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何更偏爱华尔街

要记录华尔街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很难决定从哪里开始：这好比在桶里射鱼一样。不过在最后一刻塞进2014年的联邦开支法案的漏洞就是一个相当好的开端。这个漏洞削弱了《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的一大批内容。在1600页的支出法案中，这项有问题的条例只占据了85行。问题是，其中大约有70行似乎出自花旗集团游说力量的手笔。这些人与金融业的其他人一样，迫切地想要推翻一项规定：银行需要将风险最高、利润也最高的活动—如违约互换、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转移到母公司以外的实体中，新实体“无法得到”纳税人资金的担保。

这项规定是《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关键条款之一，本该对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有奇效，不然至少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中涉及风险社会化和利润私有化的部分。这也正是金融游说团体花费数百万美元，试图在支出法案中塞进一条废除该条款的修正案的原因。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改革倡导者在参议院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强烈反对这种手段。部分民主党人，如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甚至承诺，如果这个法案意味着过去6年为金融改革付出的努力要付诸东流，他就要反对整个联邦支出法案—尽管总统支持这个法案。“我要说的是，纳税人不应当承担这个风险。”当时佩洛西说，这项规定将把美国带回老路上：如果银行大获全胜，利润就都进了它们的口袋；如果银行铩羽而归，“却要纳税人来买单。这样不对。”[1]

然而这项规定对金融业如此重要，以至于摩根大通总裁杰米·戴蒙亲自与数名国会议员通话，鼓励他们将这项规定保留在法案中，并投票让法案通过。他十分机智地将这项辩论的重点变成了如果国会不通过支出法案，美国将面临另一起政府停摆，重现2013年10月时经济增长下降、对民主制度的信心遭到破坏的僵局，从而扭转了局面。

最后，戴蒙和银行胜利了，这是大师级别的公关术。戴蒙想方设法说服立法者，如果立法者不按照他的要求行动，将会是他们而不是金融界承担破坏对整个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信心的风险。经历了多年的丑恶党派政治、危机后对金融系统清理的严重处置不当、政府在数十年来放松监管中起到的作用、低息货币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标准执行不力最终导致崩盘，人民已经对政府有了清楚的认识，因此这种说法并不难接受。“当《多德-弗兰克法案》刚开始筹备时，我以为银行不会成功影响它。” 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在众议院通过了法案后第二天说，“天哪，可是我错了。”[2]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央银行家，费希尔这番话相当惊人。但它反映了后危机时期的一个真相，就是从华盛顿的立法者开始准备改革金融业的那一刻起，华尔街就开展了全方位行动对抗监管。2008年危机后，政府承诺会进行深度金融改革，但雷曼兄弟倒台后近8年中，只有有限几项改革得到了执行，金融业的联合反抗就是其中的原因。这个故事反映了金融界不仅在华尔街具有空前权力，在整个国家中都是如此。

金融界为了避免在次贷危机和经济大衰退后接受检查，在过去几年中毫不夸张地触及了经济和社会的各个角落。金融机构与之斗争过的有华盛顿的监管者机构、首都的游说圣地白宫前街、华尔街和商业街，它们从不放弃。根据美国金融改革（一个关键的消费者股票保护团体，相比之下，这个团体年预算为100万美元）的说法，它们在仅2013-2014的选举周期就豪掷了大约140亿美元[3]，几乎遍及产业的所有领域专心对抗改革的力量。[4] 这场对抗目标明确且极其巧妙，花旗集团影响下的支出法案就是一例。一份投票后的分析显示，掌握着九成以上掉期市场的美国银行、花旗集团、高盛和摩根大通等金融机构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给国会中投赞成票的成员支付的钱是投反对票成员的2.6倍。[5] 实际上，这4家机构为了给法案的通过做准备，总共向国会支付了3070万美元用于游说。[6] 肖恩·帕特里克·马洛尼议员是纽约州一名民主党，也是一名关键的议员，联署此项法案。在法案通过之前，他接受了华尔街支持的募捐（在马洛尼的例子中，每席200-2500美元不等）。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2014年，金融业在游说上的花费甚至超过了强大的医疗保健行业（总共支出了4.98亿美元，比医疗业还多1000万美元）。[7] 在2013-2014年的选举周期中，金融业为联邦候选人的行政赞助比其他任何行业的双倍都多。[8] 从某种意义上，这样大波金钱也反映了民众对金融改革的支持究竟多有力。2014年末，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和西北大学的凯洛格管理学院启动了一项调查研究，询问了大约1000个美国家庭对金融系统对经济利弊的看法。只有36%的人认为金融对经济有益，而50%认为金融在主动妨碍实体经济的发展。[9]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路易吉·辛格尔指出，“没有了大众的支持，金融家需要……政治保护才能行动。”[10]

结果就是一场完美的风暴。金融家们持续游说，寡头垄断的概念（或现实）得到发展，引发公众的不信任和政治抵触，从而需要更多游说，循环往复，直到我们酝酿出现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这种不正常的、排外的关系（更别提对这个问题两党共同的民愤了）。对我们这个不公正金融系统的愤怒、系统背后的利益集团和它从我们中间攫取的大量财富是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交叉点。除非我们理解并修复允许这一切发生的政治环境，否则最终我们将比自由民主更像是权贵资本主义新兴市场（想想中国、俄罗斯、巴西、尼日利亚），拥有这样新兴市场带来的所有经济和社会不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改革金融系统的利害关系已经严重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