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空崛起,逆境铸就红色资本家

　　19世纪中叶,也就是在荣毅仁的曾祖父荣锡畴这一辈,荣家家道中落。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师爷,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1886年,荣熙泰时年14岁的长子荣宗敬(1873—1938)就背井离乡,从无锡郊区乘小木船到上海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三年后,次子荣德生在兄长荣宗敬的引荐下,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办了广生钱庄,由于敢于开拓和善于经营,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南下广东,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年,其间他发现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当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面粉不但销量大而且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1901年的农历二月初八,荣德生兄弟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建立了保兴面粉厂。由于当时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保兴面粉厂盈利大增。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大量的面粉订单又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到抗战前夕,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14家,并建立了10家纺织厂。

　　荣氏兄弟性格迥异。荣德生处事慎重,考虑周密,而荣宗敬则敢于冒险,做起事来很有魄力。在兄弟俩的默契配合下,荣家企业的扩张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厂房渐渐从华东铺向全国各地。当时荣氏家族是上海最富有的家族之一,靠纺织及面粉工业富甲一方。

　　荣氏家族企业曾有过一段最暗淡的时期。1934年7月,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和民国政府通货紧缩,导致中国白银外流,发生银元危机,与此同时,日本纺织厂、面粉厂在中国大量倾销,荣家申新的几家纱厂存货堆积如山,加上从1926年开始,荣氏老大荣宗敬和他的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投机“洋麦”和“洋棉”,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但投机失败,这一切加剧了企业的困难。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不得不全部停工。当天上海报纸,纷纷报道了“申新搁浅”事件。当时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申新纺织是荣氏兄弟立业的基础,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拥有当时中国1/5的纱锭。从1915年创办申新纺织企业开始,荣氏兄弟在不到20年间,将一个小纱厂发展为1934年下设9个工厂、55万只纱锭,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20.6%的棉纱大王,其事业发展之快、之大,完全可以当得起民族工商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代表。据说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仅申新纺织一家,就被抽去特税达1 500多万元。

　　“申新搁浅”使荣氏巨亏1 000多万元,加剧了各厂的资金周转困难。以申新纺织而言,其全部资产为6 800万元,负债却超过了6 300万元。

　　荣氏兄弟的振兴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中国就进入了全面抗战。上海、无锡相继沦陷,1937年10月27日,日军重型轰炸机向申新八厂投下了19枚千磅以上的炸弹。纺织厂迅速烈火腾腾。在这一次轰炸中,这两个工厂死亡职工430多人。在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荣家所有处在战区的14个工厂,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

　　荣毅仁大学毕业后,按照荣德生培养子女的思路,先回到无锡茂新面粉二厂担任协理(副经理)。抗战爆发后,他曾到过武汉,后一直在上海,在父亲身边,担任多家企业的负责工作,积累了大量基层工作经验。

　　1949年是荣家的分水岭,国民党的溃败导致荣氏家族走向低潮。由于国民党政权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陷入瘫痪。当时位于上海和苏浙一带的大商人和资本家,又开始大规模移民海外。荣宗敬与长子溥仁也匆匆离开上海,从水路启程赴香港。荣德生和儿子荣毅仁、荣鸿仁(荣毅仁七弟)却选择留在内陆,兄弟二人分别在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此时的荣氏企业,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面临重重困难,加上荣德生年迈,实际上荣毅仁成了“在上海荣氏企业的惟一合法代表”。当时上海解放后,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使之渐渐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荣德生于1952年底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