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创新的建议

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2013年春天,深圳叫停打车软件一事引发了人们不小的关注。而几乎与此同时,人们关注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北京市卫生局叫停淘宝网上挂号。比较下来,同时发生的完全不相干的这两件事却有着很多的类似之处:都是针对紧缺的公共服务,都是希望通过软件或网络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当然,也都遭遇了同样尴尬的处境。

也就是说,这两件事的实质,都是政府管理部门应如何对待民间试图通过软件和网络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一现象。而如果我们再往前回顾一下,其实大家曾讨论得很热烈的火车票抢票软件的合法性问题,也是同样的一类问题。

其实,无论是春节期间买火车票,生病了去医院挂号,还是站在风中的街头苦苦等待一辆出租车,我们面对的都是城市的有效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这样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而且基本都是多年来没有得到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百姓叫苦、政府头疼、服务商叫屈。

而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深化和普及,我们正在步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在渐渐减弱,信息成为每一个人手里的工具和生产力。信息社会还有一类新生事物就是大量专业的信息服务商和平台,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淘宝网、打车软件的开发者、抢票软件的提供者,等等。这些服务商的最大特点就是用软件的思维和手段解决问题,无论是技术问题、服务问题还是个人问题、社会问题。

正是当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信息社会的一员,有了自己的邮箱、网店、QQ账号、微博、微信,当这些海量的服务商和巨型的平台开始用软件的方式尝试解决社会问题时,抢票软件、叫车软件、网上挂号也就应运而生了,买票难、挂号难、打车难等这些大城市公共服务中的“顽疾”也开始呈现新的解决模式,甚至可以说是走上了唯一可能真正被解决的正轨。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点,不仅没有叫好,反而不约而同地下了逐客令,把难题再一次留给了社会和迷茫的消费者。

之所以说这种基于软件和平台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挂号、打车这类社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基于这种海量消费者和大量服务商家之间多对多的、细碎的、即时的、动态的、个性化的需求关系,对于这些双方都在随时变化的服务和需求,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响应并最合理有效配置且最为事半功倍的方式非软件、系统、网络和平台莫属,这一点已经被这些年无数国内外的相关案例验证。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每年网络上的“光棍节”大促活动。

一边是数以亿计的跃跃欲试的买家,一边是数以百万的卖家、数以亿计的形态万千的商品,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完成数百多亿元的交易,加之其间的展示、沟通、讨价还价、下单、支付、快递、收货、售后服务、更改订单、退货、纠纷处理、赔付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无比巨大而复杂的系统,高效、精准地组织并维系这一系统运行的就是那些隐藏在网站后面的平台、软件、系统和网络,也只有软件、平台才能完成这样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这个角度而言,“光棍节”大促不仅是一个商业神话,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告诉我们信息社会的服务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海量、跨区域、动态、即时、个性化的需求如何得到满足,并指出了解决信息社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把这种服务模式概括为“市场化方式+以软件与信息网络为工具+依托巨型平台+整合海量服务商”,而反之,那种目前我们管理部门还在大量采用的依靠人工的,非市场的行政力量和少数垄断服务商的社会公共服务,在信息社会还能走多远,也就不言自明了。

昨天,我们也许可以对抢票软件说不,今天,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去封杀网上挂号、打车软件,但明天呢?庞大的消费需求是存在的也是在不断增长的,需求与服务之间的长期不对称是严重的,来自行业、管理、体制、沟通方面的障碍是明显的且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的,类似的问题我们今后只会在更多的领域不断遇到。

我们的管理部门必须明白,在一个依托互联网的、海量个性化需求的信息社会,在一个消费升级和对公共服务需求迅速扩张的消费型、服务型社会,仅靠政府和少数政府指定服务商的基于人工的单打独斗的时代早已过去,这种依赖软件、系统、平台以及消费者自身参与的自动实现的服务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政府不仅应该大大加以鼓励,顺应这一潮流,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者纳入整个社会服务的体系加以促进、推动,还应该学习软件工程师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用这种市场加软件加平台加群众参与的模式从根本上重构我们的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在信息社会的深刻转型和华丽转身。

一、用互联网的方式治理互联网

什么是互联网的方式?一定不是大包大揽、亲力亲为的工作方式。70%的事他人来做,25%的事软件做。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平台、微博、微信等都是深得这一方式真传的产物。那么,在治理上如何借鉴这一模式?不妨遵守下面两条原则:

一个是别人比我聪明,即拥有不占有。利用现有资源,将多如牛毛的治理难题众包。如在如何建立电子商务的信用机制上,是政府给网站授牌还是网民给网站贴标签,就是一个观念转化的问题。另一个则是软件比我能干,即治理信息化。治理的智能化是对应海量和个性化的唯一出路,淘宝网2011年每分钟销售4.8万件商品,在这样的量级下,任何监管都不是人力可以做到的。

我们需要注意到,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其实是软件工程师在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改造世界,当然还包括风险投资者的思维方式,但问题就在于软件工程师与普通人的思维模式存在很大的不同,所以互联网才如此天翻地覆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很多国内外互联网巨头的创始人都是工科出身,或者本身是软件工程师,专业思维具有共性,并逐步影响了产业和信息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互联网思维,政府只有真正理解了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再通过大胆创新应用到治理上,我们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才能真正找到出路。

二、基于数据和信用的动态监管

在我们谈到互联网的监管与治理时,提到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动态监管”,但究竟如何才能做到动态监管,却一直没有破题。2008年金融危机时,为什么阿里巴巴可以做到提前预言冬天来临?从亚马逊到苹果、脸谱、小米,服务创新的秘诀是什么?其实答案都是同样的一个:数据。

互联网时代的密码就来自于海量的数据,谁掌握了数据,谁用好了数据就是赢家,从创新到服务到治理,概莫能外。而政府要实现动态监管,也只能基于海量的数据,做到因势利导、防患于未然。而以前我们之所以难以做到动态监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缺乏足够的数据。这样,基于数据、辅之以信用机制,动态监管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而笨重的许可证监管模式就可以大幅削减了。

淘宝网上挂号、打车软件和抢票软件表面看是一种服务模式的创新,但对于政府,更有必要上升到社会管理和治理的角度思考问题,发现新的视角。把“软件+平台+公众参与”这个公式展开,很多信息网络领域及网下的社会治理问题都可以找到新的解决视角和答案,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展开丰富的联想。如打击假冒伪劣的问题,治理不良信息的问题,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问题,治理社会治安问题,等等。依靠大数据和广大网民,很多的治理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步入的信息社会,是一个充满海量商人、服务商和巨型平台的时代,是一个每个认识或不认识的消费者都可以24小时充分沟通互动的时代,是一个用大数据的思维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时代,是一个用软件识别“好人”和“坏人”的时代,是一个个性化生产和消费的C2B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必然要求新的社会服务和治理,要求新的政策法律体系,如果我们政府的治理能够实现这一转变,不仅可以引领时代潮流、实现多赢,更可以降低成本、减少环节、增加透明度、提高效率。

当然,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政府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最为关键的是简政放权、减少许可、破除垄断、切断灰色利益输送链条,这些也是信息社会社会治理转型所必不可少的。我们看到,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已经在多次提到政府简政放权的问题。同时,具体到淘宝网上挂号、打车软件这一类问题的处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要明确政府管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仅仅为了不要出事,不要给政府惹麻烦而去管住、管死,还是要通过有机的治理来活跃市场、激发需求,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维护公民的权益。

我们说,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结构应该包括四个极:政府、公民、社会和企业,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社会这一极最不给力,直接导致很多矛盾尖锐化或无法解决。而社会这一极的培育、发展又绝非一日之功,但信息社会的到来给了我们尽快弥补这个短板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那就是信息社会里企业和社会的边界在日益模糊。尤其是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苹果、谷歌这样的网络平台企业,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即社会型企业,其某种程度上是在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政府应看到这一变化,抓住这一有利趋势,在此基础上快速建立起我国基于信息社会的社会服务体系,改善原来人工的、单打独斗的政府治理模式。

由于在网络上防患于未然远比在现实世界容易实现,并且多元化治理也成为可能;另外交易信用得以记录,动态信用成为可能;且无处不在的网络数据使得过程追索容易实现,还有就是利用软件的治理——信息化治理也逐步实现。这些都使得虚拟世界的治理在有些方面远远走在现实世界治理的前面,有望在解决虚拟环境问题的同时,找到现实环境一直苦苦追索而不得的宝贵答案。

那么,虚拟世界是更容易治理还是更难?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首先,网上治理的长项包括:信息流发达、消除信息不对称,规则可以人为地重新设计,信用机制更容易实现,行为更容易追踪,合作更容易实现,更易于实现生态化治理和平台化治理。而网络短板则有:实名制、证据认定、管辖划分、分布式对控制的弱化。

也就是说,网上治理虽然有一些短板,但这些短板是可以克服或被最大限度地消减的,一旦取得突破,将取得比网下治理更好更快的发展。与网下治理相比,网上治理更具潜力和整体性的优势。

三、生态化治理理念的提出

霍金说:21世纪注定是复杂性的世纪。我们认为,后现代社会和信息社会必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海量、巨平台、复杂网络、不确定性、虚拟环境、个性化共存且相互叠加,面对这些深刻的挑战,除了治理创新,没有其他出路。

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是由许多同类或不同类的部分组成的系统,系统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组成部分数量大,还表现为各部分行为的复杂性。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到社会学,复杂系统无处不在。而且系统越复杂,越具有于人类行为相似的行为特征,即有机性。在复杂系统中,小概率事件恰恰成为决定性因素。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运行,平衡、对称和彻底的稳定则意味着死亡,宇宙本身不就是高度异质且远离平衡的?复杂系统的治理之道就应该建立在复杂系统的这些特点之上。

很多研究都发现,互联网是典型的复杂系统,而复杂系统的治理模式都会有共通的地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管得太死太紧,否则只能事与愿违。这也就是我们传统道家文化讲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这可能也是在电子商务这个领域,大家为什么总是喜欢用生态这个词的原因吧。

更进一步地,当我们把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比作复杂系统和生态系统时,另一个问题也就很清晰了,就是治理者不应该奢望这个生态是横平竖直、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的。生态就像一推杂草,看似杂乱,却最有生命力。治理者的目标不应该是把这堆杂草剪成草坪,看上去很有条理、很规矩和舒服,而是只去除里面的害虫而已。杂草只有这样生长,才能长成我们期望的大树,而草坪永远只能是草坪。

当我们整理、分析了大量来自一线的网商、平台治理的案例,参考了国外治理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发展与规范的辩证关系,对比了虚拟环境治理和实体环境治理的差异之后,一条主线也逐步浮出水面:那就是——生态化治理!

这个世界走到今天,现实中的欧债危机、中东危局不仅愈演愈烈,驶入深水区的电子商务也正呈现问题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虚实相交、国际及国内经济困境相互影响,似乎已经复杂到无以复加。“越是复杂的系统,其实越简单,越与人类和自然具有相似性”——这个多年来已被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及其各个交叉科学论证的结论似乎就是我们想找的答案:物极必反、大道至简!

凯文·凯利说:“由于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变得过于复杂,我们不得不求助于自然世界以了解管理它的方法。”这样的感慨,不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三千年后的翻版吗?罗纳·德科斯说:“制度不是理论,而是反理论的。”这样的结论,又与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判断相去多远呢?

东西方治理文化在融合,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在融合,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在融合,个人与企业在融合,工作和生活在融合,主体与客体在融合、感性与理性在融合……融合和多样性的状态、模糊和混沌的状态、复杂和不确定的状态,恰恰是自然的状态,而自然自有其千古不变治理之道,简单、直接、高明却很有效。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治理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最好的启示和最佳的路径吗?

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的定义,治理是指公私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治理与统治的概念不同,统治强调的是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管理的主体必须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私人机构、社会组织。从管理方式上而言,统治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强调政府与私人机构、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协商,多层互动,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生态化治理是在治理概念上的发展,强调的是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各个参与者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共同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具体到电子商务领域,我们可以对该领域中的生态化治理做如下的定义:为了实现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和维护自身利益,众多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共享观念、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中分享权力、共同治理的过程。生态化治理包括主体多元、责任分散、机制合作三大部分。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几乎生态圈中所有的主体都分享了治理权力,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从现有的治理情况看,消费者、网商、电子商务平台、第三方治理机构、商盟、相关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以及媒体都成为治理主体,享有了治理权力。

治理责任的分散化:治理主体的多元造成了治理权力的分散化,相应的治理责任也分散化了,承担治理的责任也相应地分散于平台、消费者、网商、第三方治理机构、政府等,这种责任的分散化可能导致治理责任边界模糊。

治理机制的合作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力的分散化,决定了治理不是某个主体能独立完成的任务,必须依赖于各治理主体形成一个密切合作的机制,也称之为治理机制的合作化。此种合作机制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于各主体共享共通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各主体通过合作关系实现各自的利益追求。

【注释】

[1]本文作者还包括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高红冰。

[2]本文的简版(约4 000字稿)于2014年8月30日、9月4日在《光明日报》分上下两篇发表,分别为《什么是信息时代的新闻与传播业》《传受合一:新媒体的思想基石》。本文部分脚注材料选编自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相关条目。

[3]参见《数字化背景下的报业转型:<纽约时报>创新报告》,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编译,《新闻与写作》2014年6月刊。

[4]参见http://towcenter.org/research/post-industrial-journalism/。

[5]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长尾理论》作者。自2001年起担任美国《连线》杂志(Wired)总编辑。在他的领导之下,《连线》杂志五度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的提名,并在2005年获得“卓越杂志奖”(General Excellence)金奖。另有《免费:商业的未来》《创客:新工业革命》等著作出版。

[6]克莱·舍基(Clay Shirky),美国作家。主要著作有《人人时代》《认知盈余》等。

[7]玛丽·米克(Mary Meeker),印第安人。著名的华尔街证券分析师和投资银行家,“dot coms”和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Internet Bubble)的预言者。1998年,被《巴伦周刊》誉为“互联网女皇”后,逐渐被人们熟知。原摩根斯坦利分析师,2011年成为KPCB合伙人。

[8]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他一生在美国从事社会研究与教学工作。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他试图在弗洛伊德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性的文明和非理性的爱欲协调一致的新的乌托邦,实现“非压抑升华”。

[9]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2001),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创始人。194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41年进入贝尔实验室。1948年6月和10月香农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连载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通讯的数学原理》。1949年,香农又在该杂志发表了另一著名论文《噪声下的通信》。这两篇论文阐明了通信的基本问题,给出了通信系统的模型,提出了信息量的数学表达式,并解决了信道容量、信源统计特性、信源编码、信道编码等一系列基本技术问题。香农理论的重要特征是熵(entropy)的概念,他证明熵与信息内容的不确定程度有等价关系。熵曾经是波尔兹曼在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入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分子运动的混乱度。香农的信息熵为信息论和数字通信奠定了基础。

[10]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祖籍法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组成。所指的就是概念,能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

[11]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早年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皮尔斯是一位受到忽视的哲学家。他的很多巨著仍未出版。他是数学、研究方法论、科学哲学、知识论和形而上学领域中的改革者,他自认为首先是逻辑学家。皮尔斯经过对符号本质的潜心研究,提出了符号三重性理论。他认为,构成一个有效符号的基本成分应该包括符号代表项(representamen)、指涉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三者合一,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符号化过程,也就是说,符号表现体、物体和解释项是符号化过程的最小组成部分。

[12]斯佩里(Roger W.Sperry,1913～1994),美国神经心理学家,用测验的方法研究了裂脑病人的心理特征,证明大脑两半球的功能具有显著差异,提出两个脑的概念。曾荣获国家科学奖,1960年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1971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81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3]“三位一体大脑”(Triune brain)模型,由美国神经生理学家保罗·麦克莱罗(Paul D.MacLean,1913～2007)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认为人类有三个大脑:爬行动物脑、边缘系统(哺乳动物脑)和大脑新皮质。

[14]全脑模型(Whole Brain Model)是20世纪70年代由担任GE管理发展中心主任的奈德·赫曼(Ned Herrmann)博士提出的。1978年,在GE的支持下,他发展出HBDI问卷(Herrmann Brain Dominance Instrument),用以测评人的大脑思维偏好。赫曼教授提出人类的思维形态可以有四种不同的思维本体组合而成。为了方便说明和辨识,赫曼教授用四种颜色来代表大脑的四个分区。根据全脑思维模式理论,蓝色部分突出的人,会比较看重实际,讲求效率;绿色突出的人则讲究的是方法、品质,怎样保证安全,避免风险;红色突出的人,就会想到人际关系,如何与其他人合作;黄色突出的人,则会比较注重未来的机会。

[15]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生于1934年),以色列裔美国心理学家。由于在前景理论的贡献,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景”(prospects)是个专用名词,它表示分别以Pi概率出现的可能后果Cj的集合,相当于一个预备选择方案,风险决策问题的实质也就是对诸种前景的选择。最新著作有《思考,快与慢》。

[16]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16～2001)。20世纪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艺的大学者,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计算机领域的图灵奖等领域的世界最顶尖奖项。

[17]本节内容刊载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内部刊物《联办魂》,2014年第四期(总第206期),p50—53。

[18]收割理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被称为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上的一大悬案,自达尔文以来就一直困扰着进化论等学术界。大约5.42亿万年前到5.30亿万年前,在地质学上被称作寒武纪的开始,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在短短2 000多万年时间内出现了。这种几乎是“同时”地、“突然”地在2 000多万年时间内出现在寒武纪地层中门类众多的无脊椎动物化石(节肢动物、软体动物、腕足动物和环节动物等),在寒武纪之前更为古老的地层中长期以来却找不到的现象,被古生物学家称作“寒武纪生命大爆发”。1973年,美国生态学家斯坦利(S.M.Stanley)对此提出了“收割理论”。斯坦利认为,在前寒武纪的25亿年的多数时间里,海洋是一个由原核蓝藻这样简单的初级生产者所组成的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的群落在生态学上属于单一不变的群落,营养级也是简单唯一的。由于物理空间被这种种类少但数量大的生物群落占据,所以群落进化非常缓慢,从未有过丰富的多样性。寒武爆发的关键是草食收割者的出现和进化,即食用原核细胞(蓝藻)的原生动物的出现和进化。收割者为生产者有更大的多样性制造了空间,而这种生产者多样性的增加又导致了更特异的收割者的进化。营养级金字塔按两个方向迅速发展:较底层次的生产者增加了许多新物种,丰富了物种多样性,在顶端又增加了新的“收割者”,丰富了营养级的多样性,从而使得整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最终导致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产生。

[19]参见《大数据时代的新闻学》,李希光等著,《新闻传播》2013年1月,p7—11。

[20]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o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著名的诗句有:“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21]本文作者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陈禹,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王明明、方美琪,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