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变化的适应起始于信息搜索。企业高管通过扫描机制识别组织内、外部的重要事件和趋势（Farh、Hoffman和Hegarty，2007；Hambrick，1982），提供组织决策所必须的信息（DiMaggio和Powell，1983），使组织与所处经营环境匹配适应，进而提升绩效表现（Bluedorn等，1994）。在模糊的决策任务中，信息往往是不完备的，决策者需要搜集新信息。为了准确框定组织事实以选择合适的战略行为，企业高管需要充分的信息，通过搜寻消费者偏好信息、其他成功或失败企业的分析等可以降低未知，从而提高决策的确定性（Alvarez和Barney，2005）。
创业研究文献认为，创业者通过环境扫描行为获取信息，分析加工形成机会识别判断，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Stewart等，2008）。影响机会识别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①拥有必需的信息；②利用信息的认知特性（Mitchell等，2002）。在信息加工理论看来，机会识别的第一个阶段是信息搜寻，创业者通过搜集相关信息，对信息进行解释、编码、赋义后才能作出判断（Simon和Houghton，2002），类似的，信息搜索也是组织危机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关赋义的研究也表明了信息搜索对组织危机感的影响，赋义是指环境扫描、解释和进行响应的过程（Weick，1995），强调人们在某种偏好框架下对刺激产生意义的过程，刺激是一种信息输入过程。当环境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高时会激发赋义的产生。
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存在自动和受控两种加工模式：①自动模式下，人们通过特征模式识别的形式迅速地吸收大量信息，不需要努力获取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储存在先验知识中，这种先验知识有时候又被称之为类型或图式（Fiske和Taylor，1991；Schneider和Shiffrin，1977）。尽管该模式下的信息获取非常高效，但也存在负面作用，比如，由于缺乏对新信息的辨别容易导致对已有知识的强化，形成刻板印象，难以扩展和更新人们的理解。图式作为一种过滤器的功能，调整了人们的注意力分配。②在受控模式下则相反，决策者大多数将认知注意力投注于新信息，导致更深度信息的获取，能在更大程度上辨别已有知识以外的新信息，这种模式要求决策者具有高强度的认知能力，但由于人们的认知能力有限、注意力资源限制以及回避高强度认知荷重的倾向，受控模式通常很少被运用。信息搜索作为一种主动行动，属于信息加工的受控模式（Simon和Houghton，2002），能更新决策者对情境的理解。
Sullivan-Taylor和Wilson（2009）通过对英国旅游业、航空业和交通业的企业高管的定性研究发现，组织间的不确定性和威胁识别的差异源于信息的精确性和完备性等因素的影响，支持了信息搜索对组织危机感的影响。Hickson等（2003）和Miller等（2004）也发现，信息越不精确和不完备，管理者知觉到的风险和威胁也就越高。Thomas和McDaniel（1990）和Thomas等（1993）发现，具有更高水平信息搜索和利用的组织更可能将问题理解为潜在可控的收益。国内学者张文慧等（2005）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决策者使用的信息越多，越可能将环境标识为机会。
也有研究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如Anderson和Nichols（2007）将信息搜索分为搜索时间和信息多样性两个维度后研究发现，花更多时间进行信息搜索的管理者更可能将模糊议题视为威胁，而增加信息多样性则会导致管理者降低威胁理解，增加信息搜索和多样性对管理者的机会理解没有影响。他们发现，不寻求多样信息源的管理者花更多时间搜索信息的目的仅仅是强化已有观点。此外，有研究发现，信息易得性与威胁和机会的可控性都正相关（Kuvaas，2003）。可见，信息搜索既可能与企业高管的威胁识别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
本研究认为，信息搜索与威胁识别的关系主要取决于组织所处状态的不确定性或风险的高低及其原因。在不确定性或风险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的情况下（即典型的模糊情境），决策者搜集越多的信息，不确定性就越低；当不确定性或风险并非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时，决策者搜集大量的信息会强化其已有的威胁知觉。而通过信息的分析和处理，找到成功应对危机的方案的可能性也更高。因此，这种情况下，信息搜索与威胁之间的关系为负相关，但与转机识别正相关。
就本研究的实际样本行业（衬衫行业）而言，因国际金融危机等原因，该行业整体上处于不利的发展态势（市场萎缩、成本上升、竞争加剧等），信息不对称对组织危机感的影响较弱，企业高管会在信息加工的自动模式下形成组织危机感结论，受控模式下的信息搜索获取的信息将强化已有结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2：信息搜索可强化企业高管的组织危机感；
假设2a：信息搜索可强化企业高管的威胁识别；
假设2b：信息搜索可强化企业高管的转机识别。
警觉性被认为是解释在不确定、不均衡环境中识别机会的关键（Kirzner，1973），警觉性影响了识别创业机会的可能性（Tang等，2008）。创业者警觉性越高，发现机会的概率就越高（Hisrich和Langan-Fox等，2007）。大量创业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如苗青（2008）分析了中国企业家警觉性与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后发现，警觉性显著性地影响到创业机会的识别。在组织变革研究中，警觉性也被认为是形成组织危机感的关键变量，如Beck等（2008）在变革情境下，对变革冲量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了变革敏感性、组织变革倾向在组织变革决策中的作用。
在信息加工理论看来，决策者对信息（变化、事件和趋势）的敏感性影响他们对信息的判断。警觉性之所以能够提高机会识别的可能性，是因为警觉性反映了信息加工图式（Ardichvilietal，2003），对不符合现有图式的信息进行反应，促使创业者形成清晰的认知框架（Gaglio和Katz，2001）。张文慧等（2005）研究发现，分析定性与机会判定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他们还认为分析定性与机会判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也可能是负相关，一个理性决策者越是仔细分析信息，也越有可能判断其中蕴藏的威胁更大。本研究认为，在非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确定性情境下，决策者的警觉性会强化其对信息的分析定向，从而强化威胁知觉，通过信息的分析和处理，找到成功应对方案的可能性也更高，这种情况下，警觉性与组织危机感中的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都正相关。在对决策情境形成认知框架的过程中，警觉性也起到关键作用，能够促进决策者对信息加工形成清晰的认知框架，强化了组织危机感。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警觉性可强化企业高管的组织危机感；
假设3a：警觉性可强化企业高管的威胁识别；
假设3b：警觉性可强化企业高管的转机识别；
早在1934年熊彼特就指出，警觉性和前摄性（proactiveness）是信息扫描的重要前因，激发了创业者的信息搜索。Gaglio和Katz（2001）发现，高警觉性的创业者表现出更高搜寻市场非均衡状态的信息和注意变化的倾向，并对不符合既有图式的信息进行反应。因此，警觉性高的人有更强动机来进一步搜索信息。Gaglio和Katz（2001）进一步指出，缺乏信息搜索的努力可归因于创业者的慢性图式。关于认知闭合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认知闭合需要是个体对模糊性表现的动机和愿望，刘雪峰等（2007）研究表明，高认知闭合的个体在面对模糊情境时，为了消除模糊性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即使没有充足的证据也会立刻作出决策，并有意无意地排斥新信息；而低认知闭合者对模糊性的容忍程度高，因而有更强的动机进一步搜索相关信息，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此外，本研究回顾以往文献发现，许多学者直接用信息搜索作为警觉性的重要行为指标，如最早开发警觉性量表的Kaish等（1991）将警觉性分为阅读警觉性和开发思维警觉性，前者反映商业信息阅读的频率和数量，后者反映商业思考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说明了警觉性与信息搜索之间的紧密联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假设4。
假设4：警觉性促进了企业高管的信息搜索；
综合以上假设，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警觉性通过促进信息搜索间接强化组织危机感。
从理论逻辑上，警觉性和信息搜索对组织危机感的影响也存在另一种可能：信息搜索所获取的信息及企业高管对相关信息的敏感和警觉交互影响了组织危机感。为探明警觉性、信息搜索和组织危机感之间到底是中介模型还是交互模型，本研究提出了与假设5相对的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
假设6：警觉性和信息搜索交互影响组织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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