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对外贸易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及东南亚各地相继沦陷，日军封锁了中国与西方盟国间的西南陆路及海路交通，中国主要的陆海对外贸易几乎完全停止。国统区的对外贸易通道仅剩云南与印度间的空中航线，即所谓的“驼峰”运输线和经艰险漫长的西北戈壁到达苏联的陆路。大量商品无法外运，导致对外贸易规模急剧下降，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也发生了变化。

(一)对外贸易规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得到加强。日本军队占领了沦陷区的所有海关和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英国人控制60余年的中国统一的海关系统不复存在，沦陷区海关由日本人操纵。国统区于1941年12月26日在重庆成立新的海关总税务司署，由美国人李度(L.K.Little)担任总税务司，继续编制对外贸易统计，但所记录的数据不够准确。近世学者根据其他资料对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进行了重新估算，大体可以反映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状况。

1942—1945年间，国统区对外贸易规模急剧缩减，与战前相比，1942年生丝出口由4万担下降为2.2万担，茶叶由4万担下降到1 000担，桐油由103万担降为1 000担，猪鬃由4万担降为640担，矿产品出口基本停滞。到1944年，国统区对外贸易总额已不到1942年的50%。不包括军用物资和政府直接输入物资，进口贸易的下降幅度高于出口贸易，其中1942年进口贸易比上一年下降70%，1944年较1942年又下降了60%。出口贸易有所回升，但始终也未达到1938年的水平，以致在1944年和1945年出现了贸易顺差(见表5-3)。

表5-3　太平洋战争后国统区的对外贸易额及平衡状况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
注:进出口额不包括政府控制的商品。

从表5-3中可见，这一时期虽然既有顺差又有逆差，但总体上是以逆差为主。同时出口的8 510万美元中的75.6%即6 430万美元是用于偿还苏联及美国的信用贷款。实际贸易收支逆差高达1亿多美元。巨额的贸易逆差主要依赖美国政府的信用贷款来弥补。

(二)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参战，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一员，此后美国根据其1941年3月通过的“租借法案”积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物资援助，中美贸易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货币脱离了英镑转而与美元挂钩，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而加强了美国对中国货币的控制权。到1944年，长期被英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也转入了美国人手中，海关总税务司开始由美国人担任，美国在华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垄断优势。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订立了《中美租借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总额达8.4亿美元的租借物资。^[23]此外美国还向国民政府提供了总计7.47亿美元的政府贷款。通过这些贷款，美国将大批军用物资输入到中国，中国大量的战略性矿产品及农产品以易货偿债的方式出口到美国。国统区的主要出口商品均被指定用于易货偿债。因而这一时期国统区的出口贸易方向高度集中于美国和苏联，1942年二者合计占国统区出口贸易的50.7%，此后这一比例快速上升从1943年到抗战结束，年均达90.57%。其中1942—1945年间，国统区51.3%的矿产品运往了美国，其余的48.7%被运往苏联。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贸易方向与矿产品相类似。因而太平洋战后中国统制政策下的对外贸易市场格局与战前基本一致，只是美国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在易货偿债贸易以外的一般贸易进口中，由于交通运输线的切断，美国、香港、印度、东南亚各国/地区在国统区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下降。其中美国由战前的平均21.6%下降为17.8%。不过这一时期除直接进口外，美国还有一部分商品经印度、东南亚等地转口来华。此外，到抗日战争后期，由于国统区内物资严重短缺，因而鼓励来自任何地方的生产及日用必需品的进口，商人们在高额利润刺激下，以各种方式和渠道从沦陷区向国统区偷运物资，沦陷区成了国统区进口物品最主要的转运渠道。由此导致日本和德国产品对国统区出口激增，1943—1944年二者合计占国统区进口贸易的比重高达34.6%和46.5%。此外，由于美、英、荷等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促使日本加强对国统区战略资源的搜购。1941年，华北日军制定了《昭和16年度(即1941)经济封锁并确保资源要领》，规定:“努力套取非占领区域之重要国防资源，但如由购买而获得时，则向敌区流出之交换物资，务须不致减低封锁效力……交换物资尽量利用鸦片、化妆品、果子酒、人造丝等不能增加敌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24]在此政策下，日本占领军与走私分子勾结在一起，套购国统区重要矿产品钨、锑、锡、汞等。

到1945年年初，国统区与印度间的陆路交通重新开通，从1～8月自印度进口的商品占进口总额的51.6%，其中不少为转口的美国商品。同时日本和德国在国统区进口中的比重急速下降，只有1.3%。^[25]

总体而言，由于这一时期国统区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国民政府控制的易货偿债贸易，因而尽管在一般贸易中美国的地位出现了升降变化，美国始终是国统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三)进出口商品结构

1.进口商品

这一时期主要进口商品为日用必需品、运输设施及工业原料和设备等。其中大宗的进口商品有棉纱、棉制品、化学品、燃料及药品等，约占进口总额的50%～80%(见表5-4)。

表5-4　国统区各类进口商品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2.出口商品

这一时期国统区出口的商品主要就是向苏联及美国输出的用于易货偿债的战略性矿产品和农副产品。其中矿产品的出口比战前增加了40%，并且超过了农产品的出口额。1942—1945年，农副产品出口总额累计为2 502.7万美元，同期矿产品的出口6 006.7万美元，为农副产品的2.4倍。在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达50.7%～89.8%。出口的矿产品最主要的是钨砂和锡，其次为汞、锑、铋砂等。统制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是桐油、茶叶、猪鬃、生丝、羊毛等，非统制的杂项商品则主要是药材、香料、兽皮、烟叶等。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伴随经济状况恶化，国统区对外贸易规模狭小且不断萎缩，大宗进出口货物总量呈下降趋势，例如，出口货物中，桐油1937年出口量约为103万公担，1941年降为约21万公担，1945年仅有0.1万公担;猪鬃出口1937年为4万公担，1941年降至约2.7万公担，1945年只有0.6万公担;茶叶出口1937年约40.7万公担，1941年降为9.1万公担，1945年仅有0.5万公担;生丝出口1937年约4.08万公担，1941年降至2.9万公担，1945年仅有0.12万公担。^[26]进口货物中硫酸输入量1937年为163.4万公担，1941年降至10.5万公担，1945年降至仅数千公担;纯碱和烧碱，1937年输入为50万公担，1941年降为30万公担，1945年降至10万公担;汽油进口，1937年约为21万公升，1941年降至11.7万公升，1945年仅有0.7万公升;煤油输入，1937年为45万公升，1941年降至15.7万公升，1945年仅有0.23万公升。^[27]

在战时外贸统制政策下，国统区进出口商品结构与战前出现了显著差异，战前中国进口商品主要是消费类商品，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战需要及保证大后方工业建设和生活需要，国民政府把工业原材料、设备、染料等国统区紧缺的生产资料的进口放在首位，并把棉花、棉纱、面粉等日用必需品的进口置于重要地位。而出口商品则由易货偿债贸易协定决定，因而抗战期间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为换取中国急需的军火、钢铁、车辆、汽油等军用物资而输出的债权国需要的桐油、茶叶、猪鬃以及重要矿产品。

总之，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对外贸易对于保证大后方工业建设所必需的原材料和设备，对于人民生活必需的日用品的供应，对于抗日战争对战略性物资的需求，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