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居民生活方式市民化

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考察中，我们清晰地发现，不管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如何彻底、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如何高，农业、农村、农民始终是一个无可避免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议题。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新型城市化的难点，而农村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更是实现全域都市化的重中之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农村地区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就没有全域都市化。在全域都市化的未来宁波，农村社区将成为村容整洁、环境优美、人际和谐的“都市里的村庄”，洋溢着乡思和乡愁，充满着活力和希望。

农村社区是指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之外的农村地域范围内，以一定规模人口的传统村落为基础、以一定的农业产业为支撑、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满足社区居民基本需求为目标的新型农村社区。

我国传统的农村村落，大多因血缘而生，依血缘、亲缘而发展。在宁波农村，基于血缘和亲缘的宗族关系将依然长期存在。作为中国历史传统的衍生物，宗族现象仍深深地影响着农村社区居民的行为方式。无论是日常生产生活，还是解决外部纠纷，人们把维护家族利益当作自己的责任。在经济活动中，基于族亲和姻亲关系的渊源联系便可以成为获取利益与分享发展机会的重要渠道。在维护乡村人际秩序中，传统的宗族规范还在规制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当然，宗族关系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村民选举的选择看，他们一般会以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自己的选择对象。宗族关系还会滋生保守观念和依赖思想，抑制创新精神和自我意识，导致农民行为方式上的保守性，造成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极大地改变了宁波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村村通”的公路网打破了偏僻农村的孤岛效应，极大地延伸了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扩展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视野。先进的电力和通信设施，让农民同步享受城市生活的信息，既丰富了农民业余生活，也为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农村的自来水改造工程、垃圾集中处理工程、污水处理工程、文化和健身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逐步完善，金融服务、医疗服务、信息服务等延伸到家家户户。特别是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力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向城镇转移，政府以“工业反哺农业”为特征的城乡统筹政策的推动，宁波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宁波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的社会生活仍然围绕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和节律而循环往复地进行，他们生活在远离城市和机器的自然环境中，他们接触的是相对熟悉、数量有限的群体。乡土性造就了农民勤劳、节俭、质朴、忠厚、热情、诚实、守信等许多优良传统，但也容易造成农民狭窄的眼界、松散缓慢的生活节奏和一些封闭落后的不良习俗，同时也造成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单一性和相对封闭性，因而生活方式纵向传承多，横向改变少。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情感维系，使人际关系比较密切，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其相互交往中更注重感情因素，更具人情味，同时也可能形成狭隘的家庭观念、地方观念和宗族观念。原先那种传统的与小生产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已成为宁波农村社区居民普遍的自觉行动。农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无论是其消费方式还是其数量和质量，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传统农村经济的生产方式，曾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与此相适应，人们便形成了稳定不变的村居认同。然而，城市化进程正毫不留情地动摇着维系村庄的宗族纽带，农村社区认同正经受着严峻考验。^[1]

社区认同一般指社区居民在主观上对自己、他人及这个社区的感觉。这种感觉包括喜爱、依恋、归属等多种情感，常称之为社区认同感。^[2]社区认同的核心是不断增强社区成员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已不再完全依赖土地和村庄而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离开村庄到城市务工赚钱。于是，世代相守在村庄中的人们终于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农村精英因入学、生意、参军等途径在城市找到了固定职业并在城市定居，尽管他们的家产、亲人还留在农村，但其生活重心已经不在农村，与村庄在经济上的联系日趋薄弱，村庄的发展对他们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导致其对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度越来越低；另一部分往返于农村和城市的村民们发现，土地和村庄已经不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死守土地的结果只能是维持温饱，只有走出去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与村庄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强。几乎是同时，经济发达的宁波农村，又吸引了许多外地农民纷纷进入村庄，填补因当地人口转向城市而出现的劳动力不足，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外地文化。这样一来，传统的村庄体系面临着被解构，新的农村社区认同迫切需要重构。

在村庄内部，城市化进程必然带来农村社区异质性倾向的不断增强。这种异质性的主要根源在于：一是随着城乡统筹政策的推行，城市现代化理念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等很快渗透到农民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使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同处共存，以宗族为基础的乡规民约经常失灵，动摇了传统的农村社会治理基础。二是随着农村社区居民的构成日渐多样化和复杂化，居民在职业、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方面开始呈现显著的差异性，导致居民对个人身份认同和阶层认同程度大于对社区的认同，难以形成统一的社区价值取向和社区生活圈的氛围，导致部分村民不愿主动关心邻里之间的互动互助，不愿主动了解和参与社区建设。三是随着大量“外乡人”的进入和农村社区外部环境的变化，乡村文化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离散性的特征，使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形成的内生基础不足，导致乡村社区共同体内聚力不强。

在宁波新农村社区建设中，部分采取了“多村一社区”建设模式，在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村中，选择中心村或较大的村为单位设立社区。这种建设模式对于整合资源、共享社区服务具有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居民的社区认同度低、融合度不高的问题。一是“合村并居”型社区的居民主要还是对自己原来的村落有较高的认同，人际关系仍然局限于原来的血缘或血亲关系之内，居民之间的交往主要是以有亲属关系为限，仍处于“半熟人社会”关系中。二是在“合村并居”的过程中，村集体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有所保留，为了维护自己所在集体的经济利益，居民往往只认同原村落的领导、居民等，对合并到同一社区的其他村落的居民有明显的排斥心理。三是许多“合村并居”的农村社区往往吸引了大量外来居民的进入，外来人口大多只愿意与自己同属一地的人往来，他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也比较少，与当地社区居民的来往也就更少了，因而普遍缺乏作为所在社区居民的主人翁责任感。

引导农村社区居民实现市民化生活方式，绝不是要把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全盘照搬到农村。农村社区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农村社区应当既能享受现代公共服务的全面辐射，又是能留得住乡音、乡思、乡愁的理想家园。

参与社区治理是实现农民生活方式市民化的重要标志。在宁波农村大规模的“村改社区”任务完成后，无论是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的承接，还是动员组织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管理，都远非换一块牌子那么简单。在农村，“精英治理”模式曾经十分有效，而且将继续发挥它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在更多的农村社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村社区，“草根治理”模式应当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流模式。这种“草根治理”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它由领导层、决策层、执行层、议事层和外围层构成。“领导层”为社区党组织，即根据党章规定，设立社区党委、总支和支部。“决策层”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定期讨论决定社区重大事项。“执行层”为社区（管理与服务）委员会，它与村委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执行、实施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决定的具体事务。“议事层”为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由社区内知名人士（老党员、老干部等）、居民代表、单位代表、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社会融合组织负责人以及移居城市的宗亲好友等组成，在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事务的协商、议事职能，有权对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外围层”由妇女会、老年会、融合会以及各种表演队等娱乐和志愿性质的民间组织组成，以丰富社区组织资源，增强治理绩效。对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而言，发挥“草根治理”模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还可以完善制度安排，引导已迁出村庄的农村“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甚至鼓励他们在退休后回村庄居住，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继续为农村社区治理发挥作用。

不断加强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推进全域都市化、实现宁波农村社区居民生活方式市民化的关键。一是要深入农村，全面了解农村社区居民日益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只有符合需求的供给才是最好的服务。从地域看，宁波北三市（区）农村社区居民与南三县（市）农村社区居民有不同需求，城郊农村社区居民与偏远地区农村社区居民有不同需求，平原地区农村社区居民与山区农村社区居民有不同需求；从内容看，有些农村社区需要整体改造，有些农村社区需要加强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有些农村社区需要农业专业技术服务；从程度看，有些农村社区需要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供给，而有些农村社区则只需某些公共服务供给。二是要统筹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合理安排各类涉农资金和项目，实现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的有效对接，真正把好事做好。为此，要改变“运动式”、“一刀切”的项目推进做法，在公共服务供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给农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清单，让农村社区居民自主选择。三是要让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村民个人等主体都参与其中，构成一个组团式的整体系统。要重视资金投入机制建设，运用市场机制实行有偿服务、实行市场与行政机制相结合的办法、运用自愿和互助机制相结合的措施实行无偿服务，制定鼓励民间资金投入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政策。四是在提供公共服务项目的同时，制定严格、科学、规范的项目管理办法，做到资金到位、项目进程管理，重视项目审计，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进行项目的绩效评估，确保推出一批项目，造福一方百姓。

农村社区文化不仅可以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共建共享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也有利于促进农村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和了解，加强协作与配合，形成农村社区的共同价值观。一是要完善政府供给、民间组织及市场运作的多元建设模式，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各自优势。政府要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对社区文化事业的物质投入，并建设长效运营机制；民间组织要根据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创设不同的文化形式，满足农村社区居民需求；要引入市场化机制，实现社区文化经营形式的多元化，赋予社区文化市场生机和活力。二是要丰富农村社区文化内容，提升社区文化品位。要围绕不同时期的工作中心，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要充分挖掘地域特色文化，将传统文化赋予现代气息，将高雅文化赋予地域文化色彩，做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有机结合。三是要加强农村社区文化队伍建设。要高度重视对本地文化积极分子的培育，特别是要注意农村特色文化项目的传承和保护，引进高素质的文化艺术人才充实队伍，广泛建立以优秀文化人才为核心的农村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文化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活动越多，居民就越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就越会自觉地维护社区利益。

注释

[1]张丽丽：《农村社区认同危机及其应对》，《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袁振龙：《社区认同与社会治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