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对经济的控制，战后国民政府对对外贸易继续实行政府管制，且管制措施日趋严格。
(一)加强对外贸易中的国家资本
抗战时期，重工业品及重要农产品出口的统制机构——资源委员会和中央信托局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如资源委员会战后通过对日伪重工业企业的接收，垄断的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为矿业、电力、钢铁、石油、机械、电子、建筑材料、化工、糖和纸业。下设国外贸易事务所，垄断经营重要重工业品和矿产品的进出口。此外，战后国民政府还将接收的敌伪纺织企业重组为一家国营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该企业规模庞大，几乎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纺织企业，控制了当时全国70%左右的棉、麻、毛纺业。[17]相应的棉花进口及棉纱和棉布的出口也由其控制，这样中国最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基本由国家资本所垄断。
对外贸易中国家资本的强化，一方面削弱了外国洋行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民营进出口企业的成长。[18]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些国营企业的利润的绝大部分未用于国家的经济建设，造福民众，而是转化为军费，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二)实施商品及外汇管制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废止了战时对外贸易统制政策，解除了对进出口商品的管制，撤销了贸易委员会和复兴贸易公司等对外贸易的统制机构和专营公司，恢复了私营对外贸易活动。但此后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恶化，从1946年11月开始，国民政府通过“许可证”、“进口限额”等制度加强对外贸易的控制。
1.商品管制
1946年2月，国民政府对对外贸易开始进行管制，颁布“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为抑制急速上升的通货膨胀，国民政府采用减低进口税，鼓励一切日用消费品进口的政策，故该法令对进口限制较为松弛。将进口商品分为“禁止”、“许可”和“自由”进口三大类。除奢侈品外，大部分商品允许进口。由于物价腾飞，汇率被人为高估，中外商人通过进口贸易大发横财，贸易逆差严重。同年11月，国民政府对贸易管理条例进行了重新修订，颁布了“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取消“自由进口”类商品，全面实行“许可证”和“进口限额”制，即限额输入必需品和严禁输入奢侈品。并设立了“输入临时委员会”负责对进口商品的管理。
2.外汇管制
在商品管制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实施了外汇管制。1946年2月颁布“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规定所有出口收汇必须结售给国家，进口用汇需经有关机构审批。11月颁布了“外汇限额分配办法”，该办法对外汇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管理制度。次年2月，由于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国民政府颁布了“紧急措施令”，实行调整外汇汇率以促进出口的办法，并设立了“输出调整委员会”，负责出口贸易促进工作。
1947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新贸易及外汇管理办法”，并将“输入临时委员会”和“输出推广委员会”合并为“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全权管理贸易及外汇。其主要职责是:对“进口许可证”及“进口限额”的分配;外汇审批、外汇限额的分配以及调整汇率促进出口等。
由于经济状况急速恶化，很多管理措施的调整滞后，因而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如汇率的调整即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致使汇率出现实际高估，起了打击出口、鼓励进口的作用。
在对外贸易管制政策下，大宗商品的进出口主要由国家垄断资本和四大家族企业经营，其中重要矿产品完全由资源委员会独家经营;米、麦、面粉、煤、人造丝的进口及桐油、猪鬃、冰蛋、茶叶、羊毛、驼毛、花生仁、大豆、油菜籽等农产品的出口基本上由中央信托局控制;90%的棉花进口和棉纱、棉布的出口由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垄断。此外，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腐败，使上述措施在执行中存在大量营私舞弊行为。许可证、进口限额及外汇限额的绝大部分为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及美国在华洋行获得，一般进出口商人所得极少。据记载，1947年，输出入委员会批准的进口许可证及外汇配额全部为官僚资本企业获得。1946—1948年中国自美国进口棉花2.54亿美元，其中90%为在华美商所经营。不但如此，在法令内容的制定上、颁布的时间等方面均受官僚资本及美国利益的左右。如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取消“自由进口类”商品，其中汽车名列在内，但是当时宋家“孚中公司”尚有一批进口卡车未运到中国口岸，结果法令便推迟发布。此消息被孔家“扬子建业公司”获悉后，扬子公司即伪造假电报、假合同，声称早已与纽约、伦敦商人成交了大量汽车，正待发证启运，结果也获得了批准。外汇限额也主要为四大家族所得，1945—1947年年初，宋家孚中公司所得外汇额度达1.5亿美元;1946—1948年，批得外汇高达3亿美元。[19]官僚资本利用手中特权，与美国垄断资本一起操纵战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从中大肆积聚私财，损害民族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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