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全面开放条件下中国贸易安全面临的挑战

在服务业全面开放条件下，我国国际贸易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生存空间将受到压缩

放眼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进入酝酿期，全球产业转移速度明显趋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低成本优势争夺全球价值链低端产业转移，承接加工组装业务。事实上，近两年来有不少加工型外资企业陆续离开中国，将生产工厂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则相继实施“再工业化”政策，强调制造环节的回归与更新升级，通过出台专门的国家政策和规划开发智能化制造、页岩气、碳纤维等新一代工业技术，意图塑造本国制造业的全新优势。中国在价值链的生存空间受到发展中国家“低端环节”和发达国家“高端环节”的双重压迫。如果不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明确定位，那么将对贸易安全埋下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价值链本身也在发生变革。信息革命促进了全球生产服务体系的形成，生产加工中各个环节更易分解，分工内容由产品转化为流程或要素，服务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持续上升。我国原有要素成本优势不断稀释，不得不通过引进服务、技术等生产要素来提高效率。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会不会因此受制于发达国家在价值链上的主导权，被锁定在低附加值区域。如果无法在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等高附加值领域获得突破，掌控价值链构筑的核心环节，未来贸易安全的潜在风险可能会被放大。

（二）国内贸易安全与监管体系薄弱环节有待强化

服务业开放后，贸易安全与监管的最大挑战在于相关制度体系能否适应和接轨高标准规则。这一次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市场开放度和规范性要求很高，全面超越了WTO体系内的各项标准，意在消除那些属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内却对服务贸易造成制约的管制行为。如果制度体系改革到位，那么我国不仅可以保持现有的国际贸易地位，而且能够在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中争取比较有利的条件。如果改革不到位，我国国际贸易地位将很可能下降，逐步远离国际贸易的核心区域，被发达国家贸易政策所牵制。当初在加入WTO时，我国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效果，成就了入世十年的国际贸易黄金期。而今，面对再一次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机遇，我国制度体系是否还能做出合理的变革与应对，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在整个贸易规则体系中，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外资管理模式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在这种模式下，负面清单将违反投资协定中相关承诺义务的不符措施以列表方式全部罗列出来，在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则完全按照相关承诺义务执行。政府审批权将仅限于负面清单明确列出的领域，大大约束了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虽然符合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趋势，但是也对政府实施有效监管造成了很大压力。尤其是对中国这样还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期间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计划经济时代的审批制度尚未消除，社会各界依然受到审批制惯性思维的影响，实现整个管理体系转型的改革难度可想而知。尤其在“互联网+”等新兴业态持续出现、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多变和法律真空地带不时扩大的情况下，如何既充分发挥负面清单在激发市场活力方面的优势，又获得相关管理制度的配套支持，成为我国没有退路的前进目标。

（三）生产要素流动性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服务业开放以后，认识到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开放在规则、管理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是我国应对贸易安全新挑战的基础。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国际国内生产要素流动性将加强，资本、能源、技术、信息、人员和知识等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跨境流动将更加活跃。这一变化能够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也将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影响贸易安全的风险系数在加大。要素市场不仅涉及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社会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安排。例如，网络教育、网络电影等新兴贸易模式就直接涉及意识形态等较为敏感的领域。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各级政府还比较缺乏应对这些新问题的经验，相应的管理制度还存在空缺，需要尽快对这种不确定性做好相关预防。否则，不仅仅是贸易安全，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都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

在要素流动方面，由于信息技术在生产服务上的全面应用，数据自由流动成为生产要素中的焦点。如何在允许数据自由流动，促进贸易发展的同时，维护贸易安全，保障经济安全是一个挑战。世界各国出于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基本都对数据信息的自由流动施加较为严格的管理。这种管理方式等于是为本国数据信息设立了一张安全网，但是也导致相应管理环节的增多，使得服务成本上升。从发展趋势看，信息技术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并且将引致翻天覆地的产业技术革命。一旦发达国家在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谈判中就信息数据自由流动达成共识，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和数据安全带来极大影响。这将意味着互联网等信息将全面开放，包括对各国来说都较为敏感的金融资本市场。以往由于金融领域的特殊性，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会采取一定措施对资本项下的跨境流转加以限制。相比较而言，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金融系统成熟度等方面来看，中国目前都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对我国贸易安全来说，寻找有效的管理办法将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四）缺乏全球跨国公司方面的短板逐渐显现

通过服务业的开放，国际贸易发展变化之一就是将从公司间贸易向公司内贸易转型。未来的国际贸易将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对一国贸易活动的掌控能力逐步增强，只有真正拥有具备全球资源调配能力的大型跨国公司，才能增加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否则缺少跨国公司就等于缺少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只会在各国贸易活动的相互竞争中陷于被动。从最新的数据来看，2014年，入选世界500强榜单的中国企业已经达到100个（包括港台地区9个企业），已经占到五分之一的规模，其中在前10名中就有3家中国企业：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和国家电网。这三家巨无霸型的企业，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而发展起来的，其在行业内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特征，主营业务基本都在国内市场，国外市场份额相对较低，有待开拓。近几年，虽然不少企业已经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大举扩张，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等投资领域，但是在核心技术研发和国际营销渠道构建等方面离国际一流的企业标准存在不小差距。

在服务业领域，未来高新技术跨国公司将比传统企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我国引领科技发展前沿的企业较少，预计短期内难以出现像苹果、谷歌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因为这类尖端的高科技企业，不单单需要开发核心技术作为基础，还需要一整套适合企业成长的配套制度，包括人才培养、投资环境等各个方面。我国在这些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华为、中兴等一批国际型企业迅速崛起，但是整个创新创业的培育体制还有待在实践中完善。只有拥有大量高科技跨国公司，才能说明一国真正具备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高附加值领域站稳脚跟的实力。如果没有高科技跨国公司，就无法获取开发先进技术带来的垄断竞争收益，在知识密集型产品的服务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贸易安全未来要靠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其具备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尖端人才将成为关键因素。近期，国内资本市场正在全力支持企业融资，通过金融措施整合资源，增强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发展水平，实现技术创新。这将成为未来贸易安全稳定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