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越发展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赶超”战略。
之所以称其为“赶超”,是相对于这种战略所确定的产业目标,与资源禀赋所要求的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言的。在一个开放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中,一个资本有机构成结构和资源禀赋结构相距甚远的产业（包括在资金相对稀缺的经济中资金相对密集的重工业,以及在资本相对密集的经济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轻工业）,在市场竞争中是无法获得社会可接受的利润水平的,甚或发生大量的亏损,因而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以发展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为目标的战略就是赶超战略。
因此,实行赶超战略的难题是怎样动员资源来支持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的发展。由于赶超的规模过于庞大,采用政府以财政方式给予直接补贴的支持办法,需要对产生经济剩余的部门课以很高的公开税。而当时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经济剩余量少而且分散,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收税能力低,要课以很高的公开税难以行得通。因此很显然,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的设备和技术。这种与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宏观政策取向,其核心是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这种政策环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低利率政策。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建设周期长,如果让资本价格在市场上自发形成,就会导致重工业的建设因利率很高而无法实现的结果。因此,要保证重工业以较低的建设成本迅速增长,首要的条件是降低资本价格,维持一个稳定的低利率水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几个月里,为了消除旧政权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新政府采用了高利率紧缩银根的金融政策。从1949年到1950年初,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业贷款利率最高达年利144%。到1950年上半年,通货膨胀局面得到遏止,利率也开始下调。如果我们以1950年5月份工业信用贷款利率月息3.0%为一个比较正常的起点或作为比较用的参照系,就可以发现,利率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了多次调整,利率水平大幅度降低。同样以国有工业信用贷款月利率为例,1950年7月31日被调到2.0%,1951年4月调到1.5%—1.6%,1953年1月调至0.6%—0.9%,1954年调至0.456%,并保持了很长时间。1960年6月曾将利率回调到0.6%,但到1971年8月,该种利率又被压低到0.42%的水平。
（2）低汇率政策。重工业的物质基础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设备,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的相当一部分需要从国外引进,即需要为此支付外汇。汇率是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汇价格,在资本缺乏和可供出口的产品并不丰富的条件下,外汇和资本同样稀缺,由市场调节形成的汇率水平将会高得使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难以承受。因此,为了保证重点项目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进口必要的关键设备,政府出面干预外汇价格的形成。高估本国币值,实行低汇率政策,成为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能够实现的一项重要保障措施。
事实上,汇率抑制从1950年就开始了。在1950年3月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到1951年5月的一年多时间里,连续15次压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汇率由1950年3月13日420元人民币（由旧币折算成人民币新币）兑换100美元压到1951年5月23日223元人民币兑换100美元（参见表2.1）。1952年至1972年,中国的汇率不再挂牌,仅为内部掌握,且汇率一直稳定在很低水平上。1955年3月1日至1971年12月,汇率水平始终保持为246.18元人民币折合100美元,没有发生变化。1971年12月美元贬值7.89%后,人民币汇率也开始发生变化,到1978年7月时,汇率为172元人民币折合100美元。
表2.1 统一汇率前后的汇率调整*（100美元、100英镑＝人民币元）
注:*这里将人民币按1万元旧币等于1元新币折合。
资料来源:《汇价手册》,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马洪、孙尚清主编:《现代中国经济大事典》,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960页。
（3）低工资和能源、原材料低价政策。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的条件下,传统经济部门占到很大的比重,传统经济生产的剩余十分有限,整个社会的积累水平很低。此外,当时整个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剩余的部门间转移十分困难,因而融资能力很弱。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及其与农民的联盟,在一定时期必须实行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因此,发展重工业所要求的高积累率难以通过直接的剩余转移实现,而很大程度上需依靠其自身的积累能力。由于所能实现的积累率取决于利润率的高低,而利润水平又决定于总产出值与总投入成本之差,因而压低劳动投入成本和能源、原材料成本是重工业实现高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
以工资水平为例。50年代初开始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根据国家下达的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计划,对生产工人采取八级工资制。从1956年起,全国实行统一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工资标准,职工的工资标准、工资定级和升级办法,以及工资增长幅度,全部由中央统一规定,地方、企业无权调整。这种统一规定的工资水平是十分低下的,一直到1978年,大多数年份的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都在600元以下。即使按扭曲的官方汇率246.18元人民币折100美元来换算,这些年份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也仅为200余美元（图2.1）。低货币工资压低了工业发展的劳动成本,成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必要政策环境。
图2.1 中国改革前的工资水平
（4）低农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及服务价格政策。低工资率降低了城镇工薪阶层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付能力,如果让他们面对由市场决定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较低的工资水平可能不足以购买其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和服务,劳动力再生产将会在萎缩的状态下进行,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也影响重工业的劳动供给。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实行农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服务的低价政策,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使之与低劳动报酬相适应。这类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日用品、住房、医疗、教育、生活用能源及各种生活服务等。由于大工业集中在城市地区,因此这种低生活费用的优惠政策是按地区而有所区别的,农村人口不享受在农产品价格、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城市公用设施收费方面的这种优惠待遇。事实上,通过这种机制,重工业高积累的成本的很大部分仍然被转移到农业等传统经济部门中。
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服务的物价政策,扭曲了农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水平,并使这种扭曲制度化,长期保持不变。我们从1952—1978年间一些年份消费品价格指数比较,可以看出这种扭曲（参见表2.2）。这里暂且以集市贸易价格指数代表市场所要求的价格变动趋势,而全国消费品价格指数因受到宏观政策环境的压抑,变动趋势偏离了市场的要求。当我们考虑到1980年以前中国经济生活中消费资料的严重而普遍的短缺现象时,这种价格指数就能更多地反映出宏观政策环境所造成的扭曲。
表2.2 改革前消费品价格指数比较（1950年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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