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了战略机遇期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衰竭，要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协调、高质量的发展，就必然沿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路径，一方面加快消化过剩产能、扶持新兴产业，形成新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加快以中小城市及县城为重点的城镇化进程，形成新的需求结构，从而再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因此，国家必然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在大城市出现“城市病”的环境中，中小城市及县城城镇化成为城镇化的战略重点，迎来了大力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1.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为中小城市及县城城镇化的推进创造了政策环境。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快的提高。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4年的54.7%，已有7.5亿人口生活在城镇，大约2.6亿农民走向非农产业，其中1.6亿生活在城市，这大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财富的快速增长，使我国成为GDP世界第二和制造业第一的大国。与此同时，也使我国患上严重的“城市病综合征”。一方面“过度城市化”困扰着中心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房价暴涨、水源短缺，超出了城市自身的承载能力，难以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半城镇化病”严重，1.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处在城乡两栖状态，内需难以释放、社会矛盾尖锐。为了医治城镇化的负效应，加速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支撑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国家适时启动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制订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对城镇化的目标、路径、政策进行了顶层设计，用以指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城镇化，尤其是农村城镇化的加速，提供了三个方面的环境：

第一，确立中小城市、县城及小城镇为推进城镇化的主攻方向。按照《规划》设定的发展目标，2020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要到达60%，2030年达到70%；如果按照联合国人口署2012年对我国2100年人口总量变动趋势中的方案预测，2020年总人口为14.21亿人、2030年为14.58亿人计算，2020年新增城镇人口为1.4亿、2030年为1.68亿(见表1)。可以说，在5—15年的时间里，将有3亿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徙，在大城市饱和的状态下，中小城市责无旁贷成为容纳进城农民的新人口池。《规划》明确指出：“把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把有条件的县城和重点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表1　2013—2030年中国新增城镇人口预测一览表

第二，明确增加中小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外交通，发挥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对城镇化格局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到2020年，普通铁路网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快速铁路网基本覆盖50万以上人口城市；普通国道基本覆盖县城，国家高速公路基本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尤其是强调县城和重点镇的基础设施投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见图1)

图1　县城和重点镇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资料来源：《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第三，明确率先进行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综合配套改革。《规定》指出：“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最近媒体报道，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正式启动，64个试点单位，从五个方面进行机制创新：(1)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按照户籍制度改革要求，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出台具体可操作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标准；建立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2)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编制公开透明的城市政府资产负债表，依据城市规划编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融资规划，针对不同项目性质设计差别化融资模式与偿债机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制度，鼓励社会资本以PPP方式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行等。(3)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实现农村宅基地的有效流转，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分配机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的市场。(4)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把符合条件的县和建制镇设为市的过程中，探索大部门制、开发区管理模式等的横向整合，优化行政层级和区划的纵向设置；赋予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5)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鼓励试点地区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体制机制、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城市“多规融合”制度、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和创新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人文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多种改革探索。上述5个领域的改革，将会加快中小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融资环境的改善，农地的转流，农民工市民化的财力、地区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2.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交汇，为县域城镇化提供了动力。县域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来自两类人群。首先是新进城的农民，从农村源源不断地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流动呈现出两个特点：按照青年—男人—妇女—中年人—老年人顺序外出；按照年轻人—大城市、中年人—地级市、老年人—县城顺序转移。随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新进城农民平均年龄不断地提高，已经从2008年的34岁提高到2014年的38.2岁。由于受年龄、技能、文化、家庭等因素的影响，新进城农民很难在大城市就业和落户，偏爱选择县城作为落脚地。中国就业网对全国116个城市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45岁以上劳动力仍然供过于求，就业十分困难。(见图2)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16—34岁的劳动力仅为3500万人，农业劳动年龄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2岁，预计到2020年为50岁。随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也会呈现递减趋势，就地城镇化成为新常态。

图2　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

资料来源：中国就业网相关数据

另外，县城吸引了返乡农民工落户。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农民工代际交替阶段，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前出生的)在经过20多年的城市打拼，有了一定的积蓄，再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就业的艰难，开始踏上返乡之路，县城成为返乡农民工的目的地。据统计数据显示，老一代农民工本地从业的比重逐年提高，2013年约占54.5%，而新生代农民工仅占24.5%。从表2可以看出，从2010年开始，农民工总量增长率逐年下滑，说明农村这个劳动力蓄水池中，后备劳动力不足。而本地农民工的增长速度虽然也放缓，但是增长速度高于外出农民工的增速，这说明，很多农民工选择了回乡打工。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已经到了劳动力“回流”阶段，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快，东部传统产业的“西移”，即中西部转移，“下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及县城转移，中西部跨省流动的农民工，逐年“返流”。据有关部门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希望定居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县城、小城镇以及打工城市；随着年龄增大，希望定居县城、小城镇、打工地的比重越高；50岁以上的农民工希望定居农村的比重最大，16—25岁的农民工希望定居直辖市的比重最高。从调查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回乡定居的愿望越强烈。

表2　农民工规模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

表3　农民工希望定居的地方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

县域城镇化还来自逆城镇化人群的推动。首先是养老人群。随着我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将迎来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退休高峰。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龄化率(65岁以上)将达到12%以上，2030年达到16%，届时将形成庞大的养老人群。县城及有条件的小城镇，拥有生活成本低廉、人脉社会交融、城乡空间宽阔、气候环境优美、生活节奏缓慢等条件，如果在公共设施和医疗条件不断提高的趋势下，必将成为吸引老年人的养老目的地。其次是休闲旅游人群。县城也是“中产阶级”休闲的目的地。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发展快于中西部，已率先进入全面小康阶段。有媒体报道，我国有8个省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中产阶级”逐步壮大，休闲、运动、娱乐已成生活方式的必要内容，成为治愈和缓解“亚健康”状态的良方。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主题突出、历史悠久的县城和小城镇，成为中产阶级休憩的理想场所。有人如是说，这样的县城和小城镇是“进城农民的家园”、“城里人的驿站”。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不期而遇，为县域休闲旅游、养老服务等服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为县域城镇化注入了新动力。“引进富人、带动富民、先富带后富、富富得福”，就是这种发展路径的真实描述。

3.工商资本“下乡”，为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产业支撑。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外需下滑，沿海和大城市土地价格、劳工价格、原材料价格等生产成本大幅上涨(见图3)。其中劳工成本上涨最快。以农民工月工资为例，从2010—2013年，都保持两位数的上涨速度，2014年有所回落，也增长了9.8%，月平均工资达到2864元，这种状况导致了很多企业微利甚至亏损。为了应对这种新常态，在政府扶持县域及农村发展政策的影响下，工商资本转向成本较低的县城及农村，转向以内需为导向的产业。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养老业等成长性好的产业，得到工商资本的“追捧”，逐渐形成了工商资本下乡的“潮流”。工商资本大量下乡，为县域和农村城镇化发展注入了资本、技术、品牌、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也带来现代农业、食品加工、休闲旅游、养老服务、仓储物流业、信息服务、生物制药等产业的发展。以江苏为例，从事现代农业经营的企业，不仅有江苏熔盛重工造船有限公司这样重工业行业的佼佼者，还有像江苏天目虹枫养老集团这样的横跨养老服务、房地产、旅游开发等多个行业的大型企业。

图3　农民工月收入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3》。

4.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提供了发展契机。2012年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GDP达到6609美元(现价美元计算)，2014年人均GDP达到7575美元。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GDP上升到4000美元之上，居民消费结构将发生变化。运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见图4)，我国消费需求正从生理需求层次上升到安全需求和社交需求层次，从追求物质产品，转变为追求高品质的消费品，包括功能性消费品及精神产品。据麦肯锡公司预测：假定中国经济增长每年保持6.5%速度，中国中产阶级将在2025年达到6.12亿人，城市人口的60%将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这种变化推动了“中国制造”向“中国消费”的转变。有两则信息显示这种变化带来了巨大商机。一则是，人民网2015年1月31日报道，中国人2014年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是世界最大的买家。据《中国奢侈品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1060亿美元，其中境外消费为810亿美元，占76%，本土消费额为250亿美元，占24%，大量奢侈品消费需求外流。同时还显示，传统奢侈品需求份额下降，高端、小众、定制类奢侈品需求上升。另一则是，中国侨网2015年2月2日报道，2014年中国出境游人数首次突破1亿人次，中国游客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对象。国家旅游局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内地公民当年出境旅游首破1亿人次，达1.09亿人次，海外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648亿美元，较2013年增加28%。有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出境游客消费支出预计高达1940亿美元，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上述两组数据深刻揭示了三个趋向：一是“中国消费”增长快速，成为世界各国追逐的“移动钱包”。二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快速，食品的加工化、消费品的品质化、生活的休闲化成为消费潮流，个性化、小众化、定制化、奢侈化的产品成为中产阶级消费的最爱。三是消费资源大量外流，导致内需严重不足。这也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急迫性，“消费替代”成为一个不容扭转的战略方向。市场消费结构的阶段性变化，为现代农业、休闲产业的发展，为中小城市、县城及重点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市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