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层次国外技术获取阶段

吕　宁^[1]

(首都经贸大学)

摘　要:在对外经贸联系的三种方式中，引进外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遇到瓶颈，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类型中，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支持中国的转型。本文在逆向技术获取机制企业层次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层次和国家层次逆向技术溢出机制的国外获取阶段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层次有四个分机制，分别是竞争者技术获取机制、上下游企业技术获取机制、技术购买便利机制、消费者最终作用机制;而国家层次有六个分机制，分别是宏观环境作用机制、政府政策作用机制、政府促成研发合作机制、产业间作用机制、区域网络利用机制、文化碰撞激发机制。本文内容加上之前对企业层次逆向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的系统、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产业层次;国家层次

一、背景

中国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经济循环主要通过对外贸易、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三种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取得经济发展的主要外部联系方式。中国的增长主要是以低成本的出口带动的，包括吸引外商来华的投资也一半以上用于出口。低成本主要以低工资和低的资源环境成本为基础。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中闲置了大量的资源，确实具有低成本的优势。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中国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工资成本有迅速上升的趋势，自然资源供给也日趋紧张，但是为了保持和强化中国的出口竞争优势，通过政府的宏观规划和政策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被压低了，可是发展到现阶段，即使人为压低，成本优势也很难维持。如果劳动力成本过分压低，必然带来社会矛盾。随着经济的逐渐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对于生活水平增长率的期望是持续稳定或逐渐上升的。在劳动力优势消失的转折点前，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贸易没有明显影响，但临近了转折点发现问题时，要逆转人们的收入和福利却是不可能的，正所谓棘轮效应。自然资源方面中国主要依赖进口，并且不具备大宗进口商品的定价权，进口自然资源价格的上涨也带来了成本的上升。另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缩小，通过低成本带来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逐渐削弱。总之，劳动力成本上升、物质资源成本上升和后发优势削弱使中国产品出口的成本优势被严重削弱了。

另外，中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改变。中国在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额中已占较大比重，继续增加份额难度很大，并且很少有经济大国的出口在本国GDP中长期占有中国目前这么高的比重。欧美经济的持续低迷，短期内更使中国出口增长的所依赖的市场难于扩大。另外，中国的崛起使得发达国家和同中国具有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从战略上对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进行抑制。还有，中国还面临着一些新兴成本更低国家的挑战。因此，就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在这三种外部联系方式中，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内外条件的改变决定了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增长，这就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也要从单纯依赖出口和引进外资的对外经济联系方式转变为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并举，在对外直接投资份量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必须对对外直接投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对外直接投资中同转型关系最为密切的投资类型是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一国的技术水平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自主研发、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技术获取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也是接触和学习众多最前沿技术的唯一途径，能为自主研发提供引导和支持。

二、意义

对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的存在性和溢出程度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技术溢出效应国内外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一般的结论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在向更为发达国家投资时，有明显的技术寻求目的，且能够获得较为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比如日本向美国投资［Kogut＆Chang(1991)］，或者日本向欧洲投资［yamawaki(1993)］，当然很多情况下存在双向溢出。对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多数情况下也支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个别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获得不明显，甚至影响系数为负。

对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多数认为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来说是存在的，有的研究认为影响较为明显，有的认为影响系数较小。个别研究不支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甚至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有负面作用。因此，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溢出程度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

目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发生机理或机制的研究还不成熟。已有的研究不但数量少，而且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有:将国外获得技术机制和国内传播技术的机制混杂;将不同层次的机制放在并列的位置;将因果关系的机制构成因素认为是并列关系;内容重叠，机制之间相互包含和重合过多等;概念不清，含义模糊等。

刘宏、吕宁(2013)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将逆向技术溢出定义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技术进步效应。^[2]而后，把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分成国外获取和国内传播两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上分别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次来分析。刘宏、吕宁(2013)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研究——企业层次国外技术获取阶段》一文中在研究企业层次的技术获取阶段的机制时，考虑到由于主体不同，获得逆向技术溢出的机制不同而假定存在这样一个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它是通过新建合资并且加上并购的方式建立的，企业自身设有研发机构，还和一些产学研部门组成了战略联盟，生产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这样它获取技术溢出的机制的构成要素较为全面，其他类型主体的获取机制都是这个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主体逆向技术获取机制分为9个分机制:内部技术转移机制、投资母国政府激励机制、研发费用分摊机制、外围研发剥离机制、并购研发资源获得机制、合资与联盟的资源整合机制、人才价值激励增值机制、海外人力资源利用机制、收益反馈机制。本文是前述文章研究的继续，从产业和国家层面继续研究分析技术获取阶段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

三、文献综述

赵伟、古广东、何元庆(2006)认为，逆向技术溢出通过四个机制进行传导。第一个称为R＆D费用分摊机制。第二个是研发成果反馈机制。第三个是逆向技术溢出转移机制。第四个是外围研发剥离机制。

冯跃(2008)认为，外向FDI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传导机制如下:首先是创新激励机制。包括四个分机制:一是竞争导向机制;二是消费者需求导向机制;三是生产经营环境导向机制;四是社会环境导向机制。五是政府导向机制。其次是学习激励机制。包括两个分机制:一是上下游关联导向机制;二是人才、科技环境导向机制。

陈菲琼、虞旭丹(2009)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反馈机制，得出了四个主要的反馈机制。这四个反馈机制是:海外研发反馈机制、收益反馈机制、子公司本土化反馈机制、对外投资的公共效应机制。并且以万向集团的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为例，分析了这几个机制的具体作用形式。

胡宗彪、王剑伟、刘军(2011)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考查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发生，因此，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也分为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次。企业层次的机制包括研发费用分摊机制、模仿跟随机制、人才流动机制、平台利用机制。产业层次包括示范效应机制和竞争效应机制。国家层次机制包括回顾效应、前瞻效应、和旁侧效应。

四、产业层次逆向技术溢出机制

产业层次的技术获取是通过如下机制进行的。

机制1:从竞争者身上获取技术，可以分为模仿追随机制和竞争效应机制。出于战略考虑或者交换信息等想法，领先者在追随者的要求下，有时候会提供部分技术给追随者，追随者有时会有机会进入到技术领先者的工作现场。有些技术易于编码复制，可以通过图文资料进行学习。有些技术则不能，现场情境感很强，只有现场观摩，通过操作者的示范或指导才能够学习到，具有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点。这些技术通过技术贸易是无法获得的，只有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技术的提供者才有获取的机会。

相同产品生产商即使不能亲临竞争对手的工作现场，也可以从其他可观察到的竞争者的行为中，通过猜测而获取其技术。比如，被追随者原材料的改变，使用的机器设备的变化，生产流程的变化，厂房的变化，甚至是工作人员的变化，公司的刊物都可能让内行的竞争者嗅出其中的奥妙。

另外，可以第一时间实施逆向工程。逆向工程的目的是将产品进行拆分，弄懂其制造和工作原理后，加以仿制。这种模仿活动比发明创造要少用更多的资源。而且此类产品已存在市场需求，市场风险也相对较小，可以以更少的代价促进技术进步。而通过进口实施逆向工程，会延误一段时间，而且对于逆向工程的目标产品的选择余地较小。

还有一个分机制是竞争效应机制。进行技术寻求性投资，一般会面对比国内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投资企业会有更大的压力，而加强自主研发。

机制2:从上下游企业获得技术溢出。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几乎不能避免从当地采购原料、燃料和中间产品，也不可避免要将生产的产品卖给下游厂商和最终消费者。一般被分为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

后向关联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会购买东道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其他服务而形成的配套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内涵于提供品中的技术就会外溢给进行技术寻求的外资下游企业。具体的溢出方式有:供应商会帮助这些外国投资者建立生产性设施;为其主动示范技术，为其提供技术帮助或信息服务;帮助其改善供应商品的质量或促进其创新活动;提供组织管理上的培训等。

前向关联是指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东道国下游企业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服务而形成的配套关系，在这种供给中也能获得下游企业的技术溢出。表现在:为满足下游链企业的质量要求，企业会强迫自己改善产品性能，改进生产工序，加强研发。下游企业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和产品性能改进方向上的有益建议，也能够提供技术支持。

机制3:中间产品和技术购买便利机制。由于地理距离的靠近，商业制度相同，跨国公司能够更方便、更迅速、更节省成本地从东道国上游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购买到品种更多的、质量更高的机器设备，也更易于进行许可贸易，还可以将风险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

机制4:最终消费者作用机制。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者更加成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也较为完善，因此，消费者对于消费品有不同的、更高的要求。例如，海尔在开发小冰箱和法式对开门冰箱时就是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而获得成功的。这种以需求为研发导向，从客户开始创造价值的价值链是韦伯提出的逆价值链，正和人们所熟知的波特提出的从生产开始的价值链模型相反。本着这一思想，海尔设计生产出了小冰箱和法式对开门冰箱。美国大学生由于宿舍寝室较小，对小型冰箱的需求较大，大型冰箱不适合。海尔将大学生作为目标市场，设计生产了了体积小、带活动折叠面台的小冰箱，把冰箱与电脑桌合为一体，在小冰箱市场取得了竞争优势。而在中国国内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大学生群体还不具备对小型冰箱的消费能力，正是因为这种更高的要求，促使海尔开发新产品，自然在这一过程中，增强了技术优势。对开门的冰箱的成功也是在美国消费者独特的、更高的要求下开发出来的。

五、国家层次逆向技术溢出机制

国家层面的技术溢出。主要包括宏观环境作用机制、政府支持政策作用机制、政府直接促成研发合作机制、产业间作用机制、区域网络利用机制、文化碰撞激发机制。

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加有利于技术进步的经济、社会环境，并且一些国家还制定了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者的优惠政策。这些东道国的优势转化为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技术上的增量，也就是获得了技术溢出。

机制1:宏观环境作用机制，以美国为例。

第一，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稳定。美国经济高度发达，实力雄厚，政局稳定。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基础设施完备，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通讯、互联网、银行、水陆空运输网络。

第二，法制健全。企业只要遵守法律照章经营，就可以排除经营中的人为干扰。政府、企业和个人比较注重信用，经济纠纷能通过法律途径公正解决。

第三，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技术先进，人才济济，拥有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产业工人素质也高。

机制2:政府政策作用机制。这一部分虽然也属于宏观环境，但是更强调了对于外资企业的直接作用，而上述宏观环境是对任何企业都发生作用的。全国性政策以美国为例，地方政府政策以澳大利亚和德国为例来进行说明。

全国性的优惠政策。

第一，美国对外企直接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对外资审批没有严格限制。除与国防有关的少数产业外，美国一般不对外资的投资领域实行限制。

第二，融资环境较为优越。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都会提供辅助性商业贷款和发行工业开发债券，或者成立专门机构提供融资和授信等方面的服务。一个企业只要有信用，无论内资外资都可向银行申请并获得贷款。

第三，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外资的税后利润汇出美国没有限制。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外资提供各种融资、技术、企业策划、劳工培训和研究开发的辅导，还有对外资企业的奖励措施。

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曾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两个办公室，为中国的投资者提供全天候的服务。新州政府除为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以外，还将根据投资者对该州就业和经济的促进作用给予资金上的帮助。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曾为投资者提供价值3000欧元的咨询礼券，用于创建企业过程中所需的咨询开支。开设“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办理流程，并在政府收费方面给予优惠。

机制3:东道国政府还可以直接促成外国投资企业和当地产学研的合作，这就是政府带来的直接技术溢出。

机制4:产业间作用机制。实际上是生产技术的联系，与产业层次中的上下游的技术溢出相似。只是上下游企业不在同一产业中，比如一个工业企业可以从作为其上游企业的农业企业中获得技术溢出，一个工业企业也可以从作为其下游企业的第三产业企业获得技术溢出。

机制5:区域网络利用机制。此机制仅对投资于产业集群所在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发生作用。在产业集群内，各企业可以享受到相近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商业惯例所带来的好处，也能享受到高度专业化生产和协同创新的好处，也有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加完备的专业化服务，这些都会带来额外的技术进步。

机制6:文化碰撞激发机制。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使企业从不同的文化碰撞中得到额外的益处，往往可以外化为技术的外溢效应。文化碰撞可以使一个组织中不同国籍的员工对同一问题有不同文化下的思考，并且这种不同又会刺激并增强各成员的创造力。

可以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来说明这一文化碰撞的影响。以下这个简单模型是思路之一。假设对某问题的研究者包括三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和研发培训相同。四个人分成两组从事研究。两个美国人为一组，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组成另外一组。假设每个人都能提出价值为1的方案，第一组的总价值是2。另一组的总价值也是2。但由于文化和生理条件的差异，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相似度可能为0.5，而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相似度是0.2。那么每组的价值就会发生变化，相似部分要被减去。那么两个美国人组成的一组的贡献是2－0.5= 1.5，而一美一中这一组的的贡献是2－0.2= 1.8。^[3]

六、结论

本文结合刘宏、吕宁(2013)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的企业层次的研究已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的基本框架搭建了起来，可以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提供一些参考，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模型化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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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刘宏，秦蕾.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3，(5)

【注释】

[1]本文得到了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9006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影响程度与政策仿真研究”和首都经贸大学科技创新项目的资助。
作者吕宁(1973—)，男，黑龙江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管理。

[2]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技术溢出被定义为技术领先企业向落后企业的一种无意识地、非主动的技术传播。但是这其实将中国在国外通过合资、联盟、并购等方式获得技术中的大部分排除掉了。而在大多数实证中，又将被排除掉的部分作为溢出的组成部分来进行计量，比如采用索洛余值法计算的技术进步率中包含了上述因素的影响。另外，将技术进步中哪些是被动溢出带来的，哪些是主动寻求获得的实际很难做到。因此，将技术溢出按照本文的定义更利于理论和实证的统一，也更能客观地、方便地衡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

[3]这种文化碰撞不仅发生在企业中不同国籍的员工中，中国员工在国外工作之外的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可以有文化碰撞，这种碰撞会丰富中国员工的思维方式，可能带来额外的技术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