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自大自断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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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为礼仪问题双方多次磋商，出现诸多不快，而使团在贸易通商方面，则一事无成。乾隆帝以“与天朝体制不合”断然拒绝英国使团的通商要求，马戛尔尼使团最终无功而返。对大清国类似马戛尔尼这样的评价，加速并导致了这样的严重后果：觊觎中华财富的侵略者们胆子大增，频频向这艘“旧船”发起武力攻击，且屡屡取胜。

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在此之前，生活在相互隔绝独立的陆地上的人们，彼此间并无大规模的交流往来；几乎每一块儿陆地上的人们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但他们也凝视远方，对遥远的天际充满好奇。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航海技术的进步，向远方猎奇探险的进程开始了。西洋人或经陆地，跋山涉水，或由水路，漂洋过海，其足迹遍布亚非拉和大洋洲，自然也踏上了中华大地。从此，中华古国不再宁静，秩序不再井然。西方世界的舞文弄墨者，或是基于亲眼所见，或是依据道听途说，发表了诸多有关中国制度的看法和评论。

1792年9月26日以马戛尔尼（1737~1806）为首的英国使团，800余人分乘数条大船，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浩浩荡荡前往中国，既为乾隆（1711~1799）皇帝庆祝83岁寿辰，也为英国打通中英贸易渠道或开辟中国贸易市场，当然也负有打探中国虚实的使命。马戛尔尼一行乘风破浪，近一年后到达热河，但在入覲时的礼仪程序上与清政府出现纷争。英国人坚决拒绝清政府要求的三跪九叩，说他们只有对上帝才双膝跪下，对国王也只能单膝下跪施礼。为礼仪问题双方多次磋商，出现诸多不快，而使团在贸易通商方面，则一事无成。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乾隆宠臣和珅（1750~1799）对大清与英国通商兴趣很大，他曾对乾隆说，大清国要发财了，因为英国人提出的通商贸易货物清单中，他们所出售的产品其价码都很低，而采购我们的产品其价码都很高，有很大的加税空间。但是，最终乾隆皇帝却当着马戛尔尼与和珅的面宣布：“大清和英吉利通商一事与天朝体制不合，朕以为不必多此一举了。我大清天朝物华天宝、德威远播、万国来朝，各种贵重物事应有尽有。英吉利国爱搞奇巧之物，可是那些东西除了钟表外，其余的对我大清并没有多大用处。所以你们请求在广东、舟山、天津一带开辟商埠的事，朕断断不能应允！我大清法度森严，朕已经饬令各地，英国商船今后不得在大清沿海一带停泊，在广州原有的英国商埠也要立即关闭！凡有违抗此令者一律按抗旨论处！”乾隆帝以“与天朝体制不合”断然拒绝英国使团的通商要求，马戛尔尼使团最终无功而返。就马戛尔尼之行失败的原因，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徐艺圃先生有这样的看法：“乾隆皇帝高傲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他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全部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一次借鉴和学习外国的机会。”失望而归的马戛尔尼，返回英国后却对中国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因为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全都完了；它不会立即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电视纪录片《故宫》）看来马戛尔尼在中国的一段时间里绝对没有放松对这个古老帝国的虚实进行打探评估，他的目光刁钻地透过古国华丽宏大的外表，直击其机制的脆弱与风险——中国是个赌“船长”的国家！遇到高明的“船长”——明君，则国泰民安；遇到无能的“船长”——昏君，则国破民穷。问题是，封建中国缺乏选拔和确保“船长”高明的制度安排，长期来看，“船长”品行与能力的不确定性，使社会处于高风险状态。大起之后有大落，相互抵消，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也就难以避免。马戛尔尼还说，满清只不过是个泥足巨人。对大清国类似马戛尔尼这样的评价，加速并导致了这样的严重后果：觊觎中华财富的侵略者们胆子大增，频频向这艘“旧船”发起武力攻击，且屡屡取胜。国内外皆有学者认为，列强的胜利是资本主义新体制对封建主义专制体制的胜利，证明了封建专制体制的外强中干。大清末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之后，就是大清国朝廷内部也有渐强的声音，说日本的胜利是君主立宪的胜利。

北洋水师曾是装备一流的亚洲雄师，让周边国家心生畏惧。面对强大的北洋舰队，日本上下甚为紧张，议院里也是议论纷纷。在一次议会讨论中，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副岛种臣（1828~1905）陈词道：“都说中国海军可怕，我看不然。中国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中法海战一败涂地，他们就感觉很没面子，又设海军衙门，又学西方办法，等有了一点样子，他们就会觉得大功告成，不再努力了。中国人贪慕虚名，何曾注重过实效？”（《凤凰大视野：李鸿章的洋务生涯》）。1896年英国《泰晤士报》对甲午战争中国的败因做过这样的描述：李鸿章（1823~1901）急于避免战争，他的整个军事目标是在未来的某一天给日本这个暴发户予以彻底的惩罚。对他来说，他以自己的民族为荣，但是这个目标暴露了，中国的每个人都相信，李鸿章的铁甲和军队不可摧毁，可是包括李鸿章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腐败和无知影响得这么广，这些影响从他自己的衙门开始，那些在他指挥下的人们，只喜好展示场面的壮观，仅此而已。（《凤凰大视野：李鸿章的洋务生涯》）满清朝中的“清流派”大概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即总有绝妙之言，但很少践言；好言战而不能战，大凡遇到与列强矛盾冲突，必以民族荣辱国家存亡为由，鼓动破釜沉舟鱼死网破。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抵抗难免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愚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 1900年6月，已屡遭败绩的清政府居然对外宣战，不是对一国而是先对八个强国进而达到十一国同时宣战。历史学家蒋廷黻（1895~1965）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谈到晚清的不平等条约时说，不打就赔当然不对，但明知打不了还打，打了赔得更多就更不对了。历史表明，不务实，尚空谈，固守教条，对务实者挥舞道德大棒，横挑鼻子竖挑眼，夸大变革中的问题，尤其是把与变革无关的问题强加给变革，实在是危害不浅！

张之洞（1837~1909）当年说，中国是宇宙的中心，儒学是这个中心芬芳的花朵。而澳大利亚历史学家L.G.肖（1916~）在其所著《现代世界史》中写到：“大约公元1400年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构成‘文明’的几乎所有方面——有序政府、艺术、文学、技术和工艺——都可能‘领先’于西欧。然而，其道德和政治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拘泥形式和空洞无物……传统的重负也日益沉重；所有的独创性都受到抑制。当中国人面临新问题之时，无人知晓如何加以处理，因为儒家治国之道中不曾有所论及。1800年，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在遭受昔日死亡之手的折磨。”毫无疑问，孔孟之道有的是美好的理想和动人的劝诫，但缺乏实现理想的机制安排，其对于国人的思想束缚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国家的治理锁定在“礼治”状态而难以迈向法治，使这个国家的制度变迁充满惰性而变得特别迟缓。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1835~1911）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过了一阵儿，却看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凤凰大视野：李鸿章的洋务生涯》）令人无奈的是，史上很多被誉为“鸿儒”者，占据主流话语权高地，深谙主旋律，为既得利益者们动情作词、深情谱曲、纵情歌唱，以官府力量为后盾，极力阻挠面向政治与经济现代化的制度变迁。这些享受浩荡皇恩的鸿儒硕学凭借其诗书经纶和权威影响，舞文弄墨，把自负美化为自豪，把鲁莽美化为勇敢，把愚昧美化为文明，把固执美化为坚毅，把僵化美化为稳定，把短暂美化为永恒，加剧“昔日死亡之手”对人的折磨。例如，晚清时期的有些大儒清流，蓄意将那些经由出使或游历西洋而“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士如郭嵩焘（1818~1891）等，都贴上“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的标签，对其口诛笔伐，阻挠西学东渐，抵制洋务运动。不管怎么争论，这样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儒家学说没有让这古老的国家走向法治、自由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