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养老储蓄

显然，无论是公共退休还是私人退休系统都需要整改。好消息是，我们目前在这场斗争中正处于重大转折点上。这一结论的得出有许多原因。首先，维持股票和债券的多年牛市非常可能结束，我咨询过的最明智的投资者中，大部分都认为以后保持4%-5%的年回报率就不容易了—更别提许多美国人计算退休金时使用的7%-9%了。这对投资者是个坏消息，但它也提供了现在就修正这一体系的具体动因。

其次，联邦、州政府和地方级别的公共财政面临着压力。令人吃惊的是，今天世界上的债务总数比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还要多—区别是现在政府欠下的债务比金融业的债务更多。[42] 这意味着政府无法轻易收拾市场的残局，再为公民提供一个退休的安全网。事实上，不仅仅是美国，全世界的政府都将削减越来越多的社会项目和社会福利，而不会增加它们（看看今天欧洲的情形就行了）。这给养老金危机之火又浇了一桶油。

最后，散户和机构投资者开始看到自己被资产管理行业压榨得多严重了。2014年是主动型基金经理尤其惨淡的一年—没能达到市场标准的经理人数比以往30年任何时候都多。也许是因为民粹主义蹿升的怒火有些健忘，也许是为了从马上就要消失的肥差中捞最后一笔，资产经理给自己开的工资更高了，虽然他们为投资者提供的服务减少了。在过去10年中，他们的平均薪酬翻倍了，部分人预测在2016年这个数字将超过投资银行家的工资。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他们连管理好自己都做不到，资产经理真的能够在企业薪资和管理上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吗？[43] 这个行业的薪酬与被管理的资产数额相关，而不是与这些资产的表现相关，这一特性让金融部门越来越像医疗保健行业—扩张过度的垄断行业，价格彻底与结果或需求脱节。结果，消费者终于开始用脚投票。在2014年，投资者们从主动管理型基金中撤回920亿美元，并向其竞争对手被动型指数基金中投入了1560亿美元。[44] 先锋集团获利尤多，因为先锋集团管理的资产价值史上第一次冲破了3万亿美元大关。

考虑到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公共意识越来越加强，现在是美国下一届总统宣布对退休系统进行彻彻底底的重大改革，在海啸袭击之前带领美国走上高地的良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我们应当重点维持社会保障的现有形式，因为这是退休系统中唯一有效地保障了大多数老年人的部分。为了保护系统的偿债能力，我们可以提高工资税对象的收入水平上限，改变福利水平构成，限制对不需要福利的富人的支出，同时提高部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最后一点需要认真研究，避免给超过一定年龄后就无法维持工作的体力劳动者造成困难。）至于公共养老金计划，将需要全面坦白过于乐观的回报率预期—他们应当将每年5%作为预期基准，而不是8%。同时还要有义务告知获得养老金的人和公众自己能够达到预期目标。面临亏空时提早抽身能帮助城市免于底特律的命运。

至于目前通过401(k) 或个人退休账户进行储蓄的美国人来说，解决办法就直接多了。他们只需要将储蓄转移到低佣金或无佣金的指数基金项目中即可（应当自动勾选进入这类项目，除非自己另行选择）。对于他们而言，这类基金的承办商应当保证费用和回报率叙述清楚，并且很容易得到，这样散户就无须搜寻或猜测这些内容了。监管者也应当严格限制提前支取或以这类私人储蓄为抵押的贷款。这类储蓄应当完成401(k) 的设计本意—在我们退休的时候保护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模型，拥有所有这些并能轻易复制：联邦工人使用的节俭储蓄计划。这项计划庞大、便宜又有效。如果国会无法为广大民众复制自己成功的储蓄模型，那么选民们应当问问自己选举出来的官员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华尔街还是商业街？

在州一级别，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了。例如，加州保障选择退休储蓄计划（CSC）的目的就是为每一位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加州市民提供退休最低生活工资。加州保障选择计划在2012年由杰瑞·布朗州长签署成为法律。它结合了老式固定收益计划（传统的退休金，保证为工人退休后提供一定数目的年收入）的精髓和401(k) 的灵活性和便捷性。这项计划将覆盖所有目前的工作不提供正式退休储蓄的工人。这是个相当大的数字，因为加州和其他州相比拥有更多移民、自由职业者和工作不提供福利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它。” 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莫妮可·莫里西说，“在实际应用方面，这大概是所有退休改革方案中最棒的一个了。”

这个项目的细节最早可能在2016年就公布，目前它正处于讨论阶段。接受咨询的人来自各个行业，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加州保障选择计划可能通过一些行为微调手段让尽可能多符合要求的人参与进来，例如设定成自动参与这项计划，除非这名职工选择不参加，而不是要求职工申请加入。[45] 加州保障选择的参与者将至少3%的收入存起来，最可能投入近保守的指数基金中，如将积累的资金投入到所有500股中的标普500基金等。指数基金被认定为保证投资者能够获得整体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的简单办法—而且还便宜，因为指数基金不雇佣挑选股票的巫师，然后收取相关费用。

支持者声称政府的角色将会是帮助促进更多的人进行储蓄，如此就通过所有参与者贡献的规模效率压低这类计划的成本，就像大型公务员计划一样。但改革也遭到了所有小政府主义保守派的指责，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还有金融服务公司开始发出警告。这些公司担心政府运营的计划会将资金投入到简单的指数基金中，而不是能够为金融业创造不菲收入的管理型基金。不幸的是，资产管理行业的游说比起大而不能倒的银行业游说而言，就算不是更加激烈也得是同一个水平。他们的欺凌行径在一个例子就能展现出来。本章前面提到了主动管理型项目回报率堪忧的研究，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耶鲁大学的学者伊恩·艾尔斯在研究发表后得到了资产管理公司铺天盖地的抗议。他的老板和大学高级行政人员也遭到了炮轰。这个行业发动了恐吓战役，目标是谈论到这个话题的其他学者、政客和政策制定者。

具有讽刺性的是，资产管理行业的规模不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退休危机和美国金融业过度发展问题的潜在“解决办法”。资产管理公司是证券行业中增长最为迅猛的参与者，[46] 涵盖了富达、贝莱德和先锋集团等巨擘和许许多多其他小型机构，掌握了美国所有股票的65%。如果运营这些公司的人能够被说服，注重长期增长而不是短期收益，我们就能看到整体经济的良性连锁反应：金融作为一个行业开始萎缩，但美国企业的财富会有更多流回到投资者手中，我们的经济也会更加强劲。“根据定义，资金管理就是从我们商业企业的利润中榨取价值。”博格尔说。[47] 的确，大多数共同基金经理人本质上都是金融家而非企业家。但如果他们之中有更多人利用自己的权力购买并持有那些实施优秀企业管理、采用支持实体经济的商业战略的公司股票，那么金融有潜力不再妨碍经济增长，而成为增长的真正支持者。

这个目标颇为大胆，但博格尔这样真正的财富制造者相信它能够实现。实际上，他相信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也会赞同这一点。博格尔回想起几年前他与其他几位大型基金经理参与过的一次对话，讨论行业怎样才能推动企业内部进行更好的公司管理。博格尔认为先锋集团这样的资产管理者具有潜力成为对抗（第四章中描述的）维权股东的关键角色，并成为世界最强的高频交易商。毕竟，大型资产管理者能够利用自己持有大量股票带来的权力支持目光长远的企业高层。这对企业有很好的意义，退休金管理应当被定义为长期议题。不过，这也是个敏感的话题—因为资产管理者试图干扰管理的企业正是雇佣来自己来管理企业退休金的东家—博格尔的建议得到了毁誉参半的回应。“我记得一些大公司的某个人说，‘我们都知道你想干什么，杰克。为什么不敢交给市场呢？交给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然后我说，‘你没看出来吗？我们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48]

这句话很深刻。金融的确是在掌控，但这意味着金融具有潜力成为经济和社会公益的推手，而不是对这些加以剥削。然而在这个例子中，要驾驭这股力量需要资产管理行业背弃目前的商业模式，但数十年来这个模式来钱容易，而且数额大得难以置信。

当然，资产管理行业正竭尽所能对抗威胁到自己高额利润的计划项目。如加州保障选择项目遭到了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SIFMA），一家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贸易集团的强烈抵抗。在一封2013年写给加州财政部长反对加州保障选择计划的信中，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主张这一项目将“直接参与大批加州金融服务公司的竞争”，州内货币不应当用于创造普遍适用的退休金计划，而应当用于教育个体“学会提早并定期为退休进行储蓄的益处”。需要对消费者进行更多金融教育成了金融业的感人号召，但这些教育与金融公司连珠炮似的市场信息相比不值一提，虽然这些金融公司大多不过是在销售同样的老产品。更重要的是，最需要金融“教育”的那些人几乎都不是金融业希望服务的对象。在洛杉矶德洛米居住的多民族混合居住区中，一家富达公司的办公室都找不到，这大概也不是什么奇事。大部分资产管理公司不太有兴趣服务社区，除非社区中住满了手头有数万美元用于投资的房客。

所有这些给出了退休危机中大概最为重要的一个教训，即负责管理我们一生积蓄的金融家需要重新考虑一下自己行业的目的。大卫·史文森是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主人，从1985年就开始运营大学捐赠并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他简洁明了地说，“共同基金行业的根本市场失灵涉及了老练、追求利润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和天真、追求回报的投资产品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华尔街和共同基金行业对利润的追求压倒了信托责任的概念，造成了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强大的金融服务行业剥削软弱的散户投资者。”[49] 信息不对称将永远有利于华尔街。但资产管理公司能够被迫接受信托质押，一种用于银行家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就像执业医师需要立下的誓言一样，束缚他们服务顾客而不是首先为自己着想。违背了誓言的人一经发现就需要面临严格的处罚和大笔的罚款。

博格尔等行业领袖提出了这个建议，许多金融家和企业领袖（包括巴菲特和史文森）都表示支持。《多德-弗兰克法案》已经要求几乎所有其他金融专业人士—投资顾问、代理人和证券交易商—立下这类誓言。资产管理者，与商业街的交流比其他所有都多的人，是这个名单中一个奇怪的例外。劳工部可以帮忙为这些专业人士执行这个信托誓言，因为它有对企业退休计划的监管权。实际上，劳工部已经提议负责个人退休账户的资本经营者应当加入这个名单，但劳工部受到了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压力，要求他们在委员会得到来自“零售投资界”—也就是共同基金业自己—的建议之前不得出台自己的提案。这个要求位列证券交易委员会做出的有待商榷的决定清单中，这个委员会至今还未能执行《多德-弗兰克法案》中首席执行官-职工薪资比这等简单的规定。（这项规定要求公司明确列出首席执行官与一般职工薪资比例。在本书写作期间，这个比值在美国顶级公司是300:1。在1965年，这一数字是201。）[50]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犹豫涉及一个关于证券交易委员会成为金融游说团“认知俘虏”有趣质疑，我们会在第10章中心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你能确定的是这一点：就像《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出台一样，一旦行业插手规则的制定，这个过程就会腊肠，规则本身也可能像是瑞士奶酪（一种全是洞的奶酪）一样。

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因为资产管理有极大可能挽回自己在投资者眼中的形象，还能用监管者和大众都无法使用的方式管理市场。如果美国所有的资产管理者都被迫利用自己的企业委托投票（让他们能够在高层薪酬、企业董事会甚至是一些中大企业决策上具有发言权）帮助企业实行更优秀的企业管理，他们就能够将商业从华尔街压制长期增长、追求回报快和易得利润的短期压力中解放。（这种行为只有在整个系统都关注被动型管理基金才能起效，这样基金管理者就没有必要将季度利润摆在长期收益之上了。）

诚然，一些基金经理抱怨这种对企业管理的插手将代价高昂。然而一家大型资产管理商，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已经接受了挑战。几年前，这家基金会开始每年投入超过100万美元用于公司治理项目—这项支出仅占它总投资的0.3%，[51]看上去物有所值。当然，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管理的不是企业退休计划，而是教育、医疗和研究领域的非营利机构的固定缴款计划，这是个优势，因为这样基金会不会得罪大牌的企业客户。虽然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退休储蓄有多少进入了金融界，很难想象这个行业不会开始变化—甚至开始萎缩。例如，博格尔就认为退休危机可能将金融界从目前的高度拖到一个更能管理的百分比，如经济总额的5%-6%。也许那时，我们就更能接近斯密向往的那种市场体系了，而在那个体系中，“消费者的利益（必定是）所有行业和商业的最终目的。”[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