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于民，也应该用之于民

很多部门、很多机构、很多人员虽然财政上没有钱，但是你可以干事，你到老百姓头上、企业头上、个体户头上去收钱，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一种体制。你看我们许多城市的城管就是这样。政府有钱，就把它养起来，没有钱，就不要设它。现在就是政府没有钱，但是城管还得管理交通、管理市容，你们可以罚款、收费，这样最后就和老百姓发生冲突。

——周天勇（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曾在北京大学演讲）

前几年，北京出台了一项新政：凡是准备在北京买房的外地人，买房时必须提供五年的纳税证明。一时间，说该政策歧视外地人者有之，说该政策直接破灭了无数外地人的梦想者有之，在网上呼吁广大外地人离开无情的北京者亦有之。总之一句话：这样一来，外地人想在北京买房难上加难。

其实，我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我们拿不出纳税证明，每一个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也都是实实在在的纳税人，其区别无非是那些开公司的老板们是直接纳税，而我们是间接纳税。古语有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身在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的决策者们，想来不会把“人民”的范畴缩小到只有那些能够提供纳税证明的人身上。

我们必须要承认，北京这些年来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投入非常巨大，所有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人都享受到了这种福利：比如全国最便宜的地铁票价（2元）、全国最便宜的公交车票价（4角），等等。

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比如2011年红透全国的地处安徽省的贫困县望江县，该县以相当8.5个白宫，也即43600平方米的超级在建办公楼，打破了世界纪录，也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据亲至现场的记者描述，该办公楼不仅面积惊人，装潢也极尽奢华。除了构成主体的6栋大楼外，旁边还有一个占地90亩的广场，广场上还有音乐喷泉、临水广场、露天茶座、露天舞台、钓鱼台等景观，俨然一个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超大型富人别墅区的顶级配置。毫无疑问，修建这些设施的钱，全都来自当地的纳税人，甚至可能包括上级政府的扶贫款；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设施建成后必将大量消耗纳税人的钱。

一方面，蛀虫和硕鼠在肆意挥霍纳税人的钱财，另一方面则是纳税人肩上沉重的税务负担。在2009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名列第二。另据传说，浙江某地有成千上万家制作童装的小作坊，当地政府为方便计税，便按作坊主有几台缝纫机收税，称为“机头税”，2009年时，一份机头税仅仅160元，第二年便涨到了343元，今年则涨到了626元。照这样涨下去，这些作坊主估计到最后只能关门大吉。而这不仅会影响就业，也直接影响着政府的税收。

最近正在忙着开两会的中国首富宗庆后，曾在会上建言政府取消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其出发点是，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只是主体税收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对国家的财政税收影响较小。而免掉这一小部分税收，老百姓手头有钱了，就能拉动消费，企业生产就会滚动起来，企业经营效益好，国家税收自然也就上去了。

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也在书中指出：“时下老百姓的税负，也就是政府的收入已经相当高。既然政府的收入很高，那就应该减税，至少也应做到不再加税，或者在增加新税种的同时做到减税。更重要的一点儿，税收实际上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格，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一种交易。你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老百姓给你纳税。纳多少税，取决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好坏和多少。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税收拿得很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甚至直接侵权，各地发生的强制拆迁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作为政府，不光是要想办法来惩治那些逃税行为，还应想办法来完善自己的公共服务。”

另一位经济学家、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则把矛头直指中国庞大的公务员支出：“现在是这样的，政府党政公务以及行政行业和养人的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的44%，主要是工资、社保、办公费用，此外还有公招、公出、公车等等一系列费用。相比较而言，日本的行政公务开支只占2.4%，可以说它是最便宜最廉价的政府。比较昂贵的政府可能是意大利，大概是19%，也只是我们的一小半。这么高的支出比例，我认为肯定不合适。就像历史上讲的黄宗羲定律：更多的人吃更多的税，更多的税养更多的人，最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老百姓受不了了。”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上述几位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说话，就认定政府一定应该也必须取消向工薪阶层征收个税云云，至少在新税法出台之前，照章纳税还是我们的义务。纳税也是公民的光荣，没有建国以来亿万中国老百姓的纳税，中国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现阶段的中国虽然早已是今非昔比，但不论是为国防、民生、发展考虑，都决定了它还不能对现有税收进行大幅调整。至于那些潜在的蛀虫们，不必担心，更不必憋屈，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强大的现代媒体如网络等，监督他们的纳税去向并在必要的时候及时揭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