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特点和庸俗实质

同资产阶级其他流派经济学说相比，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具有一些独特的格调，主要如下：

20世纪30年代空前大萧条那种经济性灾祸，绝对不是因为生产力的物理性破坏，而是由于物资过剩、销售阻滞所发生的经济性破绽。在这种“社会瘟疫”中，商品充斥，生产剧降，失业人数猛增，广大工人阶级陷于贫困绝境，整个社会处于萧条厄运。人们把这种生产过剩造成的贫困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凯恩斯在论述“有效需求原理”时指出：“这种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富裕中的贫困这种矛盾现象。”⁽¹⁾《就业通论》出版后，《经济学季刊》组登了四篇书评加以评论。他于1937年初期在该刊发表题为“就业一般理论”一文，阐述他这种新理论的基本观点，以资答辩；他明确指出，这是一种“繁荣内部为什么会孕育着使它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的理论⁽²⁾。由此可以确认：就业一般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富裕中的贫困”——“繁荣内部孕育着使它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这种矛盾现象，也就是如何解救失业问题。凯恩斯理论的中心旨趣在于，探讨富裕中的贫困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何在，以及如何救治的问题，也就是探究失业的原因并寻求解救失业的对策。失业的反面是就业，所以他以《就业通论》作为书名。就业水平的高低，同生产水平的高低、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相关。所以，他把就业总量、生产总量和国民收入三个变量视为同义词，三个词汇可以互换。同马歇尔以研究经济均衡为中心课题不同，它的主攻方向在于研究经济波动：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入的波动，即由繁荣高潮转入萧条低潮的原因及其解救对策。换言之，它的根本目的是要解释什么因素决定就业量及其波动，也就是要说明什么因素造成失业，并寻找解救对策。

凯恩斯对待这种矛盾现象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明确承认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患着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这种痼疾，而且病势深沉，失业问题严重到“令人不能容忍”，有引起革命、导致现行制度全面毁灭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他却硬说，这种病症是可救治的。于是要对之作“一个更基本的诊断”，编制一套理论，并且开具“处方”，提出政策措施，克服资本主义的“缺点”（分配极为不均和失业问题），同时保存资本主义的“优点”——高效率、发财欲和个人首创精神。他承认这些“缺点”，目的在于设法消除这些缺点，从而永葆资本主义青春。《就业通论》全书中充满这种论调：资本主义危在旦夕，抢救迫不及待，而传统自由放任的药方已告失灵，势必改弦更张，另筹新策，于是抛出以政府干预为主导思想的新就业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以拯救资本主义危亡于万一。他在撰写此书时，曾写信给萧伯纳说：这“将摧毁马克思主义的李嘉图基础”。足见《就业通论》的旨趣直接是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因此，从实质上讲，《就业通论》是垄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经济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十分明确，绝不应有丝毫含糊。

正因为如此，《就业通论》全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自由放任体制的经济运行充满着悲观情调；在这点意义上讲，它是一本包含着长期停滞论的“萧条经济学”。另一方面却对政府干预政策的“神效”盲目乐观，硬说这是救危扶倾的唯一法宝，并且进而幻想：通过30～60年左右的充分就业，资本资产充分丰裕，利率逐渐下降为零，金融资产阶级无疾而终，资本主义从此进入“乐观世界”，开始文明生活，这就不需要革命了。在这点意义上讲，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救星，它是一个以“小革命”来抵制社会革命、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纲领。

首先，谈它的“一般性质”。在坚持上述基本态度的前提下，在确定研究对象以后，他究竟编制什么理论对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病因去作解释呢？简明地说，他创造了以有效需求原理为核心的就业一般理论体系来进行诊断。原来的传统经济理论信奉自由放任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和协调性，以充分就业为假定前提，其理论依据是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否定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否定有效需求不足，硬说失业只属于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失业只是局部的，由均衡暂时失调、通过自动调节恢复均衡的过渡现象。凯恩斯同这种传统经济理论相背离，明确地摒弃“充分就业”这个与一般经济现实不相符合的虚幻假定。他确认，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常情况是经济活动的不稳定状态，包括从充分就业一直到普遍大量失业，而典型的就业水平大多是远远低于充分就业，即失业经常存在；而充分就业只属于一个特例，绝不是一般情况。他在《就业通论》⁽³⁾这本著作的标题中，强调“一般”二字，意指他的理论对于一切就业水平，即对充分就业、普遍严重失业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各种就业水平，都能适用。此外，一般理论的另一个“一般”方面，是它解释通货膨胀与解释失业同样适用。两者主要都是有效需求的数量问题。需求不足引起失业，需求过多造成通货膨胀。总之，“古典学派”传统经济理论同凯恩斯理论的显著区别，大部分来自它们之间的假定不同：前者假定充分就业是正常情况，后者则认定非充分就业是正常状态，前者是静止均衡理论，后者则是一个移动均衡理论。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中，失业显然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凯恩斯以非充分就业状态作为其理论构思的假定和出发点，同传统经济学说相对比，这无疑是一项明显的相对优势。这是他富有现实感的具体表现，应当加以肯定。

其次，就业一般理论具有浓厚的实践意义，这是又一个重要特色。凯恩斯确认，一切生产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消费，首先强调消费需求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极端重要性。他编造一个以消费有效需求不足为中心思想的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去否定并取代萨伊定律，承认有效需求的不足，承认经济危机和“非自愿失业”，并把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看成这种严重病症的最终根源。他把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两大原因，当作构成有效需求原理的主要内容。他特别强调心理因素，提出了三个心理规律：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这三个心理规律成为就业一般理论的主要骨干。

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是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这个不治之症的“诊断书”。他在《就业通论》末章的最末一段明确承认，就业理论这种思想体系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种痼疾“作一更基本的诊断”。“诊断”一词意味着：凯恩斯确实以抢救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这种危症的“医生”自居。正如一个医生对患者病情的诊断书一样，他那具有“诊断”性质的理论思想体系是十分富有实践意义的：直接为抢救病危患者（濒临全面毁灭的资本主义）开具“处方”的理论根据。所以，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绝对不是什么只空谈的“纯”理论；恰好相反，它是目的性很明确，实践性很浓厚、政策性很强烈的一整套理论。其根本目的是要说明什么因素决定就业量；就它所涉及的实际问题来说，也就是要说明什么因素造成失业。在实践意义上就是要指明：哪些因素改变后或哪些措施采取后，就将会医好这个痼疾。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要指明，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对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进行改革或进行社会控制和调节，以便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水平。

凯恩斯说：“我们的最后任务，也许是在我们实际生活的经济体系中找出几个变数，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统制或管理。”⁽⁴⁾具体地说，就业理论体系有三个重要的独立变数，即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他之所以选定这三个独立变数或重要因素，是由于他对实际政策怀有独特的兴趣。总之，他的就业理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主要是由于他非常关心加强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为中心旨趣的政府干预这种独特经济纲领。

凯恩斯在其就业一般理论这种诊断的基础上，究竟开具什么“处方”去救治这种痼疾呢？救治对策的总方针是：由政府干预、公共投资及其他调节措施去弥补私人企业经济的罅隙和缺陷。一句话，政府成了医治这一危殆病症的唯一救星。其具体政策的详细内容，以后将在本丛书的有关部分中加以介评。

其一，摒弃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采取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一系列措施，扩大政府的机能。把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变为“混合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其二，摒弃传统的节约原则，提倡高消费，甚至主张浪费性消费和破坏性消耗，认为建立金字塔、地震、“挖地洞”，甚至战争，均可增加财富。

其三，既然有效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是造成失业的原因，则政策上的补救办法是“双管齐下”：增加投资，同时提高消费。但是，他又认为，在收入分配极为不均的现行情况下，消费倾向在短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不易提高很多，于是把重点转移到投资上面。他强调增加投资，弥补由于消费需求不足所留下的“缺口”。同时，他认为不能把投资交由私人资本家去自由放任地进行，而须实行“投资社会化”，由国家来总揽。

其四，财政政策是“反危机”的主要药方。摒弃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量入为出，开支力求其小，收支平衡，税收应求轻而少，公债对子孙后代是一种负担，是件坏事；鼓吹扩大财政开支、赤字财政和增发货币的“半通货膨胀”，促使温和的物价上涨。这样去管理需求，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经济，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此外，货币政策如调节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活动等仍然有其重要性，但退居辅助地位。

就业理论与政策措施二者之间存在如下的独特关系：

其一，从就业理论与就业政策两者在发展上的程序而论，凯恩斯先提出解救失业政策措施的基本设想，然后为了寻找这种政策的理论依据，使之富有说服力，才进一步探索、塑造其就业理论。在本书第四章论述凯恩斯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这种实情。如1929年他早就提出了用财政拨款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的倡议，但这方面的一些有关理论解释日后才陆续探究、塑造出来。

其二，就理论与政策二者间通常意义的逻辑关系而论，就业理论是就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就业政策是就业理论的具体应用。以医生治病为例，就业理论是“诊断书”：对病情进行诊断，查出病症根源；然后根据“诊断”结果，开具“处方”制定政策。

其三，凯恩斯以解救严重失业危症的医生自居，把他的就业一般理论的整个思想体系看成“一个更基本的诊断”⁽⁵⁾，力求完备、周全；至于具体的政策措施，则只简要地勾画一个粗略草图。他提出：“至于应当采取何种实际办法方能把这些思想逐渐实施，即使提纲挈领地提示，也须另成专书。”⁽⁶⁾因此，《就业通论》主要是一本就业问题的理论专著，而不是一本论述政策的著作。

其四，关于《就业通论》在经济学科图书分类学中的属性问题。这里必须着重指出，凯恩斯救危扶倾的《就业通论》型需求管理方案，在表述上具有这种独特格调：他自己并未把它塑成完美无缺的美玉；至于作为“处方”：政策措施的另一半，则仅仅勾画出一个草图，详细的实际办法则留待他的后继者去进一步探索、增订和补充。

在这种意义上讲，同A．C．庇古1933年出版的《失业理论》一书相类比，《就业通论》可以定名为“另一类失业的理论”，即“非自愿失业的理论”。如果说庇古的《失业理论》是在继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关于失业问题的一本专题著作的话，则凯恩斯《就业通论》就是在对马歇尔上述基本理论既背离、又继承的特殊关系下，关于“非自愿失业”的一本在内容上庞大复杂得多，在影响上巨大深远得多的专题著作。凯恩斯《就业通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科浩瀚文献中，既不属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纯”基本理论全面论述的一类著作，也不属于琼·罗宾逊（J．Robinson）《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张伯林（E．H．Chamberlin）《垄断竞争理论》“纯”基本理论部分论述（体格论）一类的著作，而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专题性著作。它在经济学科各类图书分类学中，归属即是如此。这个归属问题一经确定，它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也就更为明确了。

整个就业一般理论体系以经济前程的不确定性为背景，从而假定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根据对未来的预期作出抉择。货币与利息同不确定性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在经济结构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一）经济前程的不确定性：就业理论的依据和背景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主要在于研究常态与均衡，确信充分就业是一种自然趋势，只要没有人为干扰，它总是会通过自动调节而建立起来的。这种信念是以经济前景的确定性为依据的。而凯恩斯就业理论则主要在于研究经济失调和波动：由繁荣转趋萧条的循环波动；它打破均衡观的束缚，着重引进历史观：时间的存在——昨天（过去）和明天（未来）的区别，认定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可确知的。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着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消费—储蓄倾向与不确定性有关；投资规模容易发生波动，正是由于不确定性，流动偏好（人们用不提供收入的货币形式来储存财富的偏好）只有用经济前景的极不确定才能加以说明。因此，我们可以确认，经济前景的“确定性”、或是“不稳定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论断，是传统旧经济学与凯恩斯“新经济学”两种思路的分水岭。琼·罗宾逊认定，“凯恩斯所论证的问题的真正本质是不确定性”⁽⁷⁾，由此可见，用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去取代确定性，这是“凯恩斯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预期在经济运行进程中的独特重要作用

凯恩斯十分重视企业家的预期收益对新投资决策的决定性作用，他特别强调预期在经济运行中的独特重要地位。他认为，在一定的消费倾向下，新投资量决定就业量；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共同决定新投资量。资本边际效率等于普通所谓利润率，说得更精确些，就是“预期利润率”。利润率既然是属于“预期性”的，不是“现实性”的，实际上就是新投资的预期收益。资本边际效率的最重要特征——不稳定性，来自预期收益的不确切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经济生活的不稳定性大部分要归咎于资本财产预期收益的不稳定性。《就业通论》所考察的各式人物中，企业家是主角，他的投资决策动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或萧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财产是联系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的一根链条。企业主现今考虑是否新增投资、扩大或缩小生产规模时，正是根据未来的预期而作出抉择。在这种意义上，《就业通论》是用投资量变动来说明就业量变动的理论。这就可以看出预期在就业一般理论中的极端重要性。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预期”这个概念并非凯恩斯的首创，因他的老师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早就提及过。但凯恩斯对预期这个经济范畴论证得这样深入，分析得这样明细，并且赋予它这样极端重要的地位，这里可以肯定地说，确实是前无古人。

（三）货币与利息在经济运行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凯恩斯在其经济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主要是一个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在《就业通论》发表以前，他对英国20世纪20年代慢性经济萧条开具的前后两个救治方案⁽⁸⁾均只着重货币调节，稳定一般物价水平，以求恢复经济均衡，以后他才从原来比较狭隘的货币理论领域转向比较广阔的一般经济理论领域。他在《就业通论》中把货币带到一般经济理论领域，使它在决定整个经济体系的总就业量与总生产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特别强调货币巧妙地联结现在同未来这个特性，认为货币经济的特征是在经济体系中，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的方向，而且可以影响就业的数量。⁽⁹⁾于是货币以重要而特殊的格调进入经济结构，在决定总产量与总就业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¹⁰⁾这样，他把他的理论叫作货币经济的总产量（总就业量）理论。⁽¹¹⁾

至于利息，首先，在性质问题上，凯恩斯认为它是放弃流动偏好的报酬，是一种货币现象。据说，在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这种前提下，货币是储存财富之最安全的方式，只有这种不确定性才能说明人们为什么有“流动偏好”：用不提供收入的货币形式来储存财富的偏好。他明确指出：流动偏好“是一个晴雨表，它显示出我们不信任自己关于将来的计算和常规的程度……持有实际货币稳定了我们的不安心情；我们放弃货币所要求的利息乃是衡量我们这种不安心情的尺度”⁽¹²⁾。其次，关于利率特性在总产量理论中的作用问题，凯恩斯的论断也是十分独特的。投资引诱取决于利润率与利率二者间的关系，凯恩斯与马歇尔对这一总的原理是一致的。但此中却存在着两点差异：其一，凯恩斯把利润率改换为以预期利润率为实际内容的资本边际效率，这就在范畴表述上有所不同。其二，关于利率变动的弹性问题，彼此观点不同。马歇尔认为它具有完全的弹性，因而，对投资市场和生产动态起着充分调节作用；即利率弹性被认为是保持社会储蓄和社会投资相等的机制。而凯恩斯却认为它是“粘性”的，因流动偏好的特性而下降很慢，并且一旦下降到最低限度如2％，就不再继续下降；这就使利率对投资增长和生产增加起着阻碍作用。

凯恩斯的这一论点，十分独特，也十分重要；以后在货币和利息各章中将比较详细地介述。在凯恩斯理论中，对失业现象的根本理论说明，就在于货币与利息的这种特性。他认为，要是没有货币或任何形式的具有通常货币性质的财富，经济体系将倾向于自动调节到充分就业。⁽¹³⁾他在《就业通论》书名中标出“货币和利息”字样，并与“就业”并列，这就意味着，在理论上强调将货币与利息作为说明失业现象的重要因素。

在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方面，凯恩斯认为，以萨伊定律为理论基础，以均衡价格为中心课题的微观经济分析，不足以解释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必须加以摒弃，于是改采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方法。他的数量都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范围的，如就业是指全国的总就业量，生产是指生产总量，收入是指整个国民收入，消费是指全社会的总消费量。这和以微观经济分析为主的传统经济学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他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这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

同时，他提出了一整套新的经济范畴，如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等，并且把它们贯穿起来成为一个新颖、独特、艰涩难懂的复杂理论体系，这确实是旧的传统经济学说中不曾有过的新东西。

综括以上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各项主要特点，我觉得，就救治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这种病症而言，不论同前此的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说相对比，还是同后此的新型自由经营论如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相对比，不论在理论或对策上，它确实具有毋庸置疑的相对优势。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从“异端”变成“正统”，进而风靡于战后西方各国，臻于鼎盛高峰，雄踞“官方经济学”宝座持续三四十年之久，对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确实起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作用，并且促进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好景不长，后来在实践中涌现出一系列恶果，特别是“滞胀”问题更为严重。1974—1975年出现战后最奇特的一次经济危机：生产衰退与通货膨胀两症并发。它导致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失灵，趋于衰败，从“政府经济学”宝座上倒塌下来。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有其根本性的缺陷和错误：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产物，可是它完全不承认这种制度上的因素；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可是它完全抹煞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私人资本占有形式之间的这种根本矛盾，而另外找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正因为理论上的这种根本缺陷和错误，它的政策措施势必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处方；在实践中也就势必会涌现出严重的“副作用”，导致由鼎盛转趋衰败。总之，它在这半个世纪中这样的兴衰变幻绝不是偶然的。此中情由将在以后有关各章再行详细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