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之决定因素

在现行交换经济体系中，物价是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枢纽，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方向与范围，均须受物价机构的指挥与制约，推而广之，物价机构更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对于经济范畴以外之生活与活动，有所影响。在现在的社会中，物价机构渗透了整个社会的各部门，事物无分巨细，均须受其影响，其威力可谓无孔不入。但是，在另一方面，物价机构也是由整个社会体系中各种力量共同作用而成的综合体。社会中之各种活动，不论是属于经济的范畴，还是属于非经济的范畴，均可直接地或间接地对物价产生影响。故物价机构为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物价水准之决定，既不是货币因素所能解释，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所能解释，而必须从整个社会之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去求解释。所以，一方面，物价的影响是富于多面性的；另一方面，影响物价的因素也是多面的。在本节中，拟对影响物价之种种因素，加以概略的胪列，并分析各因素之特性，进而确定本学说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影响物价的各种因素，须推曾任纽约联合准备银行（the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行长之斯屈郎（Benjamin Strong）氏所列举者为最广泛。斯氏列举下列十项，定为物价变动的基本原因，如：①战争及政治之扰乱；②政府的财政政策；③货币增发与信用之膨胀；④新金银矿之发现或已采矿藏的枯竭，而引起金银产量之增减；⑤一般人民之心理状态——如买卖之方法，商人对商品欲求速售抑或求储存，消费者欢喜储蓄与否，生产部门常闹罢工抑或系努力生产等；⑥谷物收获之丰歉；⑦交通运输之便利与否；⑧流行疾疫之有无；⑨水、火、地震等及其他意外灾祸；⑩其他。斯氏更指出：“我们应诚实地承认这种事实；这许多原因中，仅有第二项、第三项可以受统制（control）之支配……前五项中之其余三项，自然也或多或少地受信用政策的影响；但是，后五项则纯属另一范畴，就多半只能‘付之天命’（acts of God）了。”斯氏所列举的各项因素，超越经济学科的范围以外，可谓极广泛了。以货币机构的灵巧，经济组织的复杂和整个社会体系之错综而言，斯氏此种广泛的列举，可谓极与现实相切合。

但是，站在经济学或货币学的立场上，除第二、第三两项属于货币的因素而外，其他各项因素对于物价产生影响，均须透过（through）货物之供求关系，而后方可具体地形成。如此，则物价水准之决定，可以简单地分为货币因素与非货币因素，前者为货币数量与流通速度等，后者则为货物供求之是否均衡。至于斯氏所列举之各种因素（除第二、第三两项之外），则可构成货物供求是否均衡之进一层的理由。

持货币因素与非货币因素之两分法的学者颇多，如凯恩斯（J．M．Keynes）、密塞斯（L．V．Mises）等均是。

凯恩斯在其《货币改造论》（Monetary Reform）中叙述数量说时，将各种因素分为n、r、R、R′四项，n代表货币数量，R代表本位货币存余总值所能购买之消费单位，R′表示银行货币存余总值所能购买之消费单位，r代表银行活期存款之准备比率，于是加上物价水准P而构成其在该书中的数量说⁽²⁰⁾。凯氏论及中央银行安定物价之方法时，则将n及r两者并为一组，认此二者可直接由中央银行加以控制；另将R′及R并为一组，认为不能由中央银行去直接加以控制，而仅依存于大众与企业界之生活方式。所以，中央银行不仅要直接控制n及r二者，而且要变动n及r以冲消R及R′对于物价之扰乱作用。即不仅单在消极方面使n及r不扰乱物价而已，而且在积极方面，当R及R′扰乱物价时，则须变动n及r以冲消之⁽²¹⁾。货币机构是否能具有这样大的威力，去冲消R和R′变动时所引起之商业循环中的物价波动，这是货币政策方面的问题，此处不拟加以讨论；但是，凯氏将影响物价的因素分成货币的与非货币的两方面，却是毫无疑义的。凯氏在其《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中，也承认影响物价的因素可分货币的与非货币的两方面。又凯氏在其《就业概论》中分析价格理论（price theory）时，也或明或暗地将各种因素分成货币的与非货币的两方面，如谓货币数量增加时，一部分将被有效需求所吸收而对物价不产生作用，一部分将促物价上涨⁽²²⁾。其所谓真正膨胀（true-inflation）或绝对膨胀（absolute-inflation）即为在非货币的一方面，就业已达饱和状态（full employment），生产弹性为零，而在货币因素方面则货币数量增加，致增加之货币数量全部促物价之上涨⁽²³⁾。故尽管凯氏在三书中的基本理论各有差异，但将影响物价的因素分成货币的或非货币的两方面，则是前后一致的。

密塞斯的说法也大致相同。密氏谓：“在研究货币价值变动之性质时，吾人每将决定货币与货物间交换比率（exchange-ratio）的两股因素加以分开：此两股因素，一为在货币方面发挥其力量者，一为在货物方面发挥其力量者。此种分辨对价格理论之助力极大；在事实上，如无此种分辨的方法，则价格理论的问题势将得不到解决。”“货物与货物之交换比率，或货币与货物之交换比率，是由各种决定因素对交换双方的条件有所影响而告形成。但是，如果仅有一方面的决定因素发生变动，现在的交换比率亦将发生变动。故尽管另一方面的因素保持不变，但只要一方面的因素有变动，则交换比率即生变动。”⁽²⁴⁾故密氏认定物价之因素，可分货币的与非货币的两方面，但只要有一方面的因素变动，即可使物价发生变动。

总之，此种分辨的方法，只在于求研究的便利而已，实际上，经济社会中之各因素与各数量，虽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下存在着，但此各因素、各数量及其组成之相关的全体，则常呈现着一种最复杂的流动状态。经济社会中的一切现象皆非独立存在，而是与其他现象保持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在此相关关系之下，其中若有一现象发生变化，其他相关现象也就不能不受其波及而亦发生变化；同时，其他的现象若发生变化，此现象亦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动。决定物价的各因素，其间亦具有错综复杂的相关关系。经济社会是变动不定的，则非货币因素也是变化不定的，此种变动一方面可以直接地促使货币价值发生变动，同时另一方面亦能使货币因素发生变动，而间接地使货币价值发生变动。货币因素，一方面固然可以被动地发生变化，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自动地发生变化，且此种自动的变化能进而促使货物因素发生变化。所以，物价机构的两面是互相联系地交织着，两者均可自动地变化，同时也可互相影响而被动地变化，而从物价变化中综合地表现出来。

在整个经济体系和价格机构中，货币因素和非货币因素两者虽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但性质上彼此差异甚大。如第一，货币因素之本身，在形态上比较简单，其变动或为国家货币之增减，或为银行货币之增减。至于货币流通速度之大小，往往依存于客观环境与人民用钱之主观态度，虽为非货币因素变动之反应，但对于物价之影响而言，则与货币数量之增减有同等的作用。非货币因素则内容甚为繁杂，可用供给与需要两方面去概括，供给方面以生产为主要项目，现有生产水准之高低，生产弹性之大小，交通、气候、企业组织之形态等，均为重要因素；需要方面以消费为主要项目，人民之消费倾向（propensity to consume）⁽²⁵⁾或消费弹性，财富分配之状态等，均为主要因素。此外，如政治扰乱、军事行动及其他灾疫祸劫等每对供求两方面均可产生影响。

第二，非货币因素之变动，一方面固然可以自动地发生，但另一方面却受物价水准之高低的支配。因在现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生产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故以物价上涨为有利。如物价长期下跌，则必招致恐慌，而使产业趋于衰退。消费方面，在短期中如货币所得不能随物价而上涨，则物价上涨对消费者颇多不利；但在较长期中，货币所得每可对物价变动徐加适应，唯程度与速度较小。同时，因物价上涨而使产业繁荣，生产品增多，可进而使人民之生活水准逐渐提高。如物价长期下跌，则产业衰退，失业人数增加，对于消费更加不利。而物价之或高或低，在某种限度内，钱币当局可以用信用政策或货币政策去自由调制。故国家之货币政策或信用政策，当以种种方式，采取主动的行动，在消极方面避免物价之过分波动，尤其是避免物价之长时期的下跌；在积极方面力求物价在长期中之安定，以促产业之发展。货币因素如假于货币数量之增减而对非货币因素有所刺激或压抑，在某种限度之内，非货币因素之诸方面非加遵从不可。反之，非货币因素之变动，如货币机构和信用组织不甚健全，货币因素每对立即有相应的变动出现。如在我国战时，沦陷区域增大，法币行使区域缩小，产业大部分被破坏，国际贸易路线被切断，则货币需要较诸战前已见减少。如欲求物价之安定，则须紧缩法币流通量，使货币之相对数量保持不变。但事实上，法币流通量不仅未紧缩，而且大见增加。但是，若因货物增多，而货币需要增多，则货币增加极为容易，货币机构在此方面之适应力极大。所以，在某种限度内，货币因素变动指挥或支配非货币因素的力量颇大，非货币因素变动支配货币因素之力量则须分别立论：若欲促货币数量之增加，则极容易，而且没有限度；若欲促货币数量之减少，则不如增加之容易。尤其在货币制度与信用机构不健全的国家，更是如此。

第三，货币数量之增加或减少，可使物价发生相应的变动，而且此种物价变动富有持久性，可使物价由旧水准进入新水准⁽²⁶⁾。非货币因素之变动，亦可使物价发生波动，但如货币因素徐加适应，则物价又会回复到原来水准。

第四，在现阶段中，货币机构操于国家手中，国家对于货币因素具有最大的支配力。如①法币之名目为政府所规定所宣布，用为记账单位及债务债权之计算单位，人民莫敢违抗；②货币数量由政府斟酌决定；③货币之材料及本位制度由政府斟酌决定；④货币价值之高低，因政府能自由决定货币数量之大小，故亦能由政府间接加以控制。而非货币因素项目繁多，性质复杂，且呈无政府状态，任其自然发展，自然演变，政府无法直接加以管理或控制⁽²⁷⁾。尤其是生产方面，更受资源、技术、设备诸种限制，生产物之量的增加，与生产物品类上之分配与转换，在某种限度以外，每难自由调度。总之，货币受国家之控制，数量可自由变动，尤其是可以自由增加，而非货币因素诸项，则受种种限制，不论在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均难调度自如。

总之，促使物价变动虽有货币因素与非货币因素之分，但物价之决定与其变动，均为两方面因素配合交织而来。今如以“经济发展” （economical development）一词代表非货币因素，两方面之配合与交织，在理论上大概可得下列种种情形：

（1）“经济发展”向前迈进，则货币需要增加，如货币数量不增加，或即有增加而程度与速度均不够，适应此新增之需要，则货币之相对数量缩小，于是物价或多或少趋于下跌。反之如“经济发展”向后衰退，则货币需要减少，如货币数量不减，或仅稍事收缩而程度和速度均不够适应新形势，则货币之相对数量增大，于是物价或多或少趋于上涨。

（2）“经济发展”向前迈进或向后衰退，货币因素如能随之同方向、同速度、同程度而增大或缩小，则货币的相对数量仍可维持原来状态于不变，于是物价能维持原来之水准。

（3）货币数量增大，如“经济发展”完全停滞，或进展之速度与程度不足与货币因素之变化相配合，则货币之相对数量增大，于是物价或多或少趋于上涨。反之，如货币数量减小，而“经济发展”不变，或稍形衰退而在程度与速度方面均不够适应，则货币之相对数量缩小，于是物价必或多或少趋于下跌。

（4）货币数量增加或减少，如“经济发展”依同方向、同速度、同程度趋于向前或衰退，则货币之相对数量不变，于是物价水准亦维持原来状态。

在事实上，因为非货币因素的复杂错综，发展每不规律，而且彼此差异极大，所以货币因素与非货币因素之配合，每呈极端复杂的流动状态，而并不如上述各种情形之简单。但是，实际情形尽管复杂，吾人仍可由上列各极端的情形中窥见物价水准变化的大致形态。

总之，各因素之特性可分两方面去观察：一为货币因素之特性，一为非货币因素之特性。在货币因素方面，因为：①现行资本主义体系之经济繁荣依存在长期中物价之徐徐向上；②就国家而言货币供给比较自由；③政府之财政需要；④债务者在政治上之力量，故在整个货币发展史中，货币数量之增加在速度上和程度上均较非货币因素向前发展者为大，于是使货币的相对数量逐渐增大，物价逐渐上涨。凯恩斯谓整个货币发展史即为通货膨胀史，意义即在于此。故货币因素之变动，一方面因基于现行经济体系之特质，能通过物资机构，促非经济因素之变动，使货币因素变动对于物价之影响降低或提高；另一方面却能使物价自旧水准进入一新水准。同时，因货币增加之弹性甚大⁽²⁸⁾，如经济发展向前进步不已，如货币机构甚为灵便，则货币数量每可自由增加，而保持物价之相当安定。货币因素既具有此种特性，故许多货币学者在货币政策上，对于用货币因素之相关变动，去冲销非货币因素变动对经济之恶劣影响，有很大的期望。例如，霍特里（R．G．Hawtrey）即主张用高利率去抑制商业循环之繁荣状态⁽²⁹⁾，凯恩斯在其货币改造论中，主张用中央银行的力量，去变动n及r，冲销R及R′变动的影响，以求物价之安定；在其《就业概论》一书中，主张长期地运用低利率政策，延长经济繁荣的时间，使经济发展永远呈现半繁荣的状态，免陷入恐慌与萧条的惨境⁽³⁰⁾。又如，卡塞尔（G．Cassel）主张当非货币因素发生变化时，货币因素应居于主动的地位去加以调节，如非货币因素向前发展，则应增加货币数量，如非货币因素向后衰退，则应减少货币数量⁽³¹⁾；故认定物价之不安定，基本原因实在于货币行政（monetary administration）之不善适应，即物价之一切变化均是属于货币性质方面（of monetary nature）的⁽³²⁾。以上各家之看法，对于经济发展中货币因素所具之主动的调节力量，虽不免过分的重视，但是，货币因素在某种限度内，对于经济机构之具有主动的调制作用与刺激力量，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非货币因素方面，各部门之变动对于物价亦能有所影响，同时，此种影响能在某种程度内由货币因素之相应的变动去加以冲销；但是，因为各部门过于复杂，其变动之速度和程度过于参差不齐，故上述货币政策之冲销作用的功效，极有限度。各部门之变动所以不能均一的理由，概括地说，主要是由于各货物需要弹性与供给弹性的不均一。故非货币因素的变动，不论是自动的还是被动的，因为变动之速度与程度各部门彼此不同，故结果每可促使经济组织之各部门之内在的数量关系，不论在变动的过渡时期中，还是由旧的均衡进入新的均衡以后，均将为之改观。尤其是在过渡期中，各部门间内在的数量关系之变化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