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明经受社会主义改造（—）

旧中国电影业，私营公司是绝对主力，国民党官营公司比例较少。新中国成立后，官营公司被直接没收，对于民族资本家的私营公司，国家采取渐进和改良的政策。1949年至1956年即中国私营股份制企业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国家运用赎买等手段，改造私营企业，经过公私合营合并到国营体制，将私营企业逐渐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中。

在新中国电影事业规划中，制片、发行、放映即产、供、销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同等重要。相比八大私营制片公司，电影放映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较简单，仅涉及发行供片、宣传导向、观众构成、分账模式、经营管理几方面。

全国电影放映系统在新中国成立后均定性为企业，试行企业化管理，试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但因为电影放映单位兼有文化和宣传属性，新中国成立后也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内。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隶属其中。电影事业管理局管理范围包括国营电影企业和私营或公私合营的电影事业等。国家鼓励电影放映单位多放映国产片和苏联片，但因为国产片制片工作滞后，暂拟供应“三分之一国产片，三分之一苏联片，三分之一英美法等国片。但各西方国家的电影进口必需经政府审查机关通过。”（注：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51.）这就迫切需要成立国家管理的统一供片机构。1949年12月按行政划分组建数个影片经理公司，形成全国电影发行网。其中中南影片经理公司负责华中、华东影片发行。1953年8月1日，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更名为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并筹建省、直辖市一级电影发行公司（注：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52.）。至此，由中央到地方的发行体系成型。

新中国成立时大光明大戏院属于国光公司，国光公司属美商，1949年7月由上海市文化局文执处电影室管理。20年代建造起来的一批影剧院或是停业，或是改建，逐渐消失于上海街头，而大光明大戏院正式更名为大光明电影院，1950年12月由上海市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领导，再一次绽放光彩。1949年上海刚解放，大光明就放映电影招待驻沪解放军，并成为政府召开会议的地点。

1951年7月国光公司董事会改选，由浙江实业银行孔绶蘅任董事长，邵叔屏、展莘耕、徐卿、陈道希为董事。胡治藩为总经理。1954年4月，国光公司经董事会决议以90%以上系中国股东为理由拟申请解除军事管制，改为公私合营组织。经市文化局批准于同年5月17日解除军管，同意合营。并派蒋柯志任国光公司第一副总经理。顾伯琦为第二副总经理兼大光明电影院经理，潘云卿为国泰电影院经理，胡治藩为总经理（私方）。

大光明及国泰电影院公私合营后由市文化局直接领导。1955年3月国光公司总办事处撤销，部分工作人员调往上海图书馆和博物馆，其余15人划入大光明电影院。影院工作人员由市文化局重新任命，成立宣传、总务、放映、票务、服务（收领票与清洁员合并），共五个组。财务上成为独立核算单位，初并时工作人员为81人，经过逐步调整及老年职工享受国家规定退休制度后，在1957年起在职编制为57人。

1956年1月全市掀起合营高潮，市文化局抽调大批干部，大光明亦被抽调李仲文、金康明为公方代表分赴各文化单位，合营后大沪分场（原大沪跳舞厅）由文化局接管，光明咖啡馆及理发店由财贸办接管，大光明弹子房由体委接管，大光明电影院房屋原系浙江实业银行光明地产公司所有，先由牯岭房管所后归黄浦区大楼所管理。

1958年初，上海市文化局保留上海音乐厅（原南京大戏院）、长江剧场（原卡尔登大戏院）、美琪大戏院、上海艺术剧场及人民大舞台等几家影剧院，余由各区管理，大光明由新城区文化科（1958年11月改为新城区文化局）管理（注：周逸童，曹永孚.大光明电影院史略.内部资料，1989.）。

图4-1　1950—1958年上海电影发行放映系统管理结构图

由上总结，大光明电影院解放伊始就被纳入到国家电影管理规划体系，由上海市文化局军事管制，经济关系一直属于国光公司。随着公私合营政策不断深化，1955年国光公司撤销，大光明成为独立核算单位，其放映营业外收入全部被接管，经济体制发生根本变化，由私营股份制公司转型为国营企业，由市文化局转交区文化局领导。这样政企不分（在“一五”计划期间，电影放映单位虽实行企业管理，但都属当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领导管理），成为日后顽症。总之，大光明电影院从1949年开始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电影放映网络的一部分，承担起宣传主流政治话语、意识形态的任务。

1949年11月电影事业管理局第一届行政会议决议对私营影院的营业要予以照顾，同时加强教育，提高其营业积极性。在排片上实行民主协商联合排片，将仅有的少量影片印制大量拷贝“集中编映”，即在一个城市内许多影院同时上映一个节目。对放映进步片的影院实行减税、降低分账率、优先供给等措施；并成立“电影宣传委员会”，对苏联片及国营出品的影片有计划的经常性宣传（注：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M］.北京：内部资料，1995：14.）。这样的政策导向迅速推动国产片和苏联影片的放映。据上海市文化局1951年1—6月统计，全市上半年共上映影片467部，其中国产片、苏联及东欧影片占64%，观众占总观众数的85%（注：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M］.北京：内部资料，1995：34.）。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国民党飞机猛烈轰炸，史称“二六大轰炸”。为防止轰炸，上海变成一座黑暗的城市，霓虹灯、橱窗全部关闭，连居民每家只允许开一只电灯，照明半小时。少数工厂停工，商店歇业，街上行人都很稀少。电影院生存处境十分艰难。很多私营电影院老板惟利是图，信心尽失，逃避责任远走香港。在此艰难时刻，政府大力扶植工商业，鼓励影院职工团结资方，用自动减薪的方式争取资方归来。至1951年秋，远走的资方几乎全部回归（注：孙慧.上海电影院业沿革资料［J］.档案与史学，2004：21.）。正是政府有力的引导将电影事业拉回正常运转的道路上。

1953年中国进入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一五”计划建设时期，电影事业全面推行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电影事业管理局领导也提出要实行企业化，但实际上着重进行了组织整顿与改造工作。在逐步推行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时，一方面强调国家计划的严肃性，同时结合电影事业特点，使计划指标尽可能接近实际或符合实际，希望将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

“一五”计划期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从1952年2285个上升到1957年9965个，其中5057个分布在农村，改变了旧中国电影只为少数城市居民服务的情况（注：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M］.北京：内部资料，1995：99.）。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机构由1952年48个，增加到1957年117个，管理机构延伸到省市、专区，初步形成全国电影发行网（注：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北京：内部资料，1995：100.）。

以“一五”计划五年盈亏相抵，电影发行共盈利3695.6万元（见表4-1），全国电影事业除放映网部分因归地方财政收入未计在内外，共上缴国家企业利润7419万元（注：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北京：内部资料，1995：101.）。大光明电影院也在国家政策利好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亏损到“一五”计划结束时扭亏为盈。这说明大光明电影院逐渐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分结合的管理模式。

表4-1　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全国电影放映经营成绩表

数据来源：《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第101页

图4-2　1949—1957年大光明电影院收入与盈亏示意图（注：大光明电影院1956年收入与盈收资料缺失，因此图中无1956年数据。1954年人民币制改革，旧版人民币10000元换新人民币1元。图中币值已经过换算。）

1949年到1955年大光明电影院属于公私合营过渡期，由国光公司内部管理，政府监督或整改。在此期间，国光公司给予职工的薪资和补贴都较为优厚。固定的福利工资有：职工每月享有伙食补助（大光明电影院1954年每月补助4500元）、洗理费（大光明电影院职工理发费14000元）、工伤费、交通费全报销。激励资金包括布置费、饭贴等。另外，大光明电影院为长江剧院（原卡尔登大戏院）夏天输送冷气的盈利也被用来补贴职工。国光公司坚持给职工发放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这也是私营企业普遍采取的制度。因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原则，政府开始整顿。195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发布通知，宣布该制度属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的旧制度，私营企业要逐步予以取消，一律不再发给（注：李镇.作为起点的终点——1952—1956年的大光明电影院［J］.当代电影，2013（11）：74.）。这是中国在建立新政治、经济制度时的举措。因建国初期货币、物价不稳定，物资缺乏，国家需要建立稳定的薪金制度适应公有制经济体制和政权需要，而私有企业薪金制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当时环境下必须予以取缔。

1955年国光公司撤销，大光明电影院收归国有，政府取得大光明财政、人事、管理权。大光明电影院成为国营企业后，内部管理完全按照国家企业标准执行，薪金制度也被“工资制”和干部、工人级别代替。

大光明电影院营业最明显的变化是影片类型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电影市场主要被好莱坞影片占领，大光明是最典型代表，全国情况也是如此。1948年全国共映新片356部，其中国产片85部，外国片271部（注：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北京：内部资料，1995：15.）。1949年全国发行影片266部，国产片72部，外国片194部（绝大多数为美国片）（注：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3年工作总结.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87，1952.）。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要求国产片放映比例要大大提高，制片厂要多拍进步片即以工农兵观众为导向。旧中国有674家电影院，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公营有342家，公私合营16家，私营316家（注：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52.）。广大农村地区鲜有电影放映。因此1950年电影管理局成立700个农村放映队，要“发行先到基层观众那里，宣传也要先从基层观众开始”（注：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北京：内部资料，1995：15.）。这与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相吻合。

1949年上海各影院改变放映计划，要求停映美片，上映进步影片。中央宣传部因考虑私营影院营业和观众需要，如禁演过多，而进步片一时不能替代，可能造成观众减少，影院关门。所以在对私营影片审查中保留美国片36部，英国片9部。但随着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1950年11月17日，上海各电影院配合运动一致停映美国影片，接着全国各地也都停止美国影片的上映（注：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北京：内部资料，1995：33.）。大光明于1950年8月率先停映英美电影而上映国产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上饶集中营》、《冬去春来》以及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第三次打击》等（注：周逸童，曹永孚.大光明电影院史略.内部资料，1989.），结束了从1933年以来以放映外国影片为主的格局。

电影院开始为政治宣传教育服务。如为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等25个大城市115家电影院同时映出《白毛女》；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40个大城市公映《抗美援朝》；为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4周年举行苏联影片展览；还在杭州、沈阳、哈尔滨等地举办“中国人民电影荣获国际奖影片展览”（注：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北京：内部资料，1995：35.）……大光明电影院因建筑宏伟，座位数量全国第一，成为党、政府、工会召开会议的常用地。此外，大光明电影院也成为极佳的宣传场所。1951年4月第一部大型文献抗美援朝纪录片在大光明电影院映出，映后号召在场观众捐钱制造“人民电影号”飞机。1951年7月29日和12月28日大光明电影院举办义映场，全部收入人民币5738.5元捐献给前线。大光明部分职工还在文执工会电影院分会及国光同仁福利会的支持下，筹资组建国光军乐队，参加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注：周逸童，曹永孚.大光明电影院史略.内部资料，1989.）。由此可见，大光明电影院新中国成立后品牌定位已从面向外国人、上层精英的头轮特级影院逐渐向为普通工人、农民等无产阶级服务的娱乐、政治宣传场所转变。

电影院经营也打上时代烙印。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苏联电影还是国产电影，片方拆账均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管理和收取。大光明电影院与制片方之间拆账率保持在5∶5或6∶4之间，与20世纪30年代大光明大戏院拆账率相仿（见表4-2）。1955年以前国家对公私合营的大光明电影院征收娱乐税和印花税，其中娱乐税从1952年的11%上调到1954年的20%。每日票房的分账款项在次日通过银行上交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上海办事处，娱乐税每四到六天向税务局缴纳（注：李镇.作为起点的终点——1952—1956年的大光明电影院［J］.当代电影，2013（11）：73.）。

表4-2　1950年代大光明电影院与制片方拆账率详表

数据来源：李镇《作为起点的终点——1952—1956年的大光明电影院》

1954年主管部门将影院定为甲、乙、丙三级，1957年将电影基本票价分为4角、3角5分、3角、2角5分、2角、1角5分六个等级，在计划经济时代保障发行放映经营管理和票价稳定。从1951年开始，中影公司就在全国实行放映场次、观众人数、放映收入、发行收入“四项指标”的统计，长达40多年。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企业管理、市场策划、调控等经济手段的体现。

1949年后大光明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场所，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营利性设施都被取消或改变。舞厅、酒吧、咖啡厅、糖果部已难觅踪迹。大光明电影院财务报表中一度连小卖部收入也语焉不详。天韵戏院、新华电影院将咖啡馆改辟为观众阅览室，负责供应观众阅览画报杂志及书刊。大光明、皇后戏院、新华电影院还设置观众服务站，供应书报及免费茶水（注：专为人民服务的新华电影院［J］.青青电影，1951（11）.）。大光明电影院酒吧被改建成设备较好的外宾休息室，建成后接待二十余个国家电影代表团和中外来宾，在无接待任务时也作会议室使用。收票领座员被认为是对劳动者的歧视，从经营项目中取消。译意风、电话预定亦不再使用（注：李镇.作为起点的终点——1952—1956年的大光明电影院［J］.当代电影，2013（11）：73.）。团体购票成为主要购票方式，集体观影取代个人观影模式占据主流。从1952年到1954年几张《大光明电影院报告单》中可看出这种趋势。1952年11月1日，团体票比例为60.8%；11月7日均为团体票，从11月3日起每天都有军烈属数十名减免票款；11月8日，团体票占69.8%，招待军烈属50人；12月7日，团体票占89.8%，有18601800元未到账款；1954年1月2日，团体票占65.8%；1954年1月累计卖出团体票100993张（注：李镇.作为起点的终点——1952—1956年的大光明电影院［J］.当代电影，2013（11）：72.）。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下，大光明电影院不得不改变以往私营制企业的营销思路，向国家公有制、生活集体化的轨道上行进。也因为电影放映企业都实行国家统一领导，计划管理的方式，大光明电影院必须接受各种安排。如不科学的排片、不以商业利润为目的，有政治任务的选片、加映、低价包场、军烈属减免票款、事业单位团购、场地征用等。

在以上种种因素影响下，国光公司的经营面临很大困境，于1954年6月分两次从国外银行取回大量存款，说明可能出现财政困难，影院收入无法维持平衡，或面临解体。这也是私有企业当时的必然命运。1955年国光公司撤销后，国家对国有化的大光明电影院执行新的娱乐税和分账比例。1956年2月娱乐税下降至14%（见图4-3），分账比例提高至64%~73%（见图4-4）（注：李镇.作为起点的终点——1952—1956年的大光明电影院［J］.当代电影，2013（11）：75.），电影院处境逐渐好转。

图4-3　1952年、1954年、1956年大光明电影院缴纳娱乐税率比较图

可见在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国家双管齐下，运用经济杠杆和政策管理将私有制企业纳入公有制轨道。

图4-4　大光明电影院国有化以前和国有化以后电影分账收益比例比较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全市共有影戏院50多座。其中有国民党官办4座，文化会堂、国际、明光和海光；外商或外商挂牌经营9家，如大光明、国泰和美琪等；其余近40家都是内资私营（注：张硕果.论上海的社会主义电影文化［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44.）。官办影院直接没收改国营，外商影院改国营或公私合营。如此一来，私营影院数量远远大于国营影院。国家对电影放映单位社会主义改造目标是逐渐将私有制企业国有化，这也是针对实际情况提出的政策办法。大光明在从私营企业转制为国营企业的过程中，品牌的资本主义性质慢慢去除，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首先国家掌握了电影发行网络，全国电影院的排片、发行业务都必须经过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及下属分公司统一调配，没有自主权。电影院片源只能服从分配。

第二，为体现电影院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场所，从1950年底起，电影管理部门多次降低票价，减少轮次，吸引工人群众到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轮次从首轮、二轮、三轮、四轮减少为首轮和二轮两个档次，对电影票价也有最高限额（注：张硕果.论上海的社会主义电影文化［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45.）。以“头轮特级影院”自诩的大光明电影院自然也摘下耀眼光环。轮次的减少或消失，使所有电影院的服务对象和定位趋于同质化，唯一标准和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第三，旧社会前电影院招徕观众的手段主要是做广告，在报纸、刊物、橱窗、招牌等处为影院或即将上映的影片做广告，用各种“噱头”吸引顾客。新中国成立后，报纸、刊物等本身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商业广告数量减少，因为它们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表现。各种充斥“噱头”字眼的广告不见踪迹。电影院以往的品牌营销手段不再奏效，开始以新方式宣传。一方面发动电影院职工成立观众服务组，深入工厂、学校，直接宣传进步电影，组织观众观影。另外推出各种折扣措施，吸引观众。如大光明电影院对团体票打8折，还有优待票、军烈属减免票等。其他影院有实行包场7折，购买《大众电影》杂志可获8折优待券的促销活动（注：李镇.作为起点的终点——1952—1956年的大光明电影院［J］.当代电影，2013（11）：72.）。

第四，卖品经营被取消。如影院不再设立糖果部（注：三年来上海电影院的改革工作.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87，1952-09.）。大光明电影院的舞厅、咖啡馆、酒吧、弹子房等营业外收入也收归国有，或取消或改为他用，如1955年初由于接待工作需要，将原租给光明咖啡馆的酒吧间50平方米收回，改建成设备较好的外宾休息室，建成后接待外国电影代表团和来宾。另外，专设观众服务站，供应书报及免费茶水，体现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但是卖品经济的取消毋庸置疑减少了影院收入与特色。

第五，1949年前大光明电影院依托卢根时代建立起来的连锁经营理念，拥有托拉斯组织雄厚的财力，优质片源，高端品牌定位，以及与所属集团首轮、二轮、三轮影院之间良好的循环，成功树立起品牌形象，一直是上海乃至中国电影院的璀璨之星。1955年大光明电影院成为独立核算单位即国营企业后，品牌定位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教育场所。

1949年到1957年电影放映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顺利结束，私营电影院都转型为国有企业。大光明电影院开始了文化局领导下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概念的品牌、连锁经营被取消。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下的电影放映业走上正轨，一开始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