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由一般均衡模型发展而来，随着模型的可计算性、方程形式以及参数选定等计量可操作性难题的解决，才发展成为应用经济学的重要领域。一般认为，第一个真正的CGE模型是Johansen(1960)构建的用于研究挪威经济增长的多部门模型，之后CGE模型更多用来建立用于研究政策综合效应的大型模型，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模型。

根据赵永(2008)的定义，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为了行文方便，“CGE模型”在文中均指代“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同样的，将“MS模型”指代微观模拟模型，“CGEMS模型”指代“一般均衡的微观模拟模型”。是同时考虑所有市场之间、具有行为最优化的多个经济主体之间以及经济主体和市场之间相互联系的数值模拟模型。它是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下，用计量方程组来描述各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且在一系列优化条件，如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等约束下求解，得到在各个市场都达到均衡时的一组价格和数量。因而CGE模型在政策分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分析政策发生作用的各种传导途径及其综合影响。

CGE模型擅长于政策分析，恰好可以解决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第一个难题，而被引入到收入分配研究当中。1978年，Adelman和Robinson率先创立了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CGE模型，他们为韩国研制了大型中期CGE模型，把影响收入分配的政策分为相对要素价格、相对产品价格、技术等十大类，通过基于相对价格调整机制使投资和储蓄调整到相等水平，从而使公共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商品价格、要素价格等间接发生作用。他们得出单一政策不能长期有效等结论，经过韩国经验数据的检验，被证明对政策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作用。

随后，他们研制的CGE模型被广为引用，并修改应用到各国构建大型CGE模型用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如之后的Taylor等(1980)对巴西，Ahluwalia等(1981)对马来西亚的研究。在上述世界银行模型之外，Gupta和Togan(1984)创建了用以横向比较政策效果的多国CGE模型，de Melo和Robinson(1980)设计了研究哥伦比亚贸易政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开放模型。

CGE模型在收入分配的政策评价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达到顶峰，主要得益于其相比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优势：首先，理性预期革命之后，代表性个人假说、一般均衡模型和随机最优规划等方法论基础的成熟，使CGE模型运用结构方程进行实证研究的可信度大为增加(Borges，1986)。其次，CGE模型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间的普遍联系，能够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分析政策的各种传导途径和综合影响。最后，在分析效果上，CGE模型更擅长于研究外部冲击(如税收政策等)对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它能更贴近实际地描述经济复杂系统内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关系，从而使其计算结果能较好地解释现象发生的原因，以及较准确地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

目前国内应用CGE模型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相关文献数量呈现爆炸性增长，但由于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等的制约，现有成果大多还是集中在税收政策上，较少涉及收入分配问题。税收方面的代表性的研究有，周建军等(2004)提出了中国间接税税率调整的中国整体经济的CGE模型，胡宗义等(2008)利用动态CGE模型研究了统一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效果。涉及收入分配的有，王飞等(2004)采用区域连接的CGE模型研究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并得出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强度越大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效果越明显；石柱鲜(2011)建立CGE模型把税收与收入分配相联系，分析了间接税调整对居民收入的影响。CGE模型能够结合我国实际构建模型用以评价公共政策，具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CGE模型在国内尚有很大发展空间。

国外CGE研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鼎盛时期，进入21世纪后其发展逐渐放缓，原因是CGE模型的一些缺陷制约了其继续发展。以Shoven和Whalley(1992)为代表的一批在该领域有着较深造诣的学者展开了对CGE模型的“反思”，他们指出CGE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弹性值等关键参数选择上的困难CGE模型中不同类型的参数大致可分为份额参数和弹性参数两类。份额参数通常会在外生给出弹性参数值的情况下采用校准方法求得，故弹性参数在整个校准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会直接影响参数校准结果和模型模拟结果的准确度。CGE模型中需外生给定的弹性值一般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贸易函数中的弹性，居民需求函数中的弹性。。CGE模型的参数需要外生给定，现有的方法一种是来源于经验资料，以石柱鲜等(2011)的研究为例，他们的弹性参数参照Dervis K等(1982)的研究结果直接设定，而没有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进行调整，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广受质疑；另一种较科学的方法是参数根据基期数据校准而来，如陈烨等(2010)的研究，但该类研究仍因为基期选择的主观性和校准结果的无法检验受到了批评。此外，用CGE模型研究公共政策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效果，政策前后人们的行为可能是迥异的，但是校准得到的目标期参数值却常保持不变。而且，校准方法依靠加总得到宏观数据的平均参数，这对深入研究收入分配的微观异质性没有任何助益。

对于CGE模型的批评使得学者在参数值和校准方法上进行了大量工作，但是无论改进基期数据质量，还是加强校准结果的检验，虽然进一步完善了模型但仍不能很好地回答上述批评。政策实施前后人们的行为的变化，要求模型必须考虑人们的行为反应，这对CGE模型的参数设定提出更高的要求。若能使替代弹性等参数值内生于模型，将使以上问题迎刃而解，但这已经超出了CGE模型的讨论框架，必须对模型进行重新设定。另外，CGE模型从本质上说仍属于宏观经济模型的范畴，遵循代表性个体假说，对收入分配微观异质性的研究也同样是它的软肋。这些问题将在下文中得到解答，以微观异质个体作为研究基础的宏观经济整体模型能够有效解决参数内生和行为反应等问题，并使CGE部分的政策评价的可信度大大提高。

虽然CGE模型的缺陷制约了它进入21世纪以后的发展，但它有完善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政策综合作用效果的一般均衡框架，能较好地解决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第一个难题，参数值和校准方法等技术上可以改进的缺陷，不应该成为舍弃CGE模型政策评价功能的理由。而传统的代表性个人假说再一次证明了它对研究收入分配的微观异质性无能为力，这为下文引出微观模拟模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