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科拉与年的危机

债台高筑和消费信贷并不是大萧条和大衰退之前那段时期的唯一相似点。大家都记得卡尔·列文议员。他在参议院对2008金融危机根源的调查中担任联合主席，就次贷危机拷问了华盛顿互惠银行、穆迪公司和高盛等华尔街机构的总裁们。但几乎无人知道，这番奇景早在77年前的1932年就曾上演。当时参议院举行了佩科拉听证会，就1929年股市崩盘的原因提出质询。这场听证会以首席调查员费迪南德·佩科拉命名。当时第一个摊上麻烦的银行家是花旗的前身——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的主席查尔斯·米歇尔。

国家城市银行在一个良好的基础上制造了危机。就像其他纽约大银行一样，它的资产负债表上有20%左右的股票资本—是今天大型金融机构中股票资本所占比例（平均2%-5%）的10倍（也是如今许多呼吁银行改革的人希望能重新达到的目标）。[32] 当1929年恐慌开始时，国家城市银行资金充足，向银行体系中投入了2500万美元，将崩盘推迟了大概6个月。[33] 但佩科拉的调查结果最终显示，国家城市银行自己正是股市崩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像21世纪那些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一样，这家银行和许多其他机构故意向客户销售不良证券并有意隐瞒交易中隐藏的利益。实质上，银行卖空了自己的客户，通过有损客户的交易为自己牟利。例如，1929年崩盘前的积累期中，当铜价刚开始下跌的时候，国家城市银行就大量抛售蟒蛇铜矿股权，还将之包装成一项可靠的投资。难怪卡特·格拉斯议员在1929年评价道： 米歇尔“在这场股市崩盘中应负的责任比其他50个人加起来还多。”[34] 但就像今天的银行家一样，米歇尔顺利逃脱了牢狱之灾。他在出庭作证并支付政府官员（他同这些官员达成过许多暗中交易）110万美元几天之后就蒙羞离开了国家城市银行，但依然在华尔街供职。[35]

不过，这场危机带来了一个好处。格拉斯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亨利·斯蒂格尔完成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美国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进行了剥离。此后的60年里，这项法案使限制用途的商业贷款免遭高风险自营交易的伤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创建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银行存款人提供每人最高5000美元的保险，从而降低了银行挤兑风险，也保证了金融危机中大众存款的安全。这项法案终于给银行为吸引储户提供的利率做出了限制，这个限制叫作条例 Q。设立它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防止银行间因为竞争太激烈而提出更高的利率水准，因为高利率可能导致银行进行那种引发了1929年黑色星期二风暴的高风险投资。这背后的旨趣是让银行业成为安全平淡、促进商业发展，而非扰乱商业市场或者为追求投资而与商业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

它成功了，或者说至少成功了几十年。大萧条和20世纪60年代之间那段时期里，银行业基本处于监控之下，提供的款项多为面向普通民众的传统业务。想想1946年的电影《生活多美好》中，吉米·斯图尔特饰演的角色乔治·贝利用一段将本地建筑和贷款比作社区黏合剂的著名独白挽救了一次银行挤兑：“钱不在这儿。你的钱就在你家隔壁乔的房子上。还有肯尼的房子，还有麦克林的房子，还有其他上百所房子上。” 彼时的银行家们对自己的定位并非交易者，而是个人财富的管理者和工业发展的润滑剂。他们大多向保守的个人和企业发放保守的贷款。随着佩科拉听证会的举行，国家城市银行撤下声名狼藉的主席米歇尔，换上“长相和举止都像是新英格兰农民” 的詹姆斯·珀金斯。交易遭到禁止，除非3名公务人员签字，否则不予发放贷款。[36] 这当然造成了经济疲软，但根据皮凯蒂的说法，这段时间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紧密联合正是社会不平等创下历史最低的原因之一。[37] 金融终于被驯服，经济风险也因此降低。至少，这种情况维持到了沃尔特·瑞斯敦的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