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20世纪以来的农学家，都比较重视研究“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形成了“国家——社会”的研究范式、“过程——事件分析”范式以及底层研究视角^[1]。本文在“结构——话语”的视角下进行分析，实质上其理论的核心也是“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范式。

根据上文“历史沿革”中获知，解放前，H镇农民多数是山东、河北的移民，当时也有自耕农、佃农和雇工，由于清政府后期统治能力减弱，又历经军阀混战、伪满洲国统治及国民党占领，统治者经济困难并进行大力盘剥，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代理人无疑需要加重农民的负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服兵役、抓劳工，加上土匪经常出没，社会治安极差，国家无法保护农民，农民生存极为艰难，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破产，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紧张。当时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结构图为：“中央——地方政府——士绅阶层——农民”，但作为农民与国家之间缓冲地带的士绅阶层，在如此恶化的环境下，根本无法调节农民与国家的矛盾，只能是向更为激化的方向发展。

此时，中国共产党想夺取政权，认识到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城市而是农村，动员农民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秉承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通过土地革命消灭了地主，解放了农民，实现了农民对土地的私人占有，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还给农民。在H镇同样经历了那样的“暴风骤雨”，农民“参军”为了“保田”，实现了共产党夺取和巩固政权的目的，此时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是合作“共度”的关系，都是为了保住胜利的果实，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积极性，繁荣了工商业。同时，在土地改革的运动中，新生国家摧毁了以地主阶级为核心的农村政权，同时也铲除了束缚农民的族权、神权、绅权和夫权，建立了以农民为核心的农村政权，使新生的国家治理权延伸到农村社会，改变了几千年国家政权不下“郡县”的传统，其结构为“中央国家——地方政府——农民”，而农民中分为农民中的“人民”，即贫下中农，以及农民中的“敌人”，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所以在这个结构中，中央政府具有绝对权威，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是单向的服从关系，但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并不紧张，不仅是“共度”，而且农民有很大的自主空间。

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家政权得到进一步的稳固，但是土地改革诱发了农村社会不平等，土地私人占有方式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产生了矛盾^[2]，在国家强大话语的宣传和组织动员下，农村实行了合作化运动，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制度成立。人民公社制度是土地归公，“政社合一”下的集体经营，加上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这种农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高度控制了农村社会，农民没有独立的土地权利、进入市场权利、流动权利以及自治权利，交售公粮成了强制义务（李成贵，孙大光，2009），加上城乡二元对立和工农“剪刀差”^[3]，农村经济一直停滞不前。此时，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结构是“中央国家——人民公社——农民”，“强国家、弱社会”，从中央到农民，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各种运动的动员和强大意识形态笼罩下，农民不敢公开对抗政府，多半采取斯科特所说的“日常抗争”形式^[4]。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社分开”等制度，H镇农民获得了土地承包使用权、进入市场体系的权利、自由流动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权利等，一时间，农业经济、非农经济、集体经济以及个体经济都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此时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相比人民公社时期，一下子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也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况，但是给予农民较大的自主空间。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结构表现为“中央国家——地方政府——虚化集体——农民”，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和集体与农民建立科层制的强力联系，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交通通讯发展快速，使中央与农民的直接联系加强。^[5]但是在体制内部的联系，例如信访制度，还相对较弱。由于在高压下的释放，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比较和谐，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平衡性逐渐显露出来，农民、集体、地方政府、国家之间的不协调一面逐渐扩大，导致对抗冲突，这将在下面章节中继续讨论。

综上所述，从清朝末年到改革开放，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遵循了一个“对抗——融洽——紧张——缓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农民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生存问题。虽然在中国千年的历史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都是“强国家”，“弱社会”，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农民依附国家，往往在农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才会产生反叛，这在中国似乎形成了一种周期规律。农民与国家的结构关系，在何种设计上会实现农民与国家的和谐？特别是在非生存压力型社会，又该如何设计，这都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