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布特的税收效率理论

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经济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就是边际主义的兴起。经济学界一般公认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各自独立创建了边际主义理论。其实，边际效用的概念早在18世纪中期一些意大利学者的论文中就有运用。到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和屠能的生产力理论中此概念已得到充分运用，到19世纪中期，许多经济学者包括法国的古尔诺、德步特、A·瓦尔拉和英国的西尼尔、德国的戈森等都有了明确的边际效用的概念，并对后来的边际主义创建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尤以屠能、古尔诺、德布特和戈森较为突出，他们被认为是边际主义的先驱者。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德布特用边际主义方法阐述的税收效率理论。

德布特（Jules Dupuit, 1804-1866）是法国的一名工程师，由于他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使得他在公共品提供的成本—效益分析、税收效率等领域都取得了独特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率先在税收理论中用现代方法阐述效率的应推德布特无疑。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德布特常常会测量公共事业项目如运河、公路、桥梁等的实际价值，由此他开始关注这些公共品的价值、政府如何有效地用税收筹资的方法来提供公共品等问题，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这就是1844年出版的《公用事业效用测量》一书。

我们知道，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商品价值形成的原因一直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价值源自生产商品的劳动，另一种则认为是商品的效用。后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立了早期的劳动价值理论，但仍然无法解决“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与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以及不同有机构成的等量资本均能提供相等利润的问题”^〔10〕，因此有重大理论缺陷。西方经济学家们便迫切地想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理论，他们转向了一直被重视的效用价值论。以前的价值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而其交换价值却很小，如水等；而有些使用价值很小的东西却有很大的交换价值，如钻石等。这是困扰了经济学家约三个世纪的“价值之谜”。而德布特等的边际主义先驱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区分开来，试图来解释商品的价值，从而揭开价值之谜。可以说，德布特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加以区分的这一看似偶然的举动，其实也是有着经济学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他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税收效率理论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对他辛勤研究的一份奖赏。

德布特在将总效用与边际效用区别开来时发现，像公路、桥梁、运河等一类公共工程所提供服务的价值，远比人们实际为此等项目支付的价格为大，因此，人们其实愿意支付比实际支付更高的价格。在现实中，政府对桥梁等的收费一般是采用向过路车辆或人群征收通行税的办法来实施的，这一通行税就是人们实际为桥梁支付的价格。他创立了（或几乎创立了）需求曲线的概念，绘制出一条等同于需求曲线的边际效用曲线。他事先假定：政府对桥梁每个增加单位的服务征收最大的桥梁通行税，但在提供桥梁每一增加单位的服务时对通行税作小步骤的减低。这样，政府从提供桥梁这一公共工程的服务中得到的总收入就是边际效用曲线或曰需求曲线下方的全部区域。见图7.1，图中P表示人们支付的价格，Q₁表示消费的数量，D为边际效用曲线即需求曲线。人们从桥梁这一公共品中得到的总福利也可用边际效用曲线下方的区域来表示。在图中，桥梁提供的总效用就是OPG₁Q₁的面积，APG₁为消费者剩余，如果将通行税降低到P′，此时消费量将增加到Q₂，消费者剩余将扩大到AP′G₂的面积，这个时候将出现一个CG₁G₂的净所得，如图中阴影部分所示。消费者的总得利将是AP′G₂减去缴纳通行税而损失的正方形PP′CG₁的面积，即APG₁＋CG₁G₂部分。反之，如果原来的桥梁通行税为P′，政府提高税收到P，那么消费者剩余由原先的AP′G₂减小到APG₁，税收的提高使消费者剩余减少了PG₁G₂P′的面积。但是正方形PP′CG₁由政府的桥梁税收走了，因此三角形CG₁G₂成了净损失，如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所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并不是由德布特首先提出来的，而是由英国新古典学派的创立者马歇尔所提出，德布特则称之为“相对效用”，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分析过程却极其相似，因此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不仅如此，德布特仍然沿用图7.1，绘制了一条工业产品的边际成本曲线，也就是通常所用的供给曲线，他得到了产品的总货币收入超过其总边际成本的余额，相当于我们现在常常用到的“生产者剩余”。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德布特进一步指出，桥梁一类的公共工程项目对整个社会带来的总福利水平可由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两部分之和所构成，如果政府提高税率，那么正如图7.1中所示的那样，消费者剩余会减少，社会会有净损失，而且生产者剩余也会同样减少，并带来社会的净损失，两者之和就是整个社会因税收的提高而造成的净损失。这就是德布特所发展的公共工程项目征税所造成的社会效率净损失的初步理论。

图7.1　税收的超额负担

虽然德布特所创立的原图形与图7.1所示的恰好相反，即他用纵轴代表公共工程项目的消费数量，用横轴代表公共品的税收价格，但这无损于他的分析方法和结论，我们已经可以把它视作衡量税收而引起的超额负担的标准图像。而且，德布特也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净损失与税基的平方成比例。德布特对社会公共工程项目的价值与效用、社会福利水平以及税收带来的社会净损失等方面的分析，大大超越了他的那个时代，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因曲高和寡而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今天财政学界也没有给予他比较高的评价，但是这种先行者的思想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倒是他的边际主义理论对杰文斯和瓦尔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理论界公认的。

在历史上，对税收效率问题有过研究的经济学家还有埃奇沃斯（Fracis Ysidro Edgeworth, 1845-1926）。他不属于任何经济学派，在经济学方面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经济理论，尤其是首先创用了现代广泛运用的无差异曲线这一分析工具。19世纪末，他考察了最优所得税的问题。他认为，在政府获得的税收收入既定的前提下，税收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使个人的效用之和达到最大化。埃奇沃斯是接受了效用主义的最小总牺牲这一原则的。同时他假定，个人之间的效用函数是完全相同的，效用的大小是由人们的收入水平这个唯一因素决定的，而且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这表明，个人的福利水平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上升，但上升的速度越来越慢。他还假定可得到的收入总额是固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为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各人收入的边际效用必须是相同的。由于埃奇沃斯已经假设个人之间的效用函数是完全相同的，那么要使各人收入的边际效用必须相等，只能是收入水平相同。也就是说，应该尽量使课税后各人的收入水平相等，才能使个人效用之和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这就意味着，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首先应尽可能对富人的收入课税，因为富人的边际效用损失要比穷人小得多。其次才考虑对穷人征税，尽可能使两者在税后的收入分配达到完全平等的情况。埃奇沃斯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建议是累进程度非常高的税制结构。但是，这样的税制结构的缺陷也为埃奇沃斯本人所认识，他解释说效用主义者不得不遗憾地默认不公平的税收，而且他也隐约感觉到了此种税制对社会生产所带来的危害，所以他告诫人们说，税收在生产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比它在分配方面的影响更为重要。可见埃奇沃斯也已意识到，如果真的在实践中推行累进程度非常高的税收，那么它势必会损害高收入人群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倾向于休闲而非工作。这样，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整个社会在生产方面的损失将会难以估量。面对这样的矛盾，埃奇沃斯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