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经济学著作介绍

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关心贫苦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于是在林木盗窃法、地产分析、自由贸易、保护关税等问题上同普鲁士政府展开了论战。马克思说，正是这些论战“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现在我们能从马克思著作中读到的第一篇谈到经济问题的文章就是这时写成的，叫作《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在德国，林木一直被当作公共的财产，因而农民历代以来总是在那里自由砍柴。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林木变成了地主的私有财产。这样，土地所有者就利用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要求制定农民私自砍柴为盗窃罪的法律。

马克思为农民的利益辩护时，就意识到国家同经济上的占有制的关系。马克思说：“把林木占有者的奴仆变为国家权威的代表的这种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国家权威不过是林木占有者的服务工具。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国家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已经包含着这种思想的萌芽。

1843年秋天，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第一次较系统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经济范畴进行了批判。他以批判私有制为出发点，分析了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一切经济范畴。如：商业、价值、工资、利润、地租、危机、竞争等。在他看来，这一切经济范畴，都被以往的经济学家用来为私有制辩护，因此，政治经济学应该对它们进行批判。

《论犹太人问题》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有两点：第一点是马克思区分了市民社会和国家。所谓市民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国家是指政治制度。马克思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集中表现，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因此，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这样一来个体的人也就全都得到解放。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有了对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关系的基本认识。第二点是马克思在此文中初次阐述了货币问题。马克思说：“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一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马克思在这里还不可能提出自己完整的货币理论，但也表现出自己对货币的最初看法。货币不过是一种异化的独立物，是以最普遍、最一般的形式表现价值的东西；并且，他还揭示了货币拜物教的本质，这一点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马克思在为《德法年鉴》撰稿的同时，开始着手写一部经济学巨著。但由于出版商拒绝出版，因而已写好的第一卷没有保存下来，只留下一些手稿。这就是今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手稿》分三个部分。第一册研究工资、利润、地租和异化劳动；第二册分析私有财产的关系，着重考察劳动和资本对立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册考察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同时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理论。

《手稿》还探讨了一系列的经济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先，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在他看来，资本不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而是积累起来的别人的劳动，是劳动的异己力量，也就是说是劳动的一种统治强力。所以，资本主义社会越发达，劳动积累越多，压迫劳动的力量就越大。因此不是像斯密所断言的那样，工资是随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而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下降，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在社会财富大量积累的情况下日益加剧。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讨论了土地占有者、地租、货币等问题。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劳动异化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大，自己却越贫穷。马克思说：“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成为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作为剥削劳动者的手段。劳动者本身不仅创造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且他劳动越多，产品越多，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随之越大，从而异己的力量也就越大。

第二方面是劳动过程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为什么劳动产品会异化为劳动的对立力量呢？因为创造这些产品的劳动过程发生了异化。首先，对劳动者来说，劳动不是自由的、幸福的，而是感到不幸，因为是被强迫的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所以忍受奴隶般的痛苦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才不得不如此。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自我折磨，是压迫自己的一种异己力量。其次，劳动者的整个劳动过程是不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不劳动的人，因为劳动者不能安排、指挥自己的劳动过程。马克思把这种生产行为和劳动活动称之为“劳动自身的丧失”。

这就是马克思劳动异化概念的基本内容。它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只是在执行像动物一样的机能，即饮食男女时，才表现出人的本性、自由意志的活动。而在执行人类机能，即生产实践时，却完全失去了人的本性，像动物一样的被动、受支配。“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人从自己的本质中异化出来，成为自身的对立面，这就称为人的自我异化。

但是仅仅停留于此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是不够的。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异化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劳动产品、劳动过程都成为劳动者的自我异化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是什么呢？它又属于谁呢？马克思回答道：“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力量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不是神灵，不是自然界，而只有人本身才能支配这个支配人的异己力量。”这些人本身与劳动过程、劳动产品都不相干，这些人就是资本家。所以，劳动者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实质是异化出整个社会关系，即资本家同工人的关系。资本家处于劳动之外，却支配着整个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形成同劳动相对立的整个社会力量。因此，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了的劳动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所以，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产物和基础。正是私有制使劳动发生异化，同时劳动异化又加强了私有财产。

《神圣家族》一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合著的，于1845年出版的著作。它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样，都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著作。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在这里，他们已经指出，历史发源不是神灵，不是自然，也不是政治制度本身，解释历史必须从“粗糙的物质生产”出发。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时创立起来的。所以，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

首先，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思想已经有所论述。他们认为，为什么市民社会会表现为个体分离呢？这是由商品生产所决定的。商品生产者出于自己的个人利益，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而同其他商品生产者发生关系，成为社会的生产者。所以，商品生产者既是私人劳动者又是社会劳动者。这里已经有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最初思想。

其次，关于价值论问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在这里，他们仅仅提出劳动是决定价值的因素，还没有创立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已经在逐步地摆脱他早期价值观点的某些不成熟的见解。

最后，关于资本同劳动的对立问题，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同富有阶级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阶级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不仅创造出自己的卫士，也创造出自己的否定力量；无产阶级在贫困之中形成了同私有者的尖锐对立，因而私有制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在无产阶级的解放中毁灭。

这是马克思第一部较系统地论述经济学的著作，它写于1847年。

在这本书中，首先，马克思比较了蒲鲁东关于构成价值的理论和李嘉图关于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说道：“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然后马克思对价值下了一个定义：价值是凝结了的劳动。并且认为，价值不过是表现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历史范畴。

其次，马克思在这本书中还为自己的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基础。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但是它已经指出劳动成为商品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并且，这种商品具有生产出比自身价值还大的价值这样一种特殊性能；这种比自身价值还大的价值是归资本家占有的。

再次，马克思这时是基本上按照李嘉图的观点来认识地租理论的。不过，他也指出，地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地租表现着资本主义的关系。

最后，马克思在这本书中还讲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实质上已开始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不过是一门历史地研究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科学，因而每个范畴都是历史的、一定经济关系的反映；它们相互矛盾、对立和统一，都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斗争和联系的反映。所以，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联系地、发展地、研究各个经济范畴。

此外，《哲学的贫困》一书也研究了分工、协作、资本积累、竞争、垄断等经济问题。总之，它较为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马克思曾这样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

首先来看看这本书里所谈的价值学说。马克思说：“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是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概念这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还不是完善的。不过，马克思已提出关于价值规律的论述。他认为，价格不断背离价值的这种波动，正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而“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价值规律的自发运动，只有通过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造成破坏生产力来实现。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现实运动。

马克思不但在价值学说上有了新的见解，在剩余价值学说上也前进了一步。马克思已明确指出：由于资本家付给劳动的报酬——工资较之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为少，所以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劳动本身的价值之间就出现一个差额，这就是剩余价值。

考察剩余价值后，马克思又进而考察资本。马克思在这本书中给资本下了这样的定义：“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说，资本是以雇佣劳动的存在为前提的，同时雇佣劳动的存在又是以资本为其前提。二者相互依赖、联系，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在这一系列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又深入地说明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在劳动生产率不变时，资本积累引起对劳动的需求，工资可能上升，但同资本相比是相对下降的。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导致对劳动的排斥，工资就绝对下降，于是无产阶级出现了贫困化。这里，充分揭示出资本和劳动尖锐对立的经济根源。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起草了该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这是一本表述共产主义世界观最光辉的著作。它集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大成，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共产党宣言》最核心之处就是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仅仅是一个历史阶段，它同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发生着它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它终将历史地被否定；否定它的社会力量就是无产阶级，代替它的新的社会组织就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宣言》的心声。

首先，《共产党宣言》历史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生、发展过程，指出了资本主义从一个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创造出大量的惊人的生产力到毁灭大量的惊人的生产力的过程；并且指出了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积累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引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指向社会主义革命。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还明确地表示，资本的社会性说明它只有靠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具有生命力，因而它是全社会的产物；而全社会共同创造的财富应该归全社会所有，所以资本的私人性质就必须改变为公有的性质。

马克思在1858至1859年期间，写成和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他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

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问题。他第一次真正科学地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和起源，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清晰地阐述了金属货币和纸币的流通规律。同时批判了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货币理论的各种错误观点；其中对休谟等人的货币数量说的批判，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着重指出，流通中的金银货币数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变化，因为多余的金银货币会退出流通，作为贮藏手段进入“蓄水池”，它自动地调节着流通中的金银货币数量。

19世纪60年代初，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马克思失去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工作，因而失去了他最后的生活来源。这是马克思生活中最艰难的时期，如果没有恩格斯的帮助，他就只好停下自己的研究工作了。

生活越艰难，马克思越是勤奋地钻研问题。这个时期，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理论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首先，马克思开始对绝对地租进行探讨。李嘉图是否认绝对地租存在的，因为他认为，承认绝对地租的存在，无疑要破坏了价值规律。但是绝对地租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怎样用价值规律来解释这一事实呢？这就是马克思力图要解决的问题。在1862年8月2日的一封信里，马克思用农产品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额来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差额并不归农场主占有，而是归土地所有者占有，可以称之为绝对地租。马克思说，他终于找到了一直使他感到苦恼的问题的答案。

其次，马克思还研究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在亚当·斯密之后，这是一个不怎么引起经济学家注意的问题，就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也几乎没有谈到再生产问题。当时亚当·斯密的教条阻碍了对再生产问题的探讨。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把价值分为三大部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这就冲破了亚当·斯密的教条，建立了新的再生产理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第一次真正地理解了魁奈的经济表，并且给这个被埋没了一百多年的天才图表做出正确的评价。

从上面两点来看，马克思已经建立了生产价格的理论，并研究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问题转化。

马克思在进行这些浩瀚的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始《资本论》创作的艰巨工作。这个工作着手于1863年底。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他写出一部篇幅巨大的文稿，这部文稿就是今天的《资本论》第三卷。可见，马克思并非是顺理成章地先写第一卷，第二卷，然后再写第三卷；而是在写完《资本论》第一卷以前，就依据自己19世纪60年代的研究成果，写成了第三卷的文稿。

1866年元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开始写《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的撰写，马克思不是重述自己过去的著作，而是进行新的研究并获得新的成果。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还没有明确地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而《资本论》克服了这一概念的含混。其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是一般地谈价值形式，而是详细地进行论证和分析，特别是对简单价值形式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在这个最简单的价值形式上已经包含着货币性质的因素。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专门开辟一节来讲商品拜物教，以便更能够深入地理解商品关系、货币的本质等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些问题1867年秋，《资本论》第一卷终于问世，它的印数不多，总共只有一千册。

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后，马克思准备在1868年初将第二卷誊写清理完毕，以便很快出版，但是由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不得不长期中断自己的工作，致使第二卷迟迟不能脱稿。到1877年和1878年间，马克思才又开始第二卷的写作。1882年，马克思的妻子去世，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表示对妻子的悼念，马克思很希望第二卷能尽快地完成和出版。

但是，第一卷的再版和翻译工作以及第一国际的政治活动又阻碍了马克思如期完成自己的计划。另外，当时马克思还想得到正在发展中的美国经济危机的材料和俄国的经济情况的材料，以便充实自己的著作，这也是有碍于他对第二卷进行整理和付印的一个原因。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了，出版第二卷的工作落到恩格斯的肩上。两年后，恩格斯整理出版了第二卷。但是第三卷的出版工作则比较困难，因为这些写于1864年到1865年的手稿需要重新整理、加工和补充，以致直到1894年第三卷才出版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