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革命论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争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性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主要是从人的解放与消除异化的角度来进行的，他认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当分工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要消灭异化，首先要使这种异化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使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无产阶级，同现存的有产阶级相对立；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无产阶级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从这层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就工业发展的活动范围而言，决定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会只是局限于某一地域或某一国家内，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派运动以及其后风起云涌的各国工人运动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为此他们强调：“所有这一切，都由于竞争的关系而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必然是世界性的。

（二）理论适应现实需要——一国建成论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阐释俄国现实问题，无论是在十月革命期间、还是之后都是争论不休的难题，它表现在对俄国革命的预言以及如何说明这一事件等方面。

1.不断革命论

一个在布尔什维克运动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思想就是著名的“不断革命论”——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论”在1917年曾给予布尔什维克以思想上的鼓舞，并为他们夺取政权提供了论证，证明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不断革命论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所规定的严格条件与俄国激进派的急迫行动协调起来。按照通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俄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还未成熟到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在那里只能出现像西方百年前经历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满足于此分析，就意味着放弃在短期内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并且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为下一步的革命开辟出道路前，工人阶级只能扮演合法反对派的角色。这种长期渐进演变的论调对满腔热情的革命者来说是缺乏吸引力的。所以，在革命的早期，列宁、斯大林都接受了不断革命论。

列宁所希望的比这更进一步——他曾经展望“无产阶级欧洲”革命的胜利。他一直敏锐地觉察到俄国文明“落后的、亚洲的”特性，因而很难设想社会主义怎样能够单独在俄国建成。正因为如此，在1905至1906年以及其后的若干年内，他始终只期望在俄国进行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到了1917年，他开始说服他的党应当相信革命可以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他也相信，上述情况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革命不会停止在俄国国境之内。他一再说明：一旦革命在高度工业化和文明的西方各国中取得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就会具有一种国际的性质，而先进的欧洲就将在机器、技术指导、管理经验以及教育等方面援助俄国。同时，俄国则具有革命的政治首创精神；为了加速欧洲革命的进程，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建立了共产国际。

内战结束时，或者最晚到1921年，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欧的议会民主制度已经抵挡住了共产主义的冲击，许多国家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变得黯淡了。满目疮痍的苏维埃俄国通过由国家控制的工业革命和强制的农业集体化等一系列严酷的考验，孤立地走向社会主义目标。对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进行调整，已不可避免，不断革命论就成为派别斗争的中心。

2.一国建成论

列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更是一位革命者。列宁不但不承认革命条件不够成熟的结论，还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寻找为其坚定不移的革命观点进行辩护的根据。按照列宁的观点：俄国的资产阶级是不可信赖的，它太软弱、反动；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工人和代表工人的党来完成；在这个国家还没有成熟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并按照革命阶级的利益来执行一切国家事务。他认为，坚强的领导和夺取政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性因素。在1905年，他写道：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资产阶级的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但是，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工人必须无情地粉碎反对。列宁在1917年的一篇评论中概括了他的政治哲学：“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问题。”而针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论点，强调持这种论点的人“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寻常的条件吗”？“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这些话应该说体现了列宁思想的精髓，只要机会许可，就必须抓住时机，首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再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生产，创造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所有的一切以获得、保存、维护政权为出发点、为目的，不仅影响了十月革命胜利前后俄国党和国家政权的制度安排，而且影响了这个制度后来的演进和变迁。

1924年4月，列宁去世不久，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初版本）为了争取广大基层党员的支持，斯大林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简单化、甚至神圣化的处理，该书用最简化的语言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阐述，把列宁的著作奉作教条，把任何与列宁主义相抵触的言论都宣判为离经叛道。中阐述的思想与此前布尔什维克的主流观点仍然是基本一致的，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一个国家的努力是足以打倒资产阶级的，我国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仅仅靠一个国家，特别是靠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此还需要若干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布哈林也持相同观点，一直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

列宁去世后，关于新经济政策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之争越发激烈，而且掺杂着个人和权力斗争。在这一关键时刻，俄共（布）党内围绕着一国能否单独建成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再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一方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另一方则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代表。这场论战，表面上看似乎是纯粹的理论争论，实际上却与争夺列宁的接班人的地位密切相关。斯大林率先在理论上转轨，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提出了可能论，主张“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布哈林也同样来了个180°的大转弯。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观点如此截然相反了呢？斯大林改变主张的真正原因在于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这一时期，对托洛茨基进行攻击的理论核心就是针对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

一国建成论的基本思想是：苏联能够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它是基于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提出来的。其前提是苏联既然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事实上就必须要求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其他选择。斯大林强调：“假如这是不正确的，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党就没有理由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那么，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在资本主义封锁和包围下，没有外援，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呢？对此，斯大林认为，苏联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点、条件和优势。虽然，苏维埃俄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经济和政治上，苏联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逐步强大的国有经济。斯大林认为：“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些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国有化土地、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运输业和信贷业、垄断化的对外贸易、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一切都是能够用来发展我国工业的‘追加资本’的新源泉，这些新源泉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中都不曾有过。”

那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呢？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低标准的，不清醒的。他一方面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外的敌人和朋友的强弱。”这句话说明他心里对此实际上是没有把握的；另一方面又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指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就是说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做到的”，“彻底消灭私人资本，并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里，斯大林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改换成“消灭剥削阶级”，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没有阶级的社会同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虽然仅仅相差两字，却是有着质的差别的两个历史时代。斯大林在实践上需要用“消灭剥削阶级的社会”取代“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提法，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借助“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和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

1936年11月，不顾苏联明显的社会现实，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依然非常低下，人均生产和收入有些指数甚至低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斯大林在全国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时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从而证明他在20年代的争论中是正确的一方。但这种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对后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斯大林是靠改变生产关系来“建成”社会主义的，在一个落后国家，在一个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下，这是可以做到的，可以把“富农”杀了或赶到边远地区，也可以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但是，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单靠这样强制地改变生产关系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吗？建成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

3.小结

理论上的修正最终可用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来解释，并不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修正一经出现就具有了自身的活力。“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理论的被接受，确实造成了震撼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远的影响，它向人民许诺，可以无需等待世界革命的到来将可以让苏联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论”同“不断革命论”的对立，“一国社会主义论”不能解决的问题“不断革命论”同样不能解决。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曾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产生出来。”苏联的解体，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崩溃，证明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破产。斯大林在论证此理论时认为，苏联靠单独一国的力量可以解决本国的资产阶级问题，因而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只是单独一国无法防止外国武装干涉，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只存在于武装干涉之中。然而，苏联的解体恰恰不是来自国外的武装干涉，而是内部的变革。历史证明，世界上任何国家想要借助武力占领、吞并像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都是不太可能的。沙俄时期，法国的拿破仑失败了；苏俄时期，德国的希特勒也失败了。实际上，危险主要来自内部，来自这个体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给人民提供广泛真正的自由与民主，不能给国内各民族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当国内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势必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落得个被本国人民无情地抛弃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