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镇地处东北，土地肥沃，相对中原地区人均几分地来说，可谓是“地广人稀”，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能供养的人口和解决的劳动力十分有限。
根据H镇1988—2010年人口增长情况来看（详见图八），1988年总人口为55630人，1996年为61008人，2010年为67293人，1996年H镇调整土地时，人均不到3亩地，而此后土地数量不断减少，而人口净增量为6185人，增长了10%，到目前人均拥有土地量不足1亩。那么，以此来推算S村[1]，1996年土地调整时，人均土地1.1亩，如果按照4370人口来算，人口增长400多人，又由于开发区不断的征用土地，土地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所以说土地在一个家庭中的收入肯定不占主要份额。
实际上，在1984年S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土地也不宽裕，根据每个家庭的劳动力情况而进行分配的土地，当时青壮年劳动力可以承包半垧土地，而非青壮年劳动力分给8分的口粮田。直到90年代中期时，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吉林省下发文件，建议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土地不均的情况也遭到农民的抱怨，农民抱怨不是土地获得的少，而是获得的比别人多，因为当时土地赋税较多，农民辛苦一年有时候不赚钱反而赔钱。到1996年重新平分土地时，有一些人就直言“土地我永久不要了，税费义工也别找我！”正如H村委会高治保主任说：
“收地亩税时代，有一部分人在外面经商，他就把地转租给爱种地的人，那个时候交上缴款、农业税、无保户款、义务兵优抚金、民办教师工资、修乡村道路等共二十多项，最后一项还有个‘其他’，所有那时的人不想种地，一是产量低，二是粮食价格低，费用大，还得交公粮。那时候很多人不愿意种地，想往村委会交，但村委会不收，原因是（你把地）退回来之后，费用谁交？村委会也是硬赖给社员，只要分给你头上了，你不种也得种！”[2]
正如村委会人员所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繁荣，外面市场环境较好，无论是打工，还是经商，都很容易赚到钱，比在家守着那点土地值得，往往家庭的大部分收入，是靠非农工作获得的，土地成了烫手的山芋，死靠在土地的农民，特别是青壮年，被看成没有出息的表现。然而，村委会并不是每一个农户都能成功“硬赖上”的，有个别农户硬是不要了土地，“打死我也不种田了！”并写上了保证书：某某，今后永远不要土地，各种农业的相关费用不交，义务出工劳动也不参与，云云。当然，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大部分农民还是希望耕作土地，因为至少能保住口粮，但是更多的“被承包”土地是不愿意的。
城乡二元结构，工农“剪刀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00年3月8日，李昌平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如实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随着8000亿元的“剪刀差”，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三农”问题国家也有能力进行处理，有关土地的赋税逐渐减轻，直到2006年完全取消，并且给农民各种补贴，根据H镇财政所公示栏：
惠农资金补贴
1.粮食直补—25.73元/亩
2.农资补贴—83.1元/亩
3.良种补贴—15元/亩（水）
4.良种补贴—10元/亩（旱）
5.退耕还林补贴—156元/亩
6.家电补贴—到商店补13%
7.汽车补贴—10%
8.摩托车补贴—13%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近些年，国家政策变了，农民种地好处大了，现在种地，国家给你补上，粮补补贴、土地直补啊、农机直补啊、柴油直补啊、灾情减免啊，总的看给农民养成竟要待遇不要付出的习惯了，哈哈，一说起话来就说，‘哎！又给啥钱了？’（这）说（明）是国家富了，国家有钱才给你补啊！
前些年，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或者非农户口，那多难啊！现在反过来了，城镇户口想转成农村户口是不可以地。现在（这个地方）达到（如此程度），农村的大学生升学户口迁走（的），再想恢复农村户口恢复不了。我认为国家重视农业重视农民，给农民的好处待遇愈来愈多了。”[3]
由此观之，土地值钱了，是块宝，笔者在H镇调研时，遇到好多这样的例子，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个别农民向村委会签了保证书“永远不耕种土地”，现在反悔了，回头向村委会要土地，理由是“我是本村村民，户口在此，理应给我土地！”H镇副镇长左N向笔者诉苦：
“一些村委会把保证书弄丢了，即便不弄丢，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村村民理应有土地，但是问题是以前的土地早已承包给其他人，承包的农民又不愿意把土地让出，理由是前些年那么辛苦种地，现在土地值钱了又想要回去？死活不给。同时，村里又没有机动土地分给他们。于是，这些农民就反复来闹，去上访……这样的事很多，我们只能连哄带骗，下次分地时再分给你们，下次分地？谁也不知道啥时候。我们无力解决，如果他们闹得厉害，上面还会责怪下来，我们在中间受夹板气。”
另外，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农民干个体或者私营企业，愈发举步维艰，多数在外打工人员，中国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无法定居在大城市，他们像候鸟一样春去冬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在本地企业务工人员，大部分也是没有各种社会保障，更别说打零工的人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下海”经商搞个体干企业的人员，如今已经是四五十岁，就业都很难，大部分在家务农，失去土地对他们的意义非同寻常，在下章将介绍，S村农民抗争的主体就是这些40、50的农民。从一系列结构性因素说明，土地是块宝，大家都要争，这也直接表现在，接下来将要叙述的征地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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