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危机与组织危机感相关研究回顾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研究框架构建

研究文献中对组织危机（organization crisis）的定义多种多样，不同定义界定了危机的不同方面和不同的“危机程度”（张良森，2007），很难对该概念形成一致理解。本研究按照学者们的不同侧重点对这些定义进行了归纳分析（部分定义归纳参见表2.1）。

表2.1　组织危机的概念

续表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综合以往定义，可区分为四种主要观点：

（1）组织危机的“事件—情境”观。组织危机研究源起于对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一些定义延续了将组织危机作为事件的研究传统，认为组织危机是单一的事件或连续事件的组合。如Mitroff和Anagnos（2000）将组织危机定义为实际威胁或潜在威胁到组织整体的事件。情境观则将组织危机视为具有特定特征（比如威胁组织目标的实现等）的压力情境。如Billing等（1980）将组织危机解释为组织卷入可能导致利益损失、具有时间压力去解决的情势，Hall和Mansfield（1971）则借鉴Selye（1956）关于个体压力的描述来解释组织危机，认为组织危机是一种组织系统中的需求导致的压力。

（2）组织危机的“主观—客观”说。主观说认为除非危机被感知到，否则组织并不存在危机。客观观点则将组织视为实现组织目标而组建的各个交互子系统的集合，组织生存和发展要求这些子系统必须满足资源获取、效能、生产/产出、合理协作、组织更新适应、一致性、利益相关者满意等功能条件^[1]，组织通过子系统的运作实现包括生存、成长、收益、规模和稳定性等多个目标，若组织系统功能难以达成既定的组织目标，则组织就处于组织危机中，组织危机通过组织效能（组织达成其目标程度）来衡量。

（3）组织危机的“单一—复合”观。有些定义将组织危机视为一种较为严重的威胁，仅强调组织危机对组织的威胁和害处。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危机是一种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并不是所有的危机都是有害的和破坏性的（Boin，Kofman-Bos和Overdijk，2004；Borodzicz和van Haperen，2002）。还有定义认为组织危机是威胁和机会（损失或害处）的复合体（Kotter和Sathe，1978；Lippitt和Schmidt，1967；Smart等，1978），如国内学者胡小武（2002）认为组织危机是一种危险的局势和事件，总的来说是一种对组织良好发展存在威胁的因素，但也不排除有可能使组织“变好”的可能性。

（4）组织危机的“条件—状态—结果”说。Milburn等（1983）对组织危机的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组织危机的概念模型包含三要素：前因、危机和响应，前因包含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要素，这些要素影响到组织从而造成组织的危机，而响应要素则是组织对危机的一种自然和主动的反应，包括组织内个体成员的响应和组织的响应两个层次，如图2.1所示。

图2.1　组织危机的概念
资料来源：Milburn等（1983）。

从组织危机的分类来看，Kirby和Kroeber（1978）按照可控性程度将组织危机区分为可控危机和非可控危机。一些学者按照危机发生的可预测性将其区分为可预测危机和不可预测危机（Milburn，1972）。Aguilera（1994）将组织危机区分为两类，一种为境遇性危机（situational crisis），指遭遇突发性且非预期的压力事件，威胁到生理、心理或社会关系；另一种为成熟性危机（maturational crisis），指无法适应正常成长过程中新角色的改变所导致的危机。Hwang和lichtenthal（2000）运用生物学中“间断性均衡”理论，将组织危机分为突发性危机和累积性危机，突发性危机源于大的离散变化，而累积性危机则来源于连续的变化，这一分类与有关组织变革的突变和渐变的分类类似。

总结起来，以往文献认为组织危机有一些重要构成的元素或特征，主要包括：①导致压力（Hall和Mansfield，1971；Hermann，1972；Milburn，1972）；②与积极或消极条件有关（Smart等，1978）；③积极或消极条件与组织损益概率相关（Billings等，1980）；④威胁组织目标的实现；⑤突如其来的（Hermann，1972；Billings等，1980）或长久累积产生（Lippitt和Schmidt，1967；Whetten，1979）；⑥必须采取应对行动；⑦发生概率与危机解决方案有关（Billings等，1980）；⑧不可控或可控；⑨时间压力。

也有学者认为部分特征并非组织危机的必要特征。例如，有学者认为时间压力并不是判定是否是危机的必要属性（Dunbar和Goldberg，1978；Lippitt和Schmidt，1967），但时间压力可能会加剧危机（Billings等，1980），此外，解决危机也并不一定需要即时反应。

随着人类步入风险社会时代（Beck和Holzer，2007）、经济周期性变化、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等，危机正日益成为企业组织成长和发展中的常态。调查也表明，我国企业普遍面临危机状态，如根据零点调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和中国惠普有限公司2003年针对京沪2市478家资产规模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的随机抽样电话访问结果，有45.2%的企业处于一般危机状态（正面临1～2种危机），40.4%处于中度危机状态（正面临3～4种危机），14.4%处于高度危机状态（正面临5种以上危机）（陈贺新，2004）。

因此学者们呼吁构建更为一般的危机概念（Rosenthal和Kouzmin，1997）。为呼应这一呼吁，并借鉴Fink（1986）的定义，综合了以往研究的情境观、复合观，本研究尝试构建较为一般的组织危机概念，初步将组织危机定义为“组织内外部变化（突变或渐变）影响组织绩效目标（如生存、盈利、成长等）达成的不稳定状态”。这一概念具有如下特点：①将组织危机视作一种组织所处的状态，该状态可以是突发事件导致的“境遇性危机（突发性危机）”，也可以是由于组织成长中内外环境渐变形成的“成熟性危机（渐进性危机）”；②将组织危机视作威胁和机会的复合体，而不限于极端的威胁状态，以便适用于描述组织所处的较为普遍的状态。最后，基于主观说，本研究将组织危机感（organization crisis perception）定义为：组织成员对组织绩效目标达成的不稳定状态的感知。

Hermann（1972）最先提出组织危机感的结构模型，认为组织危机感有威胁（threat）、决策时间（decision time）和惊讶（surprise）三个维度构成。威胁指对某些希求状态或目标造成潜在障碍，仅仅当决策者认识到并认为其将阻碍目标达成时才存在；决策时间指留给决策者改变近期情形的期限长短，此后决策无效或者环境恶化；惊讶指决策者缺乏危机发生的警觉，但惊讶不等于缺乏危机应对方案。Hermann运用决策模拟的方法和海军士官样本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发现惊讶缺乏效标关联效度。Lentner（1972）通过美国官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时间压力最常出现作为危机的要素而非“决策时间”，危机被视为对一系列目标的威胁，惊讶并非危机的要素。Brady（1974）的实证检验就发现，威胁解释了绝大部分变异，而决策时间和惊讶对行为的效应很小。

早期经典的组织危机感结构模型由Billings等（1980）提出，认为组织危机感包括可能损失价值感知（perceived value of possible loss）、损失概率感知（perceived probability of loss）和时间压力感知（perceived time pressure）三个维度。损失价值感知包含差额（由现状指标与希求状态比较表征）和问题重要性两个要素，是问题感知的阶段；损失概率感知包含对希求状态与现状指标精确度的自信、现状指标与希求状态差额的可选解释和应对的成效的不确定性（包括无为、常规方案或新方案应对的成效的不确定）三个要素；时间压力感知包含忽视问题的负面后果感知和寻求满意方案的时间感知两个要素。三个维度是决策者将问题定义为危机的阶段，如图2.2所示。Billings等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Milburn等（1983）认为组织危机感有可控性、积极和波动性三个维度。Burnett（1998）则将组织危机区分为两个维度：威胁程度和时间压力。

图2.2　组织危机感的结构模型
资料来源：Billings等（1980）。

目前普遍被接受和应用的是Jackson和Dutton（1988）对威胁和机会的研究成果。他们将威胁和机会从三个基本维度进行了区分，认为威胁主要包括消极、不可控和潜在损失三个特征，而机会则包含积极、可控和潜在收益三个特征。六个特征两两分别对应，其中消极与积极对应，不可控与可控对应，潜在损失与潜在收益对应，构成了组织危机感的三个维度：正负、可控和损益。

Thomas和McDaniel（1990）和Thomas等（1993）认为，消极和积极、潜在损失与潜在收益不是互相截然区分的，而是连续体的两端，但不可控与可控则在知觉中是截然区分的。Thomas和McDaniel（1990）和Thomas等（1993）认为还认为，不可控—可控的评价比消极—积极评价和损益评价在决策者区分威胁与机会中更为关键，Dennison等（1996）证实了这一点。而实证研究发现，在对组织的战略行动的影响中，可控性也更为重要（Thomas和McDaniel，1990；Thomas等，1993；Ashmos、Duchon和McDaniel，1998；Sharma，2000；Chattopadhyay等，2001）。

在测量方面，Jackson和Dutton（1988）、Thomas和McDaniel（1990）按照积极—消极、损失—获益、可控—不可控三个维度开发了包含15个测量项目的威胁—机会问卷，经过因素分析后实际只得到两个维度，积极—消极维度与损失—获益（两者相关高达0.90）聚合为一个维度——积极获益，而Anderson和Nichols（2007）通过对69位管理者的纵向研究得到了三个维度：积极获益、可控和威胁。Mohammed和Billings（2006）开发了包含30个测量项目的量表，将紧急、久期、可见度、责任、可行性、理解、能力和互赖等特征纳入测量范围，同时测量了威胁和机会的损失—收益、可控—不可控、消极—积极等属性，通过因素分析检验了两维度方案，分别是威胁和机会，其中10个机会维度的测量问项是有关采取行动、可控制资源和情境、具备知识和技能应对情境以及情境是积极的等。

分析以往的组织危机感概念结构可发现，学者们遵循的研究思路是解析式的分析思路，大多基于危机的关键特征来构建组织危机感概念，将现实实践中决策者认为重要的并对行为有预测力的特征纳入作为组织危机的维度。这种解析式的分析思路在Jackson和Dutton（1988）的研究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研究者通过比较管理者对机会和威胁的关键特征，找到机会和威胁关键特征的相同部分和不同部分，运用不同部分构建威胁—机会评价的维度。解析式的研究思路和设计有助于构建清晰的组织危机感概念结构，不足是难以形成较为全面的组织危机感维度，可能忽视了组织危机感的其他关键特征维度，尽管这些维度并非区分威胁和机会的关键特征，但对这些特征的评价却可能对组织战略选择和行动有显著影响。

清晰的概念边界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标准之一，明确的概念定义也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研究的思想内容。为对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概念“危机”有更清晰的说明，本研究对密切相关且容易混淆的几个关键概念——风险、不确定、模糊、威胁、机会和危机——进行了辨析和说明。

1.风险

经济学、金融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研究中都有风险（risk）的定义，但即便在相同的学科（如心理学）中，有关风险的论述也并不一致（March和Shapira，1987）。李劲松（2000）对各种风险观点进行了系统归纳，认为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两种风险观点：外在风险观点和内在风险观点。

（1）外在风险观点认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任务可能结果状态的概率分布，而与决策者的心理活动无关。经典决策理论、经济学和金融学基本持这种风险观点。如经济学将风险定义为可能结果和结果的概率大小，是包含情景、可能性和结果的数列（Kaplan和Garrick，1981），可以用表2.2表示。通过穷尽所有可能情景选项，计算累计概率后可以得到风险的曲线表达。

表2.2　经典决策理论中的风险概念

资料来源：Kaplan和Garrick（1981）。

（2）内在风险观点。行为科学认为决策者倾向于忽略概率极小的可能结果，而不管这种可能结果所导致的后果大小，且往往只关注极少的几个可能结果而非全部可能结果的分布，只根据这几种可能结果来测量其变异度（March和Shapira，1987）。因此，决策者的风险概念是一种主观知觉（Kahneman和Tversky，1979；March和Shapira，1987；Sitkin和Pablo，1991），是内部不确定性（主要为人的因素，如决策者的价值观、知识结构等）和外部不确定性（与决策任务的环境有关的因素）等因素的综合（Kahneman和Tversky，1984）。风险依赖于决策者的心理活动而产生，不同的决策者会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看待风险情境。

无论是外在风险观点还是内在风险观点，都认同风险的两个重要要素——潜在后果及其可能性。

2.不确定

不确定（uncertainty）是指将要发生的不明确（Miner，1987），包括结果状态、备选行动方案和结果价值三种主要不确定成分（王重鸣，1988）。不确定属于决策者对事件认识的一种范畴，而非事件本身的特征（Winterfeldt和Edwards，1986），因此可以用主观概率来表示，而一旦主观概率以及各种可能的后果得以确认，不确定性就变成了风险。

毫无疑问，商业决策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进行的。经济的系统风险（Brealey和Myers，1988）、企业环境中不可预料的事件（Schumpeter，1934）、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因果关系理解的缺乏（Lippman和Rumelt，1982）和人类信息加工的局限（Simon，1947）等导致任何时候的商业决策不可能是确定的（Alchian，1950；Cyert和March，1963）。

3.模糊性

Frisch和Baron（2006）将模糊（ambiguity）定义为对与预测相关的信息缺失的一种主观体验。这种体验将影响决策者的概率判断和选择。Hai和See（1997）认为模糊性情境是由于缺乏充分的线索，不能形成结构化或类别。公司行为理论则将模糊性理解为所发生的或者应该发生的事情不明确（Miner，1987），往往导致组织难以评估行动及其结果。从定义看，不确定和模糊性的含义基本类似，含义上存在较大的重叠。

4.威胁和机会

威胁（opportunity）指一种面临可能损失且难以控制的负面情景，机会（threat）则是一种可能获益且一定程度上可控的正面情景。机会和威胁是决策者的理解结果（Daft和Weick，1984；Dutton和Jackson，1987；Jackson和Dutton，1988；Thomas等，1993），与利益、困难和高赌注有关（Chattopadhyay等，2001），容易唤起组织行动。在特征方面，威胁和机会存在明显区别，机会包含“积极的、可能受益、不会损失、可决断、有办法解决、有行为自主性、可选择是否行动、优质”等特征，而威胁则包含“可能损失、不会受益、采取行动会到导致个人损失、行动受限、消极、劣质”等属性（Jackson和Dutton，1988）。威胁和机会是连续体的两种极端情形（Chattopadhyay等，2001）。

机会的另一个重要文献来源是创业研究。创业理论中的机会指创业者认为“合意（desirable）”和“可行（feasible）”的未来情景（Krueger，1993）。有些创业研究中的机会概念不仅仅（或不完全）指诸如“合意”、“可行”、“获益”、“持续”等特征要素，而且包含机会的来源或内容要素，如一项新思想、市场差价等（Shane和Venkataraman，2000）等。

5.辨析与界定

从上述概念的定义中可见，风险、不确定性、模糊、机会和威胁、危机等概念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各概念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叠，并经常被混用。如Rosenthal和Kouzmin（1997）就将危机、风险、不确定性、集体压力视为相同的概念范畴属性，不作明确区分。

Courtney和Kirkland（1997）和Courtney（2003）的分析框架为辨别和界定风险、不确定和模糊等概念提供了借鉴，如表2.3所示。风险指未来发生的不确定性，其特征是强调不确定性和损失（Rosenbloom，1972；Crane，1980），而不确定性不强调损失或损害。如Kaplan和Garrick（1981）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不确定和风险：一个去世的亲戚确定某人为继承人，该继承人在审计师审计亲戚的资产之前，他不确定他能继承多少财产，可能是一百万也可能是两百万，这时候我们形容该状态为不确定性状态，但不会说他面临着风险。此外，风险主要是指向结果的，指结果（如损失或收益）的不确定性，且结果选项及其发生概率一般可计算或可主观估计，类似于表2.3中的图2；而不确定性既可指向结果（结果不确定），也可以指向行为（效应不确定）和情景（条件不确定），可用来描述不知道结果选项及其概率的情境，类似于表2.3中的图3和图4。从这两个方面看，不确定性的内涵更加广泛，包含了风险。在组织理论中，风险及不确定性状态也被称为模糊性（Sullivan-Taylor和Wilson，2009），按照Courtney（2003）的分析框架，模糊性就是一种高不确定性状态，如表2.3中的图4。

表2.3　组织危机感相关概念辨析

资料来源：Courtney（2003）。由于现代社会和商业风险变得“更为全球化、更难识别、更多疑问、更难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Beck，1992）。许多战略管理将“风险”和“不确定性”视作同义概念（Alvarez和Barney，2005）。但在创业理论中，很多学者严格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认为非创业决策和创业决策之间的最大区别是：非创业决策是在风险情境下的决策，而创业决策是在不确定性情境下的决策（Alvarez和Busenitz，2001；Loasby，2002）。

威胁和机会是企业高管在理解和阐释不确定性状态或情境的认知框架（或标签），是对风险、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的理解结果，其内涵包含了风险、不确定性和模糊等概念的特征要素，如或损失或收益的结果及其可能性，也包含了企业高管本人的解释要素。此外，威胁和机会还包含了风险、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等之外的内涵，如可控性等。最后，风险和不确定的评估与机会评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Keh和Foo等，2002），创业者往往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决定新思想是否是一项机会（Das和Teng，1997；Allinson，Chell和Hayes，2000），低风险知觉能够提升对新思想合意性的评价。

有些定义中，危机指一种极端的威胁，也有定义将危机视为威胁和机会的复合体。而从来源看，威胁和机会像是孪生姐妹。按照熊彼特经济学说的观点，机会源于政治、法规、技术和社会的变迁（Eckhardt和Shane，2003），而在组织变革和适应理论看来，这些变迁也带来了挑战与威胁，导致了组织危机和压力（Bruton和Rubanik，2002；Lau和Busenitz，2001；McCarthy，Puffer和Shekshnia，1993；Peng，2001；Puffer和McCarthy等，2000）。

从现有文献看，直接研究组织危机感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研究不多，大部分的研究成果是基于赋义理论（sensemaking theory）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组织危机感主要包括三个水平的影响因素：个体、团队和组织、制度。

Billings等（1980）通过理论分析认为，个体差异会影响组织的危机感，如焦虑和自尊会影响危机感中的损失概率感知，记忆易得性和控制点也会影响到组织危机感，移情会影响危机感中的损失规模的感知，而A类行为会加剧时间压力感知。但他未对此进行实证分析检验。Weick（1988）第一次研究了危机的赋义过程，并产生了很强的理论影响，后续有关组织危机感的影响因素和过程研究基本是基于他的这一开创性研究。Weick通过分析1984年联合石化的油气泄漏的案例事件认为，危机对决策者提出了强烈的赋义需求，决策者对危机的感知和理解影响了选择的应对策略，而当人们采取行动去应对危机时，人们也产生了用以赋义的原始材料，将影响对危机自身的剖析，因此危机的赋义过程是决策行动者的社会构建过程。而个人的承诺、危机感知的能力和期望等对危机赋义有影响。承诺使人们对危机的理解片面化，从而使应对存在盲点。处在危机之中的人们往往缺乏直接面对危机问题的能力，在潜在危机中，角色可获得性的数量和多样性决定了危机的感知能力。最后，高管团队的假设和期望导致有关组织危机的“寓言自我实现式”认知。

此后，有关危机赋义的研究出现异化，一部分学者研究人们在危机情境下的赋义，另一部分学者将焦点放在人们对危机本身的赋义。从这两种类型的研究中可以发现：①个体、集体和制度影响了危机的认知过程。个体早期的、积极公开的评价影响危机的赋义（Salancik和Pfeffer，1978；Weick和Sutcliffe，2003），并会影响组织后续的更新和恢复行动；②当群体面对危机时会产生集体性赋义，成员会产生共享的理解和协作行动；③危机的赋义受到组织及其成员所嵌入的制度情境的影响；④乐观主义对危机的赋义有影响，但乐观主义在危机中可能会使人们产生认知和行为上的盲点而不利于危机管理，危机后的乐观主义则对组织及其成员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近期，Vendelo和 Rerup（2009）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组织成员注意的一致性会影响到危机的赋义。个人、团队等水平很难同时对特定的议题进行信息扫描、分享和理解，由此导致了个体拥有的潜在威胁的信息难以被其他人注意，导致潜在威胁信息协作的失败。而信息协作和共享理解的能力对组织危机的赋义有重要作用。Dunbar和Garud（2009）通过案例分析认为，知识分布情况会影响到组织危机的赋义，组织成员基于各自不同知识库形成危机的不同理解。也有观点认为，组织危机的赋义是困难的，若缺乏导致集体关注的社会过程，对组织危机的集体性赋义就不可能发生（Maitlis和Sonenshein，2010），但若组织具有集体性警觉，则能促进组织成员对组织危机的集体性赋义。

最后，制度也影响组织危机感。Wicks（2002）通过对1992年Westray矿难的分析发现，制度和组织逻辑影响到组织成员的认知，导致他们忽视了危机评估和理解中的一些重要线索。还有一些研究揭示出权威性影响组织成员对组织危机的认知（Brown和Jones，2000）。公共危机领域的研究发现，媒体结构决定了危机的信息及信息结构，进而对人们的危机感产生重要的影响（Mills和O’Connell，2003）。

现有组织危机感相关研究较多采用深度案例分析法，较少采用定量方法分析。在案例和访谈等定性方法中发掘了较多影响组织危机感的因素，但这些因素都未进行定量方法检验，并且很多影响因素概念本身未进行精确的定义和操作化，也阻碍了组织危机感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向定量研究方向发展的进程。

前述分析已表明，直接研究组织危机感影响因素和形成过程的研究大多基于案例等定性方法，较少采用定量方法研究。而创业理论中的机会认知研究则多基于定量方法，这些研究成果可为组织危机感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研究提供理论启示。创业的首个步骤是识别和评估机会，进而选择机会开发策略（唐靖和张帏等，2007）。前文已经对组织危机和机会等定义进行了分析，组织危机作为机会和威胁的复合体，有关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和过程可迁移到组织危机感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研究中。本部分将通过回顾创业文献中有关创业者机会认知的研究成果来构建组织危机感的关键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影响前因。

1.机会认知的主要观点

以往研究主要存在机会识别、机会发现、机会创造和机会归因等四种创业机会观点，对理解组织危机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有一定借鉴意义。

（1）机会识别观点由Sarasvathy和Dew等（2003）提出，认为创业机会是利用现有资源更好地实现预定目标的可能。该观点假定创业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信息是充分的，创业者在信息获取能力上也不存在差异，创业机会随机分布在个体间，开发机会所需要的资源已经存在，创业者只需要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可以开发利用机会。创业者创建新组织组合资源，通过模仿或渐进创新等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开发已有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

（2）机会发现观点由Shane（2000）提出，认为机会虽然客观存在，但有关机会的信息并不对称，获取充分的信息是发现机会的关键，创业者在获取和分析信息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警觉性、风险感知和已有知识以及获取信息和资源的社会网络对创业者能否发现机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哪些人能够发现创业机会，哪些人则不能。创业者基于因果推论进行机会开发和创业决策，创业者有给定的目标，专注于机会的实现，通过系统的信息收集、信息加工和判断，运用经验或知识搜寻和整合信息与资源，采用多种路径实现给定目标。

（3）机会创造观点由Venkatraman（2003）提出，认为机会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创业者主动创造出来的，源于创业者的想象和创造更好未来的交互活动，最终创造出新市场。在机会创造的观点看来，机会的信息并不充分，仅存在非随机分布的有限信息，并非所有个体都有这些信息，个体之间存在经验上的差异，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内生性差异。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关注创业的每一个决策，其出发点也不是基于因果推论，而是效应推论。创业者并没有既定的目标，而是根据所拥有的资源作出各种假设，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假设，根据环境和资源条件不断实践检验，获取相应的回报。创业者通过构建战略联盟而非分析竞争对手、通过开发偶然而非已有的知识创造机会，通过控制不可预测的未来而不是预测不确定性开发机会（唐靖和张帏等，2007）。

（4）机会归因观点由Gartner和Shaver等（2008）提出，认为创业机会是内在的，创业者将机会视为源于能力等内部稳定属性或者努力等内部易变属性的结果。机会是创业者在已有能力以及自身努力可控范围之内的感知，因此机会可理解为源于创业者如何认识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而非外部环境，是人们与对象（事件、发展和趋势）的相互影响。外部的客观现实的确影响人们是否注意、感知和行动，而人们也的确会选择或不选择与对象互动，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创造和发展出自身与外部客观环境互动的独特方式。机会既是被发现的，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取决于个体能力和努力与对变化事件及环境感知之间的交互作用。

根据机会识别观点的类比，组织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信息是充分的，企业战略决策者对组织危机的信息获取能力上也不存在差异，因此组织危机感的差异来源是组织危机本身的差异，如组织危机的来源差异等；根据机会发现观点类比，组织危机虽然客观存在，但有关危机的信息不对称，需要获取充分的信息。由于企业战略决策者获取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异，因此组织危机感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包含组织危机源等客观自身，还包括战略决策者的信息搜索和警觉性等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方面的因素；根据机会创造观点类比，组织危机并非客观存在的，而是企业组织在经营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源于企业组织与环境的交互活动，组织危机的信息不充分且在不断变化之中，组织危机也并非完全是外生性的，而是企业行动构建的过程和结果；根据机会归因观点类比，组织危机感是组织成员基于自身和组织已有能力、努力与对象（事件、发展和趋势）以独特互动模式相互影响的结果。

综合以上观点，组织危机感与机会评价一样，受到情景因素（危机源）、认知因素（警觉性、信息搜索等）和个体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机会评价的影响因素如图2.3所示）。除了客观的情景因素，个体特征和认知因素等企业战略决策者的自身因素也会影响到组织危机感的形成，并进而决定了战略选择。下面将就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回顾，从创业理论中寻找可能影响危机感的关键因素。

图2.3　创业机会认知与创业决策研究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2.信息搜索与机会认知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信息特异性是机会的重要来源，对信息的获取、敏感性和占有对机会认知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也发现，信息搜索是机会认知的关键因素之一。如Shane（2000）的案例分析发现，新技术信息可帮助创业者识别市场机会，有关市场的信息会影响其进入市场的策略，有关服务市场的信息会影响其如何服务，而有关顾客的信息会影响创业者开发出何种产品与服务。他认为，个人异质性知识库和市场信息之间的交互是创业者能够识别机会的原因。Simsek（2002）发现公司的信息管理能力、信息使用的主动性、信息辅助工具、信息负荷（信息的多样性、数量和可预测性）等有助于机会认知的成功率。

此外，一些研究也发现创业者的确会进行系统的信息搜索（Fiet，1996；Fiet和Piskounov等，2005；Fiet，2007），创业者积极搜索新思想有关的信息是其成功的关键（Fiet等，2004；Ko和Butler，2007），搜索努力的程度与潜在商业思想的发现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Ucbasaran等，2008）。也有学者发现，在面对相同的市场刺激时，有的创业者采用了积极搜寻的方法，而有的创业者采用了发现的方法。

3.警觉性与机会认知

自创业研究的主流范式确立^[2]、创业机会成为创业研究起点之后，警觉性^[3]概念就成为创业决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警觉性是影响创业者机会认知的重要因素（Kirzner，1973）。研究表明，创业者，特别是成功的创业者可能存在机会认知的信息加工图式（Ardichvilietal，2003）。Gaglio和Katz（2001）认为警觉性就是这种信息加工图式的一种反映，表现出搜寻和注意变化及市场非均衡状态的信息搜集倾向以及对不符合现有图式的信息进行反应的特征。Baron（2006）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和适应性的心智框架，使高警觉性的人更能跳出已有的思维框架。实证研究也发现，警觉性影响了识别创业机会的可能性（Tang，2008；Tang和Tang等，2008）。

国内学者苗青（2006，2008）对中国背景下的企业家警觉性概念结构进行了研究，通过对2个样本共381名企业家和166名管理者的对比样本的实证分析，编制了测量问卷，探索并验证了中国企业家警觉性的三维模型：探求挖掘、重构框架和敏锐预见三个维度。探求挖掘指对商业情报和信息的分析和挖掘，离析出潜在机会及其隐含利润；重构框架指善于打破既定的思维范式，通过“偶然觉察、舍弃常规和发散思维”等来重构现实，赋予既有资源新的价值和用途，实现灵感的偶然性与商业的必然性的完美对接；敏锐预见指对机会涌现的敏感及商业前景前瞻性的预测。该研究发现警觉性显著性地影响到公司创业决策中的机会评价，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创业选择。

警觉性概念在组织变革研究中也受到重视。如Gaglio（2001）就呼吁企业家应具备警觉性的3个要素：正确地感知市场环境；识别关键的驱动要素；推断因素间的动态关联性。Beck等（2008）在市场定位变革、领导变革和正式组织规则变革三种典型类型的变革情境下，对变革冲量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出组织变革敏感性（change-sensitive）、组织变革倾向（propensity to change）在组织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初步认为，在组织危机情境下，创业者（战略决策者）的信息搜索和警觉性对组织危机的评价和理解中也可能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将在第三章中进一步阐述相关理论依据，并对此进行检验。

注释

[1]关于这7个条件的详细论述可参见Steers（1977）。

[2]一般认为自Shane 和Venkataraman（2000）以后。

[3]魏喜武（2009）对警觉性进行了系统综述，本书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