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达尔曼最吸引我的是他对自己的导师埃利奥特·理查森深厚的感情。有时，理查森被他的朋友们戏称为“一切职位的前任”，因为他在政府里担任过所有重要职位。理查森做过四个部门的内阁部长，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人都多。他曾出任美国大使。他参加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也是美国监督1990年尼加拉瓜选举的主要代表，还签订了其他一些条约。[3]在他担当许多职务时，达尔曼都曾为他工作过。
在哈佛的那个学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部长理查森的事情。我总是对他和他对达尔曼的职业影响很好奇，就问了很多很多问题。我一直敬慕理查森在“水门事件”中能坚持原则。当时，作为理查德·尼克松的司法部长，拒绝解聘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职务，这个决定让他失去了工作，并让他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非常特别的一席之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1998年，部长理查森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这是国家最高的公民荣誉。
1999年12月，在哈佛大学第一学期末，迪克·达尔曼带来了埃利奥特·理查森，作为他“公共部门的战略管理”课程的特约讲师。教室在贝尔弗楼五楼的兰德大厅。埃利奥特·理查森快80岁了，并且身体每况愈下，但他拒绝乘电梯，坚持要走着上五楼。
理查森是个英俊、优雅的男士，身穿黑褐色西装，看上去很干净利落。他整整90分钟都和同学们坐在一起，分享他的管理和领导经验。有的时候很难听懂他的话。他得过一次中风，失去了部分语言能力。但是很明显，他没有丧失公共服务的热情。
同样明显的是达尔曼对他这位良师益友的尊敬。达尔曼静静地坐在旁边，没有帮着插话或代为解释。
我们敬畏理查森在公共部门丰富的领导经历。一个同学站起来问：“部长先生，在您辉煌的职业生涯中，您所做的最让您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仔细听着，以便听懂他的回答，没有人想错过任何细节，你能听到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部长理查森身子向前倾了一下，小心地说每一个字。“我做的每一件事，”他说，“跟没做完的事情相比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是对公共服务最准确、最深刻的定义，也是我们班里每个同学在那学到的东西。
下课后，我走上台去见他。达尔曼向他介绍了我，并说了我刚刚离开克林顿政府来到这里。理查森抓住我的双肩，笑着看着我，问：“你什么时候竞选?”我们聊了一会儿，直到别的学生来找他。我转身离开时，我的眼眶里满含泪水。我看着达尔曼，我们交换了眼神，对那一刻的深意和影响心领神会。
埃利奥特·理查森两周后即1999年新年前夜，去世了，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真正领导者的典范。
与埃利奥特·理查森的相遇是我做学术时的巅峰——如果我没有让自己和这位乖戾的共和党老师建立友谊，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当你对和自己不同的人敞开心扉，有时会引发惊喜，让你的生活更富有。
乔琪·莫斯贝奇是这么说的：
现在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没有太多客套，更别说友情了。我们在任何事情上的观点都不同，然而我们还是很喜欢并且尊重彼此。我们不能说:“嘿，还有不同的观点——好吧，让我听听你的观点。”可谁知道呢?在我的生活中，很多事情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太多人开始时都带着成见，他们甚至在不认识你前就决定不喜欢你。这很危险。这样你变成了一个狂热分子。如果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你怎么成长?
乔琪是又一个不大可能和我建立友谊的人。由于我的部分努力，增加了共和党员代表人数，我去邀请乔琪在公共领导力中心董事会任职，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2008年选举期间，乔琪担任约翰·麦凯恩竞选总统工作的联合主席。我偶尔会给她打电话，虽然事实上，我们为完全对立的竞选团队工作，但她给我很大支持，让我感觉我们是知心朋友。
乔琪和我在很多事情上的观点都不尽相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好朋友。她对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学识和视野拓宽了我的思路，增强了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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