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和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分工。因此，要讨论产业集聚，首先要讨论的是一切经济活动之源：劳动分工。分工是人类提高生产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其理由有三：①　专业化分工节约了人们从一种活动向另一种活动转换的时间；②　通过重复同一种工作，会使人们更为熟练；③　专业化分工为发明创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当分工的层次从技术分工，上升到社会分工、产业分工和区域分工的时候，上述四种分工就形成一个分工系统，系统内各种分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促使企业的专业化生产、社会的规模经济和地区的竞争优势的形成与发展。如果分工系统内的众多企业集聚在一个固定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就很容易产生产业集聚。但“产业集聚”却不为研究分工理论的大家所重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产业的组织上，重视专业化生产，而忽视了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生产。在杨格（Young，1928）严格证明了斯密定理后，斯蒂格勒又从迂回生产的角度验证了市场规模和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Stigler，1995），随后杨小凯（Yang，2001）又在不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对斯蒂格勒的模型进一步进行了修正。

区域经济学以分工为基础，认为产业集聚产生的原因是比较优势，贸易的实质是要素流动，是地区专业分工的结果。而亚当•斯密用绝对优势解释了专业分工是一国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斯密的社会分工是以区域为主体的劳动分工，也就是地方专业化，一定意义上等同于产业集聚。所以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济、专业化生产和分工、规模经济与分工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在谈到产业集聚时，在这三者中的论述往往出现夹杂不清和含混，因此有必要首先对这三者关系进行回顾和梳理，在后面的实证研究中，还将进一步深入分析。

另外，在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中，由于马歇尔对规模经济的含混表达，和最佳内部规模经济的难以测度，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把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了外部规模经济这一派生概念上，并导致了经济学主流对产业集聚现象近乎50年的研究停滞期，更遑论“分工”这一产业集聚起源。20世纪90年代，对集聚经济解释最为著名的两个流派：克鲁格曼发端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和波特创建的竞争优势学派开始形成。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尝试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产业集聚的解释，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下建立有关产业集聚的一般均衡。藤田昌久、雅克-弗朗科斯•蒂斯和维纳布尔斯这些经济学家都在D-S架构下，对产业集聚理论作出了贡献。竞争优势学派则以微观的视角分析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原因和内在机理，并认为产业集聚是国家竞争优势所在。

对此，区域经济学把对产业集聚的研究换了个角度，以区域为研究主体。上述问题就可以被归结为某地区为何会吸引某产业在该地进行集聚性生产，又会为该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问题。这样一来，本来归结到产业组织学、企业战略理论的问题又可以被区域经济学所解释，产业集聚的理论外延也就随之扩展了。冯•杜能和阿尔弗雷德•韦伯为首的区位论、由佩鲁、卡尔•缪尔达尔、约翰•弗里德曼和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理论共同构建起的区域不平衡发展学派，以及沃尔特•艾萨德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区域经济学等都属于产业集聚理论的范畴之内（表2.5）。

表2.5　各学派对产业集聚各核心概念的论述

上述理论流派尽管切入点不同，分析手段不一，主要结论不尽一致，但有一点却是殊途同归的，即研究单个集聚的形成机制和所导致的区位优势，而没有对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这种显而易见的缺陷和不足，都源于对产业集聚中分工思想的认识不足，这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的网络化和价值链的扩张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是存在严重不足的。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注意力放到了研究企业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乃至产业集聚间的分工关系上。

分工和专业化往往被当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对专业化的定义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把一些生产过程、产品制造和工艺加工过程等从原来的部门或企业中分离出来，形成新的部门或企业的过程，就是专业化。可见，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专业化程度也将越来越高。比如，从农业部门中分离出来的种植业，又形成水稻、棉花、油料等专业化生产；从加工工业中则分离出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等。生产的专业化，可以更为方便地组织大批量生产，实行产品和零部件的标准化、通用化和系列化，便于新技术、新工艺和高效设备的采用，提高机械化、自动水平，提高企业管理和职工技术水平。生产专业化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主要指标有专业化部门数目的多少，专业化部门越多，专业化水平也越高。

按照斯密的观点，专业化经济是分工的基础。分工以专业化为基础，但又不同于专业化，如果所有个人都从事同一专业，那就没有分工。分工是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里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专业。盛洪（1992）把专业化定义为“一个人或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的不同职能的操作的种类，或者说，将生产活动集中于较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上”。同时，他把分工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将原来一个人或组织生产活动所包含的不同职能的操作分开进行。这样就把分工和专业化区分开来了。因此，专业化和职业的多样化是分工的两个方面。专业化与分工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对概念。

马歇尔（Marshall，1890）是第一个把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联系在一起，并系统地分析了产业集聚形成机制的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是因为存在着规模经济，Krugman（1991）对其集聚理论进行了概括，认为马歇尔所论述的规模经济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表现在能为在此产业区内的厂商带来如下正外部性^[1]：

（1）技术外溢（technological spillover）：马歇尔认为，产业区的存在有利于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能在该产业区的厂商之间传播和应用，因为信息在当地流动比远距离流动更容易。按马歇尔（2001）的原话来说，“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好的思想，会被别人采纳，这个思想又与他们自己的建议结合起来，因此它又成为新思想的源泉。”

（2）充足的劳动力（labor force pooling）：产业区内集聚了许多潜在的劳动力需求和潜在的劳动力供应，从而形成了可供产业区内所有相关厂商共享的劳动力市场，这种潜在的供需关系又加强了既有的产业集聚。产业区的存在降低了工人的失业概率，也节约了劳动力搜寻成本，确保了厂商无论是在“好时光”还是在“坏时光”都能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

（3）大量中间产品（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goods）：由于产业区内的厂商往往是同类企业或者具有产业相关性，因此厂商容易在产业区内找到比产业区外更多种类、更低成本的该产业专用中间产品。“……附属行业在附近成长起来了，为产业中心提供工具和材料，组织交通，在许多方面有利于经济地使用原料”（马歇尔，2001）。

技术外溢被称为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其特点是，区域内的技术和知识，不具有占有上的排他性（exclusive possession），容易被传播和为他人所获得。大量的劳动力和中间产品共享则被称为资本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其特征是本企业成本降低，而其他企业也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其效率。

尽管马歇尔的本意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形成的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的总和，但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正是由于马歇尔的研究兴趣向外部规模经济转向，古典主义的分工思想在新古典主义的冲击下湮灭了，使原本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规模经济与分工思想渐行渐远。

斯蒂格勒（Stigler，1951）在研究市场容量和劳动分工关系时指出，“规模经济理论主要讨论所有生产性服务合理组合的使用规模和企业产出率之间的关系”（斯蒂格勒，2006）。他认为，规模经济本身就是经济组织理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事实上，当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Marshall，1920）中谈到规模经济时，是这样定义产业集聚（在该书中马歇尔将其称为“industry district”，产业区）的：以分工为基础的产业在某一地区的集聚。他认为，规模报酬不变的厂商选择在某一产业区的集聚是为了追求社会的规模报酬递增（马歇尔，2001）。显然，马歇尔对规模经济的定义是针对整个社会的；也就是说，在马歇尔的理论中，厂商生产是否具有规模经济与整个市场能否实现规模经济是无关的。在这里，斯蒂格勒却将其误解为厂商层面的概念，也由此引起了关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诸多混淆。

由此可见，在现有的文献中，并没有哪一个学派真正清楚地论述过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和分工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没有现成的关于产业集聚间关系的文献可供参考。本书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将首先对以上概念和理论的种种混淆和误解进行解析，并试图在一个清晰的概念体系下，在微观层面上厘清产业集聚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机制，及其在形成地区竞争优势中的核心作用和演化路径。

注释

[1]马歇尔本人并未论述产业集聚产生的原因，而是论述了产业集聚对经济体的三个影响因素（如文中所列）。自Krugman（1991）后，一般把这三个影响因素作为马歇尔对产业集聚源泉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