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粮食产业链中的中国粮食贸易

中国很早就通过粮食的进出口贸易参与国际市场，成为世界粮食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不同时期的粮食贸易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同的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国粮食出口大于进口，主要目的在于换取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外汇和机器设备；6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国内供给严重不足，粮食进口大于出口；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为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支持工业化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粮食进口仍大于出口；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粮食出口大于进口，开始发挥国内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基本实现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互动，实现粮食品种及数量的调剂；2003年以后粮食进口量快速增长，出口量不断回落，进出口量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主要原因是国内粮食需求量的大幅增长，粮食供需矛盾凸显，而大豆需求的变化及大豆进口量的激增起了主要作用。此后，谷物等的贸易量逐年下降，大豆进口贸易量逐年上升，粮食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目的是调剂余缺，充分发挥国内粮食产品的比较优势。

从近10年的总体情况看，中国粮食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粮食进出口总量约为2600多万吨，2011年则达到5900多万吨，远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从主要品种的粮食贸易看，谷物贸易量的下降幅度较大，2001年中国谷物贸易量约为1890万吨，其中稻谷、小麦、玉米贸易量分别为1.2万吨、216.6万吨、1123万吨。到2011年谷物贸易量仅为900万吨，比2001年减少了52.4%，其中除稻谷贸易量为109.4万吨比2001年有所增长外，小麦和玉米贸易量均比2001年下降，分别为128.9万吨、13.6万吨。玉米贸易量的下降幅度更是达到了98.8%，玉米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出口量的大幅减少，2010年中国首次成为玉米净进口国。2001年中国大豆贸易量为1660万吨，2011年则达到5260万吨，增长216.8%，其中大豆出口量变化不大，约为20万吨。而从大豆进口量上看，2011年比2001年增长了220%，在大豆贸易总量中的比重由2001年的98.5%上升为99.6%，进口量占世界大豆进口总量的60%，是世界最大进口国。

从粮食贸易的国别结构看，美国、加拿大等传统粮食出口大国是中国粮食主要进口来源地，而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则是中国粮食主要出口市场。从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四大粮食品种的进口来源看，稻米主要来源于泰国和越南，2011年从泰国和越南进口的稻米总量分别为32.6万吨和23.4万吨，占中国稻米进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56%和40%；小麦主要来源于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2011年来源于这三国的小麦总量为124.4万吨，占当年中国小麦进口总量的99.6%，其中进口自澳大利亚的小麦占小麦进口总量的51%；玉米主要来源于美国，2011年从美国进口玉米168.6万吨，占玉米进口总量的96%；大豆主要来源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2011年进口量分别为2222万吨、2062万吨和778万吨，分别占大豆进口总量的42%、39%和15%，因此大豆进口来源地很集中。再从四大粮食品种的出口市场看，稻米主要向日本、韩国、朝鲜和中国香港等地出口，2011年这四大市场的稻米出口总量为38.8万吨，占中国稻米出口总量的75.4%；小麦出口不多，2011年出口量为4万吨，其中向埃塞俄比亚出口的小麦占中国小麦出口总量的61%；2009年以前中国大量出口玉米，之后降到不足50万吨，2003年中国向韩国、朝鲜、日本等主要五国出口玉米1503万吨，占玉米出口总量的92%，而2011年中国玉米出口仅13.6万吨，主要流向朝鲜，占玉米出口总量的比重为99.8%；大豆出口量也不大，2011年出口量为21万吨，其中向韩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的出口量共计16万吨，占大豆出口总量的77%。^[1]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也是粮食生产大国中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粮食生产成本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现状仍没有改变，粮食进出口价格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粮食生产成本与进出口价格的变化对产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世界粮食期货贸易的增加引起全球粮食价格的普遍上涨，世界粮食库存正在急剧下降，消费的快速增长趋势决定了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必然赶不上需求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粮食自给能力再强也不可能独立于世界粮食市场之外，粮食贸易战略是中国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贸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如何，将直接决定中国粮食贸易的收益以及能否利用国际市场解决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贸易数量反映出一国粮食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出口量大表明了国内粮食生产供大于求，粮食供给不存在安全隐患；而进口量大则表明国内粮食供需缺口较大，进口依存度的提高不利于国内粮食市场稳定，并可能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贸易价格是国内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相互传递的纽带，贸易价格的高低反映了粮食贸易商的收益，这将直接影响粮食商参与粮食贸易的积极性；进口价格与出口价格的关系变化能反映出粮食定价权是处于劣权地位还是优权地位。粮食库存则反映了一国粮食供需的调节能力，库存较高表明需求量的增长不会影响粮食的供给安全，从而不会出现对粮食进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库存过低则表明国内需求旺盛，粮食进口大量增加，从而不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因此，这部分将从贸易数量、贸易价格和库存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中国粮食贸易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中的地位。

（一）粮食贸易数量

中国是世界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因此历年来粮食的贸易量也很大，而波动性也较大。谷物是中国生产和消费的主要粮食品种，从贸易走势可以看到（图10.1）波动幅度较大，而从进出口的相对比例来看，谷物进口量多于出口量，因而在多数年份中国谷物消费量大于生产量，缺口需要通过进口贸易补足。从贸易量的波动上看，中国粮食贸易量有不断下降的趋势，1985—1999年中国是谷物的净进口国，这一方面是由于产量的增长缓慢，同时自然灾害的频繁爆发使得谷物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此后中国谷物产量不断增长，进口量和出口量不断减少，但进口量始终大于出口量，这是由国内旺盛的粮食需求导致的。

图10.1　1985—2011年中国谷物贸易量走势^[2]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从历年的贸易量看（图10.2），美国始终是谷物净出口国，而其2011年的谷物出口量达3343万吨，是中国谷物出口量的3倍；进口量为544万吨，与中国谷物进口量不相上下。澳大利亚也是传统粮食出口大国，2011年谷物出口量为2652万吨，是中国谷物出口量的2倍；进口量为25万吨，不到中国的1/10。虽然澳大利亚的谷物贸易量在年际间有所波动，但始终维持谷物净出口国的地位。加拿大2011年的谷物出口量为1926万吨，进口量为86万吨，也始终保持粮食净出口国的地位。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谷物出口贸易上保持着长久的优势，不仅是因为其国内粮食生产的高度专业化和机械化，也与他们在粮食贸易政策上的大力扶持有着密切关系。从谷物贸易的总体上看，中国的谷物进口量远大于以上发达国家，而出口量远小于这些发达国家，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谷物进口依存度不高但对国家粮食产业造成了不良影响，不利于谷物贸易定价权的获取，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中处于利益低端。

图10.2　1986—2011美国和澳大利亚谷物贸易量趋势

从分品种粮食贸易看，中国曾经是玉米出口大国，但从2008年开始玉米进口量大幅增长，出口量大幅下降；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玉米的净进口国，国内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中国被挤出了玉米出口大国的行列。稻米和小麦由于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紧密，贸易量不大，但受到了跨国粮食的垄断，国内稻米和小麦产业链难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历年中国的大豆出口量很小，但进口量不断攀升，2011年净进口达到5240万吨，占世界大豆进口总量的60%，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进口依存度已经高达85%，对国内大豆产业及整个粮食产业的安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美国不仅在稻米、小麦、玉米的谷物贸易上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优势地位，更是国际大豆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发生于2004年的中国“大豆风波”不仅源于美国，中国损失的经济利益也多半为美国大豆贸易商所获得。另外，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也在大豆贸易上获得了一些收益，但其背后是美国垄断资本在操控，加拿大等国也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和牵制。

可见，只有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掌控着全球粮食产业链并从中获取了高额利润，而中国及巴西等其他一些粮食出口国则成为美国粮商和垄断资本的附庸或受害者，被动接受由美国所确定的粮食贸易格局。

（二）粮食贸易价格

粮食贸易价格反映了贸易条件的变化，不仅是判断贸易利益得失的重要标准，更是粮食定价能力的重要反映。加深对粮食贸易价格及其形态特征的认识，对于合理确定粮食贸易价格及其价格条款，体现国家粮食贸易政策，促进粮食贸易发展，提高粮食贸易的经济效益，推动粮食贸易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粮食出口来看，稻米和玉米各年度的出口量相对其他品种要大；而从粮食进口看，大豆和小麦进口量相对于其他品种要大。因此，通过对中国的稻米和玉米出口价格及小麦和大豆进口价格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主要粮食贸易国进行比较，从而判断中国粮食贸易价格在全球粮食贸易中所处的地位。

1995—2007年中国稻米出口量在100万吨上下，而2007年以后出口量有所减少，为30万吨左右。从出口价格来看，在2008年以前中国稻米出口价格比美国等主要出口国低，尤其是与加拿大出口价格的差距更大，从2009年开始中国稻米出口价格才有所增长，但与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图10.3）。

图10.3　1995—2011年主要国家稻米出口价格比较

2007年之前中国玉米出口量较大，尤其是2003年出口量达1640万吨，2008年以后中国玉米出口量急剧减少，基本不超过15万吨。从玉米出口价格看，澳大利亚玉米出口价格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波动比较大；加拿大出口价格波动性很小，价格水平仅次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的玉米出口价格相近，随着玉米出口量的减少，中国玉米出口价格有所增长。总体而言，中国玉米出口价格处于较低水平，加之出口量的不断减少，中国玉米出口贸易的收益很少（图10.4）。

图10.4　1995—2011年主要国家玉米出口价格比较

1997年以后中国大豆进口量不断上升，尤其是2000年进口量超过1000万吨以后增长速度不断提高，201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从主要国家的大豆进口价格来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2007年开始进口价格有不断上涨的趋势。相比较而言，日本和韩国的大豆进口价格最高，而墨西哥大豆进口价格最低，中国大豆进口量远高于墨西哥，但进口价格却高于墨西哥，这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大豆进口国的地位仍存在不小差距（图10.5）。

图10.5　1995—2011年主要国家大豆进口价格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麦进口量较大，年际波动也较强，2005年开始小麦进口量比较小，基本在50万吨到100万吨之间波动。从小麦进口价格上看（图10.6），2007年以前各国小麦进口价格基本在200美元/吨的水平上，而2008年中期开始各国进口价格发生突变，尤其是日本小麦进口价格一度涨到了566美元/吨的高位，埃及、意大利等国的进口价格也在500美元/吨上下。而中国小麦进口价格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小，每吨进口价格不超过250美元，这一时期的进口价格是各主要小麦进口国中最低的，这与国家粮食产业政策不无关系。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其进口价格也相对较低；阿尔及利亚和意大利作为仅次于埃及的世界第二、三大小麦进口国，进口价格也在较低的水平上。总体来看中国的小麦进口价格比较高，这对于小麦进口量有逐渐上升趋势的中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图10.6　1995—2011年主要国家小麦进口价格比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粮食出口价格优势有一定的显现，但粮食出口量不断减少，而中国粮食进口量不断提高，进口价格劣势却没有得到改变，与其他粮食进口国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粮食进口价格的劣势不利于获取中国粮食贸易的收益，更不利于获取粮食贸易定价权。

（三）粮食库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粮食库存量不断增长，1999年粮食库存达到3.27亿吨，但从2000年开始粮食库存不断下滑，2010年后基本维持在1.7亿吨的水平。从粮食品种来看，玉米和小麦的库存较大，稻米和大豆的库存较少，尤其是大豆的库存量仅为1500万吨。与库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粮食消费量不断增长，从2010年起总消费量超过5亿吨，尤其是玉米和大豆的消费量更是增长迅速，2011年的消费量分别达到1.88亿吨和7200万吨^[3]。库存和消费间的巨大缺口预示了中国的玉米净进口国及大豆进口大国地位的到来。

粮食库存消费比是反映一国粮食安全程度的重要指标，过高过低都不利于粮食安全。从中国的情况看，粮食库存消费比不断下降，从1996年的80%下降为2011年的33%，库存消费比的下降表明中国粮食生产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也意味着中国粮食进口量将出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一般而言，库存的上升将对价格形成下行压力，并支持消费增长，消费的快速增长使国内出现粮食供不应求，从而促进粮食进口量的提升。粮食进口量的增长对一国而言是利是弊取决于该国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中的地位，中国粮食贸易价格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粮食进口的过快增长将会对国家的粮食安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从美国的粮食库存看，2010年的库存量约为6000万吨，消费量则约为4亿吨，粮食平均库存消费比为15%。从分品种粮食库存看，玉米库存量最大，约为2800万吨，其次是小麦，库存量为2000万吨，大豆库存量约为600万吨，稻米的库存量最小，约为130万吨。从粮食消费量看，玉米国内总消费量为2.85亿吨，大豆消费量次之，为7500万吨，小麦消费量为3000万吨，稻米的国内消费量相对较少，约为400万吨。从分品种的粮食库存消费比看，小麦和稻米的比例较高，分别达76%和35%，玉米和大豆的消费库存比均不足10%。可见，美国粮食出口量大的品种即玉米和大豆消费库存比很低，而出口相对少的小麦和稻米，其库存消费比则较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大量出口粮食引致较低的库存消费比，出口量较少的粮食品种维持较高的库存消费比，反映出美国在世界粮食出口市场中的强国地位以及国内较高的粮食安全水平，而中国粮食消费的快速增长导致了较低的库存消费比，进而导致粮食的大量进口，反映了中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消费和进口大国地位。

因此，无论是从粮食贸易量、粮食贸易价格和粮食库存上来看，中国均处于全球粮食产业链的低端，其中进口价格的弱势地位尤为明显。要突破粮食产业发展的种种局限，确保国家粮食的长久安全，完善各项政策和措施，争取合理的粮食贸易价格、获取粮食定价权是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