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无法量化的幸福模式

与经济学家相比，普通人更希望幸福可以被量化。假如幸福的及格线是10万元，家庭财产超过十万的是幸福，低于十万的不幸福，这样，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的状态是否在幸福的范围之内，或者离幸福究竟有多远。然而，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无论是经济学家、数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对幸福的度量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始终无法建立实际操作价值高的测量体系。

直到不丹模式的出现，人们才又重新掀起对幸福量化研究的热情。不丹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国民幸福指数”，以取代“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不丹模式的主要内容。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旺楚克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却感觉生活很幸福。根据2008年通过的不丹新宪法，政府在制定包括农业、交通运输和外贸方面的政策时都不是以其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为基准，而是以能否带来的幸福快乐为出发点。“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之后，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时至今日，就世界范围内对幸福量化的研究而言，状况并不令人满意。问题集中表现在：研究者们从各自固守的研究传统出发对幸福感进行界定和测量，“幸福感”这个术语被随心所欲地解释，大量的研究成果不具有可比性；针对不同国家居民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结论令人费解，人们有理由知道得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但是研究者们却往往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幸福感测量的指标有待于整合，幸福感测量的研究方法有待于创新，幸福感测量中的文化差异无法回避。要想获得幸福量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就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前提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人们的幸福体验。长期以来，研究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财富、人格、年龄、婚姻等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上。

财富：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将“有中等财富”视为幸福应具备的5个要素之首。收入、财富对于幸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研究表明，在相对贫穷之时，收入会对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而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人的幸福感反而会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

性格：古希腊还有一位哲人曾经讲过，“性格决定命运”，将性格研究推及到幸福研究中去，我们发现性格对幸福有很大的影响。英国和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来发现，乐观、开朗的性格能够通过基因继承，因此，幸福感可以遗传。研究人员选择近1000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人是否感到幸福，一半取决于人际关系、健康和职业等因素，而另一半取决于本人性格，喜欢社交、活跃、情绪稳定、勤奋和尽责等性格会使人更容易有幸福感。

年龄：早期的幸福感研究者曾假定，年龄可以作为预测幸福感的一种重要指标。他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感会呈下降的趋势。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人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满意感会有升高的趋势，但也有人研究发现年龄和幸福根本就没有关系。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人们的期望和目标是不同的，如果假定只要实现期望就能获得幸福，那么，在任何年龄段都能获得幸福。

情感：情感生活往往被人们视为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恋爱中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感，有配偶的人自我感觉远比单身的人幸福得多。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准备约会的小伙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欢愉的表情，步入婚姻殿堂的姑娘的幸福感与甜蜜感也溢于言表。但是，对于婚姻为产生幸福提供的能量该如何量化的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除了研究财富、性格、年龄、情感与幸福的关系之外，心理学家还对社会环境、性别、宗教信仰、教育、职业等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方面与幸福的联系，并能轻易找到生活中的实例。但是我们却难以通过某种数学公式将它们清晰地表达出来。将幸福量化，从而找到开启幸福之门的“金钥匙”，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但现在离目标的实现似乎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