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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吉林

时间:2022-07-1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隋唐时期,活跃在吉林政治舞台上的有两个地方民族政权,一个是高句丽国,一个是渤海国。进入隋唐后,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隋军兵临辽东城下,经过20多个昼夜的激战,双方伤亡很大。隋炀帝震惊失措,无奈下令撤军,隋朝对高句丽发动的第三次战争再一次失败。7月,隋炀帝车驾来到了辽河西怀远镇,可此时应征之兵多数没有如期到达集结地。隋炀帝在这种情况下向高句丽宣战。

隋唐时期,活跃在吉林政治舞台上的有两个地方民族政权,一个是高句丽国,一个是渤海国。高句丽经过不断的扩张和发展,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公元668年,唐朝消灭了高句丽。作为一个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维持了705年,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也实属罕见。公元698年(武则天圣历元年),吉林历史上第三个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国建立。在存世的229年里,渤海国的经济和社会全面振兴,被誉为“海东盛国”。公元926年(唐天显元年),渤海国被契丹人打败而灭亡。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毌丘俭东征高句丽。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在存世七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与中原历代王朝有交往也有战争。特别是曹魏统一北方后,与高句丽爆发了一次著名的战争,就是毌丘俭两次东征。公元244年(曹魏正始五年),魏齐王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领数万步骑第一次东征高句丽。高句丽王位宫统兵2万迎战魏军,被魏军打败。毌丘俭乘胜长驱直入,一举攻克丸都城,烧了宫室。位宫携妻落荒而逃,毌丘俭班师而归。但这次征伐并没有使高句丽屈服。公元246年(曹魏正始七年),毌丘俭率军第二次东征高句丽。毌丘俭分南北两路向高句丽进军。位宫闻听魏军到来,慌忙出逃,魏军穷追不舍,斩杀高句丽3000多官兵。魏军将士英勇作战,横扫千军如卷席,打得高句丽部队溃不成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魏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毌丘俭班师回朝。毌丘俭两次讨伐高句丽,给高句丽以沉重地打击。

高句丽拥有辽东后,国势大增。公元435年,高句丽王琏遣使朝献于北魏,双方之间和平相处长达140年之久。北燕灭亡后,高句丽的势力很快波及整个辽东地区,以社会经济基础相对发达的辽东为资本,取得了与中原王朝发展关系的主动权。

隋朝四战高句丽。进入隋唐后,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原王朝的统一和强大,高句丽独霸辽东称雄东北的战略格局被打破,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之间是和与斗相伴,摩擦纷争不断,甚至发生争战。从公元598年到公元613年的15年间,隋朝与高句丽发生四次战争。

第一次战争发生在公元598年(隋开皇十八年)。高句丽婴阳王率万余骑兵进攻辽西,虽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但隋文帝龙颜大怒,遂命30万大军分水、陆两路讨伐高句丽。婴阳王在强势的隋军面前发抖了,立即派遣使臣前往隋谢罪,并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但陆路隋军出临渝关(今河北省山海关)时,正逢雨季,道路泥泞,军需难以供给,加之军中流行疫病,战斗力骤减;水路隋军东进平壤,不料在海上遇到大风,多船沉没大海,官兵死伤惨重,隋文帝被迫休兵。

公元611年(隋大业七年),隋炀帝以高句丽不遵臣礼为由,下令征伐高句丽,开始了隋朝对高句丽的第二次战争。次年正月,隋调集全国兵力分成左、右12个军,隋炀帝亲任总指挥,率百万大军向高句丽进发,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同年3月,隋炀帝指挥大军进至辽水西岸列阵,高句丽军队依附辽水据守。隋军先头部队渡河登上东岸,经过激战后被迫收兵退至西岸。几日后,隋军成功地搭起了浮桥,顺利抵达对岸,消灭高句丽军万余人,并包围了辽东城。由于高句丽守军惯用缓兵之计,隋军对辽东城久攻不下,致使隋数十万大军困顿于辽东城下一筹莫展。6月,隋炀帝亲临辽东城督战,命30万大军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进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进至离平壤30里处。高句丽军佯装请和,隋军将士们身心疲惫,且粮草殆尽,便退兵还师。高句丽军抓住隋军后撤的机会,从四面包抄隋军。隋军边打边退,高句丽军乘胜追击,殿后的隋军左屯卫大将军辛世雄战亡,隋军溃败,退至辽东城时仅剩2700多人。8月底,隋炀帝下令撤军。

公元613年(隋大业九年),隋朝第三次对高句丽宣战。隋军渡过辽河,高句丽数万官兵迎战,被隋军击溃,逃进城中防守。隋军兵临辽东城下,经过20多个昼夜的激战,双方伤亡很大。隋炀帝见辽东城久攻不克,便派将士缝制万余条布袋,每个布袋装满土,然后垒成三十步宽、与城墙等高的鱼梁大道,并制作八轮楼车,俯射城内。正当隋军将要攻城而辽东城岌岌可危之时,礼悦尚书杨玄威在黎阳起兵反隋。隋炀帝震惊失措,无奈下令撤军,隋朝对高句丽发动的第三次战争再一次失败。

公元614年(隋大业十年),隋炀帝连下两道命令,发起隋朝对高句丽的第四次战争。7月,隋炀帝车驾来到了辽河西怀远镇,可此时应征之兵多数没有如期到达集结地。高句丽也因长期战乱,国力衰败不济,军队士气不振。隋炀帝在这种情况下向高句丽宣战。在隋军大军压境的强大攻势之下,高句丽无力再战,向隋军投降。隋炀帝见已挽回前几次失败的颜面,便班师回朝。回朝后,隋炀帝要求高句丽婴阳王高元入朝,高元拒不服从。隋炀帝令将帅整装戈旦准备再次征战高句丽,但因诸多原因,未能如愿。

隋朝四战高句丽,战火烧遍高句丽大部分地区,使高句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城乡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高句丽的昌盛从此江河日下。

高句丽政权的灭亡 高句丽政权自建立起,同中原王朝历代统治集团有友好的一面,也有敌对的一面。唐朝初年,李渊在同群臣共商对待高句丽的大计时说:“高句丽本(汉)四郡地耳。”这是唐朝对待高句丽的一个基本原则。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在唐政权稳定和内部安定的情况下,唐太宗李世民一反唐高祖保守的民族政策,对周边地方民族政权展开军事行动,以固边安民。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2月,唐太宗李世民统率10万大军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大将军李率兵6万从辽东进攻高句丽;另一路由刑部尚书、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率4万水军、战舰500艘从水路进攻高句丽。李世民亲率后备部队坐镇幽州指挥。水、陆两路大军对高句丽形成夹击之势。5月,唐军渡过辽水,挥师至辽东城下。7月,唐军先后攻克玄菟、盖牟、辽东、白岩、卑沙等10座城池,并设辽、盖、岩三州,以安抚民众。此役,共斩杀高句丽将士4万余人,并将7万多高句丽人迁入内地。公元647年和648年(贞观二十一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两次遣师东征。他针对高句丽依山筑城、易守难攻的情况,以小股部队出击消耗高句丽军队的实力。公元660年(显庆五年),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方率领10万水军执行“欲灭高句丽,先诛百济”的战略方针,一举消灭百济,设立州县,驻扎军队。这样,既使高句丽失去了外援,又对高句丽形成夹击之势。

公元668年(总章元年)9月,辽东兵团道行台总管兼安抚大使李指挥唐军发起总攻,一举攻克大行城(今朝鲜咸兴府西南)。各路兵马与李会师,向鸭绿江高句丽营寨发动猛攻。高句丽江防军拼死抵抗,唐军奋勇作战,大破高句丽防线,乘胜追击200多里,各城守将纷纷弃城而逃,或献城投降。李率军兵临城下,将平壤城团团围住。几天后,李一举攻陷高句丽王都平壤城,高藏王投降。经过20多年的连绵征战,唐王朝终于消灭了高句丽国,收复了辽东。

吉林第三个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国建立 唐至五代初,渤海国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都城初期在“旧国”(今吉林敦化市)。渤海国长期接受唐朝册封,与唐保持“车书本一家”的关系,并积极向唐朝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发展,史称“海东盛国”。

渤海国的建立,同唐立国后东北政治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隋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大贵族李渊及其儿子李世民乘势起兵,攻进长安,于公元618年建立李唐王朝。唐朝建立后,开始加强对边疆各民族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把东北部分地区划归营州都督府管辖。渤海建国的直接诱因是发生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的营州事件。唐朝任命的营州都督赵文翙骄横跋扈,欺压契丹等少数民族。契丹发生灾荒时,营州都府不救济体恤,不管契丹人的死活。营州都督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契丹民众的强烈反抗。公元696年,在营州发生了大规模武装起义,杀死了营州都督赵文翙,占领营州。营州事件使唐朝大为震惊,武则天立即采取软硬兼施两手进行应对,但没有奏效。契丹起义军的首领乞乞仲象的儿子大祚荣奋起抗击唐军。大祚荣骁勇善战,精于用兵,他率领的强大队伍在天门岭一战中打败唐军。大祚荣率领起义军继续东进,最终到达了太白山(即长白山)一带定居下来。公元698年,大祚荣“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在东牟山(敦化市西南城山子山城)“筑城以居之”。这就是渤海国初期的都城,史称“旧国”。旧国是渤海国初期的统治中心。

渤海国的经济 渤海国地域辽阔,山盘水绕,沃野起伏,资源丰富,加之政治稳定,积极向中原学习,经济快速发展,呈现繁荣景象。

农牧渔猎四业兴旺。渤海的先民早在石器时代就开始了谷物种植。渤海建国后,十分重视农业,设立专管农业的大农寺,派人员去长安学习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渤海五千里辽阔的平原沃野被广泛开垦,农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铁器在渤海国的农业生产中得到了普遍应用,尤其是铁铧的出现,渤海的农业由“偶耕”(两人并肩耕作)进入到犁耕阶段,用牛或马等大牲畜拉着犁铧耕作。铁农具和耕牛的使用,既省力又省时,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和深耕细作,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渤海人打破传统成功地引种了水稻。当时日本人认为渤海地区“土地极寒,不宜水田”。但渤海人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硬是在北纬43度及其以北地区的牡丹江图们江流域成功地种植了水稻,为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东北地区的水稻栽培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渤海盛产水果,“丸都之李”“乐游之梨”,在当时享有盛名。

畜牧业在渤海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渤海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饲养家畜是渤海故地人的传统经济活动,尤其是渤海先民历来重视养马。渤海国建立后,仍保持饲养的传统,特别是马、牛养殖有了很大的发展。渤海的马既用于生产、作战、运输,也作为“商品”出售,还作为“贡品”向唐朝进贡。马匹成为“贡品”和“商品”后,促进了渤海养马业的大发展。

渤海国东临日本海,境内有众多的江河湖泊,水产丰富,捕鱼业相当发达。渤海渔业分海上捕捞和江河捕捞。早在南北朝时期,当时渤海故地人乘较大的船只扬帆日本海,进行远海捕鱼。捕获的鱼类有鲸鱼、鲻鱼、鮀鱼、螃蟹等,其中螃蟹最为著名。到了渤海时,渔业有了更大的发展,能捕获鲸鱼。

“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进入渤海时期,在辽阔的荒原莽林中,到处是珍禽异兽,“夫余之鹿”和“太白山之兔”是渤海的名特产。特别是今吉林省农安一带的扶余府,当时林木丛生,是鹿生活繁衍的好地方,也是渤海人狩猎的好场所。

商业贸易繁荣发达。渤海国建立后,生产的产品除本族人消费外,大部分进入了市场,经商人运往各地出售,于是商业便活跃起来。公元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经奏请唐廷批准,渤海与内地开始了商品贸易活动,双方开展货物运输业务,进行“就市交易”。为了加强和推动同渤海的商贸活动,唐朝在青州(今山东益都县)设置渤海馆,管理同渤海的商务事宜。渤海在同唐朝开展贸易活动的同时,积极发展同日本的商业往来,逐渐形成了一条从中原经渤海到日本的“东北亚丝绸之路”。

手工业门类齐全。手工业是渤海国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纺织、制陶、建筑、造船、皮革加工、粮食加工、盐业生产、印染、服装、乐器等生产,无所不有,几乎涵盖了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渤海的纺织业历史悠久。早在两汉时期,肃慎人便开始“绩猪毛以为布”(《肃慎国记》)。渤海纺织业最发达的是麻纺织和丝纺织,著名的麻布产地在显州(今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生产的“显州之布”,是渤海的名牌产品之一。以蚕丝为原料生产的“龙州之绸”和“沃州之绵”,都是当时的名品。生产瓷器是渤海手工业兴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等地出土大量渤海瓷器、瓷片。这些瓷器、瓷片色彩斑斓,结实坚硬。渤海制陶业规模较大,种类繁多,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应用广泛。陶器中有碗、盘、碟、盆、罐、盒、瓶、壶、钵、缸、砚台、瓜棱罐、器皿盖、三脚器皿、灰陶异型盘等,还有釉陶器,如釉陶罐、釉陶盆、釉三脚器皿、釉陶皿器盖等。这些釉陶器,制作细腻,造型美观,生动别致。

渤海国的文化 渤海政权建立后,在继承与发扬本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盛唐文化,渐渐形成了灿烂的渤海文化。

教育。早在公元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渤海王大祚荣便“令生徒六人入学”。这是渤海派首批留学生赴唐都长安求学,也是渤海最先发展教育的重要举措。此后,渤海历代国王都派学生入唐学习。像赴唐留学的李居正、李永朝、高寿海、解楚卿、赵孝明、刘宝俊、高元固、乌炤度和乌光赞父子等。他们学成回国后,都成了善于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如李居正“位在公卿”。渤海十分重视普及教育,建立了相应的教育机构和各类学校。在中央机构中设立胄子监,是主管教育的最高机构。设立了文籍院,专门管理图书典籍和撰写碑志、祝文及祭文等事宜。还仿照唐朝建立了国子学等中央官学以及算、律、书、医、航海、天文等各类专门学校。无论赴唐求学的留学生,还是在国内接受教育的学生,他们所学的都是《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都受到了儒学教育。

文学。在唐代文学、诗歌的影响下,渤海的文学发展达到了较高水平,涌现出文赋、诗歌等许多文学形式。特别是诗歌占有重要的地位。渤海诗歌有五言、七言律诗、七绝和乐府等多种体裁。当时最著名的诗人有王孝廉、杨泰师、高景秀、释仁贞等。比如,王孝廉的《出云州书情寄两位敕使》,诗曰:“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颇有锵锵双凤舞,莫愁多日往边亭。”文采飞扬,情真意切,堪称“造语工丽,宛然唐人风韵”。王孝廉另一首上乘之作《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个领客使并滋三》曰:“芳草春花色甚明,初开似笑听无声。主人每日专攀尽,残片何时赠客情。”此诗为感怀友人之作,文思流畅,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再如,渤海副使杨泰师,公元795年在日本期间,他夜闻邻女捣衣声,顿生思乡之情,于是便作《夜听捣衣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自从别国不相闻,今在他乡听相似。不知彩杵重将轻,不悉青砧平不平!遥怜体弱多香汗,预识更深劳玉腕。”此诗表达了作者对亲人的怀念,对柔弱捣衣女的怜悯,流露出对异国风情的感怀,实乃为歌行体七言古风的精品之作。渤海诗歌的发展深受唐诗的影响,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的作品,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渤海。渤海的许多上层人物和名士,常把唐诗佳作书写在屏风上,时常揣摩欣赏。正因为渤海人积极学习吸收唐诗的优秀成果,才使渤海的诗歌在较高的起点上取得辉煌的成就,蜚声海内外。

此外,音乐、绘画、雕塑和舞蹈等,也是渤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人创作的“渤海乐”,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一支瑰丽的奇葩。渤海乐对日本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元740年,渤海使己珍蒙赴日本演奏渤海乐,引起日本朝廷的高度重视,日本派人进入渤海学习渤海乐。后来,渤海乐成为日本宫廷音乐。渤海的雕塑艺术以石雕、陶雕见长。近年出土的石龟趺,龟首前伸,双目直射,四肢蹬地,厚重稳健,形象刚猛,栩栩如生,生动地反映了渤海雕塑艺术古朴无华、气势恢弘的艺术风格。

渤海国的民俗 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尤其到了唐代已形成十分完善的礼仪制度。公元737年,渤海王大钦茂遣使入唐求写《唐礼》(《大唐开元礼》),全面学习和接受唐朝的礼仪制度。渤海国历代王在与唐朝交往中都恪守君臣礼节。在唐朝礼制的影响下,尊崇礼仪,效仿唐制,在渤海国的社会中蔚然成风,涌现出许多有学识、懂礼仪的人士,在外交活动中屡受褒奖。渤海人除恪守上述礼仪外,还盛行一些民间礼俗。比如,妇女在正式场合行礼时,行礼拜而不跪,等等。

渤海人的生活习俗独具特色。比如:服饰。早在魏晋时期,渤海人处在原始阶段,“冬以猪膏涂身,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隐其前后,以蔽形体”(《魏书·挹娄传》)。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渤海人婚嫁时,“妇人服布裙,男子衣猪皮裘”。“猪皮裘”经过加工而制成。渤海建国后,随着纺织业的发展,能够生产粗布、细布和丝织品。渤海的百姓普遍穿着庄重整齐的粗布衣,彻底改变那种“衣猪皮”或尺布遮私处的原始状态。而王族和上层贵族则穿戴绫罗绸缎,或穿戴经过精细加工制作的毛皮服饰。渤海人很重视冠饰,懂得打扮自己。渤海的妇女,尤其是社会上层的贵妇们开始使用铜镜,佩带金、银耳环、指环、耳坠、金钗、手镯等各种首饰。这些华丽首饰的佩戴使用,张显贵妇们的雍容华贵。渤海的妇人还会把天然铁矿石研成粉末当作化妆品,以粉饰自己。

渤海人有采摘的习俗。采摘习俗中最典型的是采挖人参。人参是多年生的野生草本植物,喜欢生长在土壤肥沃、气候寒冷湿润、排水透气良好、半阴半阳的林间坡地。渤海人在长期采挖人参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采参方法或程式。这就是:放山(进山采参)、喊山(发现人参告知同行)、戴笼头或上绊马索(给人参系上红线绳)、跪拜(祭山神)、挖参。这样的采参习俗,形成了长白山的采摘文化。

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 渤海从建国起就与唐朝保持密切的关系,堪称中原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上的典范。但渤、唐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也有过曲折。公元696年,靺鞨人参加契丹人发动的反唐起义,以求摆脱朝廷的控制。武则天因招慰乞四比羽等人未果,便发兵征伐靺鞨人。武则天意识到靠武力征服并非良策,要稳定东北边疆局势,须实行安抚政策。公元705年(唐神龙元年),唐朝派遣侍御使张行芨赴渤海国招慰大祚荣。大祚荣深知与唐对抗有害无益。当张行芨一踏进旧国(今敦化市附近),大祚荣毅然接受招慰,表示臣服。唐廷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和渤海郡王。从此,渤海国成为唐朝的藩属国。

大祚荣去世后,其子大武艺即位,唐朝册封大武艺继任其父所任之职。大武艺继任后,妄图成为高句丽后东北地区的新霸主。大武艺的意图被唐识破后,唐廷深感不安。唐玄宗开始关注渤海国周边的部落和地区,并采取以夷治夷的方略。唐朝的一系列做法触怒了大武艺,便令其弟大门艺为主将、舅舅任雅为副将率兵首先进攻唐朝盟友黑水靺鞨。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曾入侍唐朝的大门艺对唐友善忠诚,不想与唐为敌,他委婉地劝大武艺不要针对唐朝而攻打黑水靺鞨。然而,大武艺听不进去,坚持自己的做法。大门艺很不情愿地接受命令,他率兵进至边界时却按兵不动,并写信再劝大武艺撤兵。大武艺见信后怒火中烧,便派从兄大壹夏换下大门艺,并打算杀掉大门艺。大门艺闻讯后立刻逃向唐朝。大门艺的出逃,使渤海军心大散,征讨黑水靺鞨只得草草收场。公元732年(唐开元二十年),契丹人遣使赴渤海国联合大武艺抗唐。大武艺见时机已到,便兵分两路对唐宣战。一路由大将张文休率水军进攻登州(今山东蓬莱),另一路从陆路直逼马都山(今山海关附近)。唐军首先奔赴登州征讨渤海水军,然后用石头筑一道四百里长、三丈高的防御工事,阻挡渤海军的进攻。然后,唐玄宗派大门艺领兵从陆路反击,同时派内使高偘、何行成联合新罗军夹击渤海国。渤海军四面受敌,寡不敌众,大武艺下“请罪表”,向唐谢罪。唐玄宗很大度,一方面指出大武艺的忤逆,一方面原谅了他的错误。此后,渤海国多次入唐朝贡。大武艺病逝,其子大钦茂继承王位。唐朝册封大钦茂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

大钦茂时期,实行以文治国的方针,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据史料记载,自公元738—793年,渤海国入唐朝贡等活动多达52次,渤、唐关系更加密切。“安史之乱”挑战和考验了渤、唐关系。面对危局,大钦茂处变不惊,在局势不明朗之时,保持中立态度。当“安史之乱”即将平息之际,大钦茂主动遣使入唐,表明拥护唐王朝的立场,得到了唐王朝的肯定和褒奖。

渤海国与唐朝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唐朝诗人温庭筠曾给好友、渤海大氏王子(佚名)赠诗一首,诗中写道:“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意思是说,咱们二人居住的地方虽然相距遥远,但毕竟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功勋卓著的王子虽然要返回渤海,可你的美好诗篇将继续在这里流传;咱们在黄河边分手,帆船载着王子去往朝霞升起的地方。唐都长安风景美丽,可惜王子已经离开,回到遥远的故乡。诗中“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一句,道出唐朝与渤海是“车同轨,书同文”的同一个国家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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