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冲突持续性的一个解释框架

6.2.2　作为冲突持续性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导论中，笔者对冲突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并论述了冲突持续性的概念及内涵、原因和条件、进程和影响。通过上一节论述发现，“变迁、结构、话语”三个维度，对冲突的持续性分别造成了重要影响，那么，这三个要素合并起来分析，又是如何影响冲突持续性的呢？冲突社会学产生以后，其冲突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规律是众多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议题。众多学者，包括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达伦多夫（Gustav Dahrendorf）、科塞（Lewis Coser）、特纳（Jonathan H.Turner）等人，都承认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是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但是对冲突的发展周期，各自的理解不同。在马克思（Karl H.Marx）看来，冲突产生之后，随着统治者合法性的撤销，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并且会愈演愈烈，最后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开启新一轮的冲突；韦伯（Max Weber）并不认为冲突会是直线上升的，革命性的，最后不可避免的爆发，他认为冲突的发生高度依赖能够把统治者动员起来的“魅力型领袖”；而在科塞（Lewis Coser）那里认为冲突的目标和领袖的决策会影响冲突时间的长短；而特纳（Jonathan H.Turner）综合科塞（Lewis Coser）和达伦多夫（Gustav Dahrendorf）的命题，绘制了一个冲突产生及发展模型。在历史比较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例如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1991）、亨廷顿（Huntington P.Samuel）都强调社会变迁对冲突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1991）认为人口的增长会导致社会冲突，亨廷顿（Huntington P.Samuel）认为制度化如果不能与社会变迁相互协调，就会产生政治动乱。

从以上社会学家的研究可以看出，其研究的内容涉猎非常广泛，我们不可能把影响社会冲突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用逻辑关系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型。赵鼎新认为，虽然不能形成一个这样的理论模型，但是可以提出几个研究的方向性的角度，他从宏观结构上提出了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他的这三个要素都是从宏观结构上来看，而对行动者的情感、组织、行动缺乏关注，例如勒庞、布鲁默、格尔、斯梅尔塞、藤纳等人的研究，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采取“结构与行动”并重的视角，即变迁、结构、话语与行动。变迁、结构、话语，三者各自都能作为一个超级机制，即一种包含着许多底层机制的复合机制（赵鼎新，2006），各自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产生。在变迁方面导致社会冲突的，代表人物有涂尔干（2004）、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1991）、裴杰（Jeffrey Paige）（详见《农业革命理论》）、亨廷顿（Huntington P.Samuel）（2008）等；在结构上的变化产生的冲突，代表人物是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55），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话语变化导致冲突的，马克思、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感和阶级觉悟的研究，表明话语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冲突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这三者是产生社会冲突或集体运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把行动的“人”作为考察对象，人与三者之间的“互动”，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冲突及其持续性问题。

早在亨廷顿（Huntington P.Samuel）（2008）那里，就研究了变迁与结构（制度）的变化与政治动乱的关系，本文借鉴亨廷顿（Huntington P.Samuel）的思路，试图以“变迁、结构、话语”与“行动”四个要素进行组合，来解释冲突持续性问题。根据本文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论述得知，城市化的推进（变迁），由于征地制度的不合理（结构），导致冲突的发生，首先农民利用天然的话语（生存伦理）进行抗争，进而又利用国家的话语（国家的法律法规等意识形态）进行维权，又一次失效之后，试图要采取制度外的话语（西方的权利观和人权观）进行抗争，对行动者本身来说，在不断的冲突过程中，农民的认同得到的增强，其组织在不断的行动中得以强化和确立。如果单从这个个案来说，变迁与结构的固化导致了冲突，如果冲突不被结构制度化的后果是，行动者将会采用挑战性的话语、制度化的行为与之对抗。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视角转向整个农民征地制度的变化上就能看到，因为农民的不断抗争和行动，国家在征地的结构上已经做出了一些的调整，赵德余（2007）曾归纳2002—2006年的中央政府政策的变化。

“变迁、结构、话语”之间需要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冲突向良性的方向运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非常快，在信息社会的时代，“话语”传播与接收已经不是困难之事，所以，结构变迁的速度与方向就格外重要。如果结构变化的速度过慢或过快，方向的正确与否，都会让冲突升级、暴力化和向革命动乱的方向发展。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和体制，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实行了改革开放，用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历史、现实的问题，高速经济增长的红利，部分地解决和消解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过去的和当前的农民征地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很大缓解，自然也就缓解了冲突的烈度和强度，有些冲突得以消失，有些冲突还在持续。但问题在于，任何国家都不会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如果经济不能保住8%或7.5%的增长速度，所有被隐藏的问题将会快速显露出来，国家的合法性将遭受危机，未解决的尚在持续的冲突就会向破坏性方向发展。所以，笔者认为，不能一味地以发展来解决问题，一定要协调好变迁、制度与话语之间的变动关系。

然而，变迁、结构、话语、行动者，这些因素看起来较多，并且多个因素进行分析过于复杂，往往不能切中要害，为了更简便地分析当前中国因征地产生的冲突持续性问题，笔者尝试地提出了“结构——话语”框架。因为“变迁”是潜在的必要条件，转型期的中国，处处体现了社会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仅包括赵鼎新所说的“变迁”，也包括结构、话语等等诸多方面，所以处处有“变化”，变迁更适合做一个前提的背景性的条件，而不必作为解释框架内的核心部分；而“结构”“话语”，在冲突过程中实际上是起到了核心的作用，结构的不平等不均衡，导致冲突的产生，并且推进了冲突的发展。任何冲突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话语”，话语不仅包括政府的话语，而且也包括行动者的话语，目前在中国征地冲突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农民都采用国家话语进行抗争，然而，当社会结构的变迁不能适应社会变化时，冲突无法得到化解或向良性方向发展，那么首先体现的是挑战性话语的形成，可以说，话语是结构变迁是否适宜的晴雨表。

变迁，作为冲突的背景性因素，结构的调整和话语的变化，对冲突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导论中我们看到，马克思面对的是刚性的社会结构，所以他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韦伯提出社会结构上不同地位之间的流动对冲突的影响；科塞也提出冲突具有安全阀的作用，刚性的社会结构压抑冲突，容易形成一个冲突断裂带，主张一种弹性的社会结构。同样，在达伦多夫、特纳、历史比较社会学冲突论者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非常重视社会结构与冲突的关系；包括社会运动理论（赵鼎新，2001）和抗争政治理论（黄冬娅，2011），都强调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冲突的类型和发展方向。所以，冲突是任何社会都有的，但是冲突是向良性方向发展还是向暴力极端化方向发展，关键就要看结构的调整和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制度化了冲突，使冲突或者一些体制外的冲突，变为可以控制的体制内冲突。

话语，不仅仅指冲突者所依靠的工具、手段、武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冲突者，或者是抗争者真正的抗争意识。包括马克思、韦伯、科塞、葛兰西、斯科特等人，非常重视话语的作用，例如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话语的认同，合法性的撤销，意味着挑战性话语的形成，是一种非物质利益的价值冲突，其更具有暴力性和危险性。所以，话语是冲突走向的一个信号。反之，话语的渗透、传播、控制，也影响冲突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政府部门，一定需要协调好“结构”与“话语”变迁的速率问题，使二者相得益彰，才能保证冲突的进程走向良性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