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认知假说

第三节　非认知假说

目前劳动力市场研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曼提出新一代的人力资本形成理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他将人力资本区分为认知和非认知两个部分，并从理论与实证层面上，清楚观察到两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个人成就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人技能的形成与基因和生活环境都有密切关系，而不是像以往研究的结论所说的人的技能的形成仅与遗传基因有关。

赫克曼非认知理论的主要贡献表现为以下三点。

1.长期以来，人们过多重视正式教育，而忽视非正式教育，没能充分认识到学习是终身性的，很多学习都是在校园外进行的。正式的教育机构、家庭与企业在个人的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赫克曼认为，学校教育只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而家庭和非正式机构化教育会决定个人能力和动机水平，并决定着学校后教育的实际效果。个人的早期教育投资在其幼年时期就开始了，直接影响在校期间的学习状况，并贯穿于其一生的生活。早期教育更容易改变孩子的社会技能和动机水平，而不是智力。这些社会技能和情感技能将对个人发展有重大影响。赫克曼（1998）认为，学习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在工作场所通过工作搜寻、实地学习和就职教育等方式所获得的工作经验和技能也经常会被忽视，因为对他们进行测量是很难的。学校后教育是培养技能的一个重要渠道，几乎占现代经济所需技能的主要部分。

2.人们通常把学生的应试成绩和认知技能高低作为评价学校质量好坏的唯一指标。其实早期的教育并不会显著改善人们的IQ水平，但能显著改变受训者的非认知技能和社会适应性。但人们经常忽略学校教育对学生性格的影响。

3.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父母在对子女教育问题进行选择时颇具智慧，但他们却不相信这种智慧，不相信竞争和激励能够改善学校的质量。教育和培训方面的竞争对学生和受训者而言都是十分有益的。

人力资本的创始人贝克尔（1964）提出工资收入差异与竞争性人力资本有密切关系。人们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变收入，人的认知技能并不是天生固有不变的，通过教育人们可以提升自身技能，从而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这成为很多家庭经济影响模型的基础，如贝克尔和汤姆斯（1979、1986）； Aiyagari，Greenwood和Seshadri（2002）等的研究。 Ben Porath（1967），Griliches（1977）提出生命周期劳动所得极大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强调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较高者付出成本少，获得成就高。Spence（1973）和Stiglitz（1975）的信号理论提出，高学历代表高技能，有高学历的人在新环境中获取新技能的可能性大。这些研究前提假设都是人的能力是天生、可衡量的认知人力资本，忽略非认知人力资本的作用。

非认知人力资本是Bowles与Gintis（1976）的批评社会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主流劳动经济学在新人力资本论及其政策辩论里的焦点话题（Heckman，Krueger，和Friedman 2003，Heckman 2006）。Bowles 、Gintis与Osborne（2001）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诱因型偏好”（incentive-enhancing preferences），这是用来重新诠释一些非典型的人力资本形态（相对于如教育成就的典型人力资本）。他们研究发现，具有强烈的“诱因型偏好”的员工，比较容易投入工作、团队合作、值得信任以及呈现出其他雇主易于发现的特质。雇佣这类员工的公司组织，劳动成本较低，整体的运作效率比较高。这里所说的“诱因型偏好”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强烈事业心、上进心”“创新能力、洞察力强”“很好的沟通能力”等等。赫克曼在他的研究中纳入“诱因型偏好”这个概念，为技能形成生命周期模型注入了新的元素。

在劳动力市场理论研究中，很多学者关注家庭收入和基因的遗传性对孩子成长影响的研究。贝克尔和汤姆斯（1979，1986）提出家庭即使贷款也要投资孩子教育的观点。Benabou（2000，2002），Aiyagari，Greenwood和Seshadri（2002），Caucutt和Kumar（2003），Hanushek，leung，和Yilmaz（2004），和Seshadri和Yuki（2004），强调贷款的作用和在孩子技能形成时的利他性，并指出能力是由遗传因子决定的。贝克尔和汤姆斯（1986）研究显示人力资本投资回报高于贷款利率。他们分不同时段研究对孩子的投资，以8岁作为分界点，8岁之前是早期阶段，8岁以后是后期阶段，研究表明生命早期阶段投资效果明显好于生命后期阶段。近期Heckman（2000），Carneiro和Heckman（2003）研究提出教育对生命投资效果周期中技能的形成和工资收入有决定性影响。认知人力资本和非认知人力资本对于这些结果有相同的决定性。这些能力就是家庭投资生产出来的学习能力和个人行为，由基因和家庭环境共同决定。

人力资本或技能的形成取决于生命周期中的各个不同阶段。每一时期都有符合这一时期的生命特点，不同年龄阶段生命特征不同。不像Ben Porath（1967）提出个人提高自身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目的是增加个人未来的收益。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会选择在最优点进行投资，这个最优点就是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而Heckman的观点是在生命不同时期定性不同投入，技能在各个不同阶段表现都是不同的。在某个特殊时期，技能的形成比其他时期都快。这些时期就叫做“敏感时期”，如果一个独有时期对生产技能的形成是有效的，这个阶段就叫“临界期”。这个思想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自我生产技能”（self-productivity）的提出。它是指一个技能的形成可以增加下一时期获取其他技能的能力。另一个是技能“补充作用”（complementarity）。人的生命周期中一个时期技能的形成能够提升以后其他时期投资的生产效率。在有序性理论中，“补充”就意味着在不同年龄获取同层技能：他们相互之间是协同关系。同时技能生产具有“加倍”的特性，为使早期投资更具有生产效率，不得不进行晚些时期投资，我们称此为补充。 “孩童时期是技能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关键理论点的基础上。尤其是，在生命周期晚些阶段投资回报能够弥补个人幼年时期的投资不足，尽管在孩童时期投资回报率高，但后天的投资也可弥补先天投资的不足。这就是为何有人出生在贫穷的劣势环境里，依靠后天的勤奋依然能取得成就的原因，这也是政府应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依据。

近期在研究收入所得和教育水平相关度时采用测量方法通常是以受试者“自我汇报方式”来测量毅力、自尊、乐观主义和未来导向以及所有能被收集的信息，Bowles，Ginits和Osborne（2001）； Duncan，Classens和Engel（2004），这些研究提出新的证据以说明非认知技能对于个人成功的影响。

Heckman，Stxrud和Urzua（2004）提出证据表明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都对教育回报有影响。他们通过改变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分析收入变化情况。很多研究结果显示，按照相同比例增加非认知技能和认知技能，非认知技能对结果的影响力大于认知技能。增加非认知技能投资，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中学辍学率，这些都能显著影响未来收入分配。因为对于这些结果而言，非认知技能作用明显大于认知技能。更高水平的非认知技能比IQ对人的影响更重要。这就是教育对非认知技能的影响，所以说教育能够促进个人成功（Hansen，Heckman和Mullen，2004； Heckman，Larenas和DelosSantos，2004）。

Heckman（2006），Cunha，Lochner，Masterov（2007）他们从批判的角度，重新审视人力资本中“非认知”与“认知”两类人力资本各自在“个人事业成功”上所发挥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他们有三个重要发现：（1）发现“测量误差”与“内生性误差”的影响。传统回归模型对“非认知人力资本效果”的估计，会因为“测量误差”的原因而导致严重的低估，也会因“内生性误差”而导致高估，两者相比较，后者的高估程度明显小于前者的低估程度。所以“测量误差”是未来研究需要直接面对的课题。以往调查缺乏长期跟踪资料，不能很好反映一个人的发展历程，同时认知技能与非认知技能很难明确划分，造成结果判断错误，产生“测量误差”。（2）新测量方法的有效性。用新测量法所得非认知人力资本的效果，除了能消除使用传统测量方法时会造成的低估的误差外，利用新方法所得非认知人力资本的效果，数值是传统测量方法所得效果的三倍。（3）非认知人力资本的因果效应。人力资本中的非认知部分可以用来测量许多结果，如教育成就、劳动市场的成果以及对人生命运有重大影响的风险行为。

认知技能仅是初始技能的一个方面，早期经济学文献认为人的能力即认知技能是天生的，不易测量的标量（Aiyagari，2002）。非认知技能如动机、时间偏好、持久性、自我控制力是被忽略的，所以非认知技能在技能形成和收入获得方程中不重要。Heckman等人的研究表明，非认知技能不管对于教育和技能形成都有重要作用。即使早期投资没有促进IQ的提高，但也提高非认知技能。

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在人们提高工作效率和赢得成功上具有重要性。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人们获取技能的主要渠道是正式教育机构、家庭和企业等。技能的形成是具有极强的协同性的动态过程，具有动态累积的属性。一项技能可以促成另一项技能，早期的投资可以促进后期的投资，也就是说，学习刺激学习，早期技能的获取使得后期学习更加容易，能力越强，学习难度越小。非认知技能和个人动机是个人成功的两大决定性因素。而且非认知技能和动机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得到持续的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