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发出倡议的合适人选吗

有时候，为了确保人们听进去你的观点，有必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去沟通的最佳人选。谁才是有合适职位、信誉、人际关系的人选，能让你的想法、计划或者建议取得进展?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1994年，当时我在一个女性商业企业的跨部门委员会工作。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这个委员会由每个政府部门的一个代表组成，支持女性小企业主创业。委员会的大部分人都是担任各机构高级职位的女性，比如，劳拉·德安德里亚·泰森，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我邀请了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约翰·多伊奇加入委员会，他大方地同意了。国防部缩减了数百万美元支持小企业主，这部分缩减的资金都流向了女性企业主。约翰加入委员会，这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这项工作不仅重要，而且还重要到国防部副部长都要参与进来。

我们在多伊奇演说的白宫召开了会议。不出所料，他的职位，加上他说的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增强了我们的委员会及其职责的公信力。我会永远感激他。

2005年，在公共领导力中心，我再一次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我有个想法，想在哈佛开展一个前沿领导力项目，叫作霍夫曼进程。

霍夫曼进程项目地点在加利福尼亚的纳帕谷，它是一个为期八天的项目，主要内容是研究我们的行为模式，向儿童学习。儿童常常会让我们从真实的成人自我中抽离出来，得到我们本来可以得到的快乐。我在2003年的秋天参加过这个项目，相信肯尼迪学院的毕业生都会从这次体验中受益匪浅。

当时，这与传统的主流常春藤联盟的教育项目大相径庭，谁成功推销这个想法都会引人注目。我意识到，我自己推动这件事不大合适。在考虑谁是这个工作最佳人选的时候，我想到了斯蒂夫·贝尔金。

斯蒂夫是跨国集团(Trans National)的创始人，是非常成功的波士顿商人和哈佛商学院的校友。他是霍夫曼学院的董事，也坦率承认这个项目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变化。

斯蒂夫在波士顿商界有很高的名望，有哈佛商学院的背景，也有童子军的帅气外表，相信他比我更容易说服我们的院长。

斯蒂夫和我讨论了这个想法，决定把它作为一个试点项目，准备在暑假的时候在校外举行。然后，斯蒂夫花了点时间跟戴维·葛根和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还有肯尼迪学院的院长大卫·埃尔伍德讨论。葛根和埃尔伍德院长都赞成这个计划，我们就着手实施了。那个项目成功举办了四年，参与的毕业生达到150多名。

虽然我非常了解这个项目，也有热情有能力去推销它，但在这件事上，我并不是提出倡议的最合适的人。斯蒂夫与决策者有更多的共同点，他的身份更适合担任这个想法的代言人。

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法律事务所，我遇到了一个人，她负责事务所业务的多样化。她告诉我，在支持女性和少数族裔进步方面，法律事务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许多公司说了很多很多，”她说，“但缺少实质性的动作——或者投入不够。”

作为这个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她还没有让其他合伙人足够重视这件事。她跟我说了她的策略。

首先，她找出一些公司最大、最赚钱的客户，这些人认为业务的多元化和广泛性是他们在选择法律事务所的重要考量指标。然后，她围绕这项工作，让这些客户组成一个委员会。

一下子，那些高级合伙人表示愿意仔细考虑这件事，并且给出成立委员会必须的时间和经费。

这不是利己主义，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而是从战略性思考，谁才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