斗争的急需。当时，凡是共产党交代的事，洪华良总是想尽办法予以解决，对革命支持和贡献很大。

虞家芝团结慈北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他通过乡长身份联系掌起旅沪的著名烟行老板陈承纶、施隆泉，以及观海卫渔行老板沈嘉化等，筹集大量资金援助中共抗日部队。虞在璋也在中共部队领导的接触、联系下，提高了抗日的认识，之后他家就成为抗日部队经常活动的场所。并出钱为伤病员请医买药，动员女儿护理伤病员等。

以上仅仅只是个别案例，三北商人支持革命的事例不胜枚举。但可以说明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三北商人所捐赠、筹集的抗日经费在全国各解放区可谓首屈一指。据浙东区党委相关史料记载，三北地区所筹缴的抗日经费不仅能满足整个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支，还有力地支援了上级（即华中抗日根据地）。从中也可以看出，三北商人对革命的强力支持和重大贡献。

【注释】

[1]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八辑·教育资料专辑》，1993年版，第1页。

[2]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七辑》，1992.5，第17页。

[3]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八辑·教育资料专辑》，1993.6，第81页。

[4]余姚市政协文史委《余姚文史资料》第八辑，1990年版，第125页。

[5]诸焕灿《姚江望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

[6]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吴锦堂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7]同仁堂碑仍在原址，嵌于墙上，碑面朝东。

[8]谭启龙《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