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谁的价值最大化

弗里德曼衷心支持的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关键假设是，企业的目的是让金融价值最大化。就像弗里德曼在1970年的名言那样，“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提高利润。”[33] 这种看法与另一种观点契合，即公司的股价永远能完全地显示所有已知信息，所以股价成了评估整体企业价值的最佳工具。这种观点被称为“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的提出者，弗里德曼的门徒、芝加哥大学学者尤金·法玛凭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3年的诺贝尔奖是由法玛与罗伯特·席勒分享的，后者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几乎与法玛的论点完全相反：市场和资产价值受一系列因素影响（感情、偏见、坏习惯和纯粹的运气），与有效性几乎无关，而且两者并不总是正常运转，也难以预测。[34] 这个奖项被分别代表过去和未来的两名学者分享，极佳地凸显出经济学专家的存在危机。就像是物理学中的复杂又未被证实的弦理论一样，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成了接受有效市场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囚徒。商学院继续教授这些理论，而且可能将一直传授下去，直到当前这一代学者被下一代取代。（就像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的妙语：“科学的进步源自葬礼”）然而新研究显示，经济和社会上的事件到底有多少是荒谬、无法预期的，这些事不适合死板的数学模型，不断变化的人类经验才能更好地表达。

实际上，现在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是行为经济学，一种将所有这些因素都包含在内的理论。席勒正是凭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指出虽然行为经济学和古典思想相比常常被当作“软”科学，但这些行为学家才是真正在商业街实地考察，收集了“真正的”数据。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出了复杂的金融模型，“许多（经济学和商学院的教授）并不会从现实世界收集并处理真实的数据，并把这些当作自己研究的一部分。”席勒表示，“他们认为这有点掉价。”[35] 麻省理工教授罗闻全的研究建立在席勒的许多观点上，对此他表示赞同。他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事在他分析一些技术数据的时候走过来。“他看着我然后说，‘天哪，你怎么干这个？’好像我在阅读色情杂志一样！”[36]

这种认为实体经济的状况不值得“真正的经济学家”投入精力了解的观点终将改变—许多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的领军人物开始进军行为学研究。但学术上的改变进程慢得像蜗牛。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行为经济学刚刚诞生，有效市场理论风靡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两名学者迈克尔·詹森和威廉·麦克林受行为经济学逐渐发展的影响，创造出一种将会进一步重塑经济学教育和企业大局的管理框架: 代理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经理人应当受到所有者待遇，用股票支付工资以促进企业进步。这种理论现在依然是MBA课程中的重点。詹森和麦克林无疑是弗里德曼和法玛的信徒。讽刺的是，提出这种理论是为了应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体经济核心实际上并不怎么健康的担忧，而这种理论实际上对许多公司造成了损害。虽然人们对“组织者”和大型全球化的公司具有信心，一系列事件—从石油危机到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到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飞速发展—都让人担心美国正在失去自己的地位。战后繁荣过去被当作理所当然，现在则不再确定了。贫困率上升、不平等高涨、美国制造业开始空心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制造业对 GDP 的贡献从24%降至约17%。[37] 人们发明了“铁锈地带”这个词来描述曾经繁荣的工业城市的崩溃，比如布法罗、匹茨堡、克利夫兰和底特律。社会学家发现对实体经济的信心在下滑，通用这样的大公司的员工经常迟到或压根不来。工会、首席执行官、顾客—几乎你能想象到的所有选民—都在游说赞成改善实体经济和监管环境（此外，这种深深的不满还促进了解除管制，这在第一章有所描述）。

人们尤其关注，大型多元化的组织可能会引起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利益的分歧。的确，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分歧是美国竞争力下降的根源。经纪人几乎被驯服成了公司职员，不用拼命就获得大公司官僚机构终身雇佣的承诺，而股东会随着利润和股价的下跌失去地位。解决办法：统一两者的激励机制，通过一套特殊的财务指标评价经理人，并提高经理人工资中股票期权的份额。董事会监督经理人，确保他们尽一切可能提振公司股价。但是,这些理论并不是在实际中经营，而是在大学教室和电脑上形成的。

代理理论迅速确立了其相应的地位。詹森的观点受到《华尔街日报》和《哈佛商业评论》的表扬，成为要求提高经理股票期权法律限额的助力，同时还成了维护T·布恩·皮肯斯这样的企业狙击手或绿票讹诈的利器。就像许多收购巨商那样，皮肯斯认为首席执行官大多懒惰自私且十分固执。美国的执行官们……将收购看成对自己工资和小费的威胁。当时皮肯斯这样说，“他们会这样认为的原因是他们大多只拥有自己公司很少的股份。他们不大在意股东的利益，因为他们自己不是大股东。”[38] 实际上，詹森等学者认为皮肯斯这类人是“发明家”，给美国经营不善的大型公司带去了急需的纪律。从这个角度看，皮肯斯、伊坎、克拉维斯和其门口的“野蛮人” 并非捕猎者，而是资本主义的保护者，采取乘虚而入的方法，清理那些腐朽的公司。这一理论至今仍然为伊坎这样的激进投资者所用。他有一次告诉我，董事会大多是首席执行官的朋友，通常不如执行官聪明且往往受个人利益驱动。伊坎说，“这个国家的许多企业都经营得很糟糕，虽然优秀的董事会也有，但总有董事会的人拿着40万的年薪扯后腿。他们不会和把自己送到这个位置上的朋友（首席执行官）过不去的。”[39]

大部分情况下这是对的，但美国企业管理疲软不振的真实原因，是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之流的激励机制与公司的长期决策相违背。在学术圈中，这个现象叫作“委托-代理问题”。沆瀣一气的并非首席执行官和他的高尔夫球伴，而是企业执行官和金融家。今天的首席执行官有充分的理由提振短期股价：华尔街希望他们这样做，因为大多执行官的报酬大半是通过股票期权的形式获得，这样会让“他们自己”得到更高报酬。华尔街负责评估公司市场价值的分析师往往只检查公司的年现金流预测。（虽然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企业70%-90%的实际价值与3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收益相关，但这点往往被忽略了。）[40] 结果大部分通过股票期权得到报酬的企业领导尽力追求数字目标，而不是做出对企业长期发展更有利的决策。“金融破坏了美国企业的表现，美国的实体经济却并没有反抗，这就是原因之一。”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的约翰逊说道。[41]

这种现象让美国实体经济与海外竞争者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后者包括了新兴市场的家族公司，以及拥有能缓解上述压力的、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的欧洲公司。“当我在亚洲旅行时，这是让我不断想到的事情之一。”麦肯锡的领导多米尼克·巴顿在为《哈佛商业评论》撰写针对美国业界短视现象的评论中写道，“（国外的公司）按照优先度完全不同的时间表发展，完全没有那些困扰许多美国企业的短期压力。”[42] 的确，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尤其是亚洲的企业，常常以十年为规划单位，而不是一个季度。

这种企业管理应当明确以且仅以股东利益为准，任何其他事务都不予考虑的观点在全球环境下显得十分奇怪。许多德国、中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像印度、巴西这样国家的公司都没有按照这种思想进行管理。实际上，这种思想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美国商业领袖接受，虽然它同时被商学院和市场大力推行。在1990年，由美国最大最有权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在一次使命宣言中声称，“仔细衡量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领导的责任，是他们对公司或对股东长期利益责任的一部分。” 7年后，圆桌会议放弃了该表述，将宣言改成“管理层和董事会的主要责任是对公司股东的责任。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是股东责任的延伸。”[43] 今天，已经很难找到没有公开赞同股东价值观点的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了，不管他们是否真的相信这一观点。实际上，能够公开质疑这种说法并全身而退的领导们，往往是个人魅力被众人崇拜，且具有自己鲜明观点的公司创始人（阿里巴巴的马云和星巴克的舒尔茨是两位经常能完成此壮举的老板）。

然而不幸的是，如果你坐在今天顶尖商学院—哈佛、沃顿、斯坦福等—的金融基础课程教室里，你学习的内容和三四十年前学习的内容差不多：股东价值比一切都重要。这类MBA必修课中，你还会听到一些核心教学内容：合理的自身利益引导人们做出最优经济决策；商业的目的是赚钱和为投资者创造价值；衡量公司的成功与否是看股价，而不是核心技术、创造力、人力资源或社会公益。MBA课程教导学员，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提振股价就是管理层存在的理由。这种指导性的目标不仅让公司损害长期预测并给自己的领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今天的首席执行官在任一般不超过10年 [44]），还创造了和其他行业有所区别的商业管理层。与医药、法律或艺术等其他职业的管理层不同，他们与其他更广阔的群体隔绝起来，不再为社会整体做贡献。

阿斯彭研究所对一群MBA学生进行跟踪调查，贯穿了他们的教育经历。结果显示在大学期间，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且并不是往好的方向变化。[45] 刚开始该专业的学生相信企业运营应当考虑更大范围的利益相关者，囊括了工人、客户直到社会整体。调查报告管这个叫“顾客模式”。然而到了第二学期结束，学生们就转变成了“商业经理人模式”，与之前相比更多地强调最大化股东回报率，不再那么注重生产高质量商品和提供高质量服务。调查报告声称，这种变化反映了“第一年课程中股东占据了强大的地位”。商学院几乎是明目张胆地教育学生贪婪是好事，合理的自身利益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均有益处。但如果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衰退和慢得让人心痛的复苏教给了我们任何事，那就是传统经济学智慧并不总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