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体制为了什么

“妞爸要去玉树支边3年，而我，干完这个月就辞职了。打算给自己放一个月大假，追求自由执业之梦想！想说点什么，不过，还是干杯吧！”于莺在微博上这么说。

随后，她连续吐槽公立医院的各种制度，表达对自由执业的渴望。一石激起千层浪，短短几条微博，引来数万条转发和评论。曾经，医学院毕业生打破头也要挤进著名三甲医院。可如今，这个一贯讲究出身门第的行业却变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于　莺：我1996年2月进协和，那会儿铁了心要学医。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因为我妈妈在我高二时得过乳腺癌，后来在上海的长海医院做手术。当时我觉得那个医院太棒了，大夫穿着白大褂特别潇洒。后来我离开了协和医院。离开的理由我在微博上也谈过好几次，大概有这么几个：科研考核大夫的评价体系、劳动薪酬制度不被尊重、医院的管理制度以及特权服务等。

我当然赞同搞科研，可是也有人偏重于临床，这两类医生在公立医院里都应该得到尊重，得到他应有的价值体现。但是现在实际情况是，在公立医院里，只有科研特别好的医生才能如鱼得水。这是评价体系的问题。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也谈到，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以GDP来衡量地方的主政官员，应该代之以涵括民生、生态、经济等全方位的考核。

其实我认为当一辈子主治医生并不丢人，但是整个社会评价体系决定了，如果你是在主治医生的岗位上退休的话，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这是我离职的一个原因。既然我年轻的时候就选择要做一个很好的临床医生，现在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继续走下去。

当然，离开跟钱也有一点关系，但绝不是主要问题。只是因为我自己想出来另谋生路，或者说创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我大概在2012年有这种想法，只是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到了2013年又重新把创业或者再就业的计划提上日程。

我觉得自己必须离开，其实是因为一件事。一天早上，有一个病人躺在地上，我过去询问病人：从哪里来的？是我们急诊的病人吗？他支支吾吾，说是我们的病人，但拿不出病历，说病历拿去看门诊了。后来等他把病历拿过来，我一看，发现这个病人其实很可怜。他发烧来医院检查，在协和医院已经看了一个半月，看了很多专科，还没有医生给他开住院条。他来急诊只是为了输血小板、输血浆，整个过程中，病人家属因为积怨已久，也可能跟护士医生发生过冲突，情绪非常激动。病人觉得：“我病成这样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后来我帮他找张床，告诉他等输完血小板后再让他自己决定去留。再后来他走了，但是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觉得可能会有一条生命从我手中消失了，但是我留在这里又能帮他什么呢？

朱恒鹏：医疗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高的行业，也是个服务行业，是服务于患者的。所以，它最好的评价体系应该是来自患者。当然患者如何评价医生，需要其他一些信息，比如医疗团队作为专业群体之间的自我评价，一些专业媒体的评价，但最终还是该由患者亲自评价。

患者的评价能体现在几点：第一，我选择哪个大夫就诊；第二，我选择给这个大夫支付怎么样的诊疗费。但是这种评价体系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与患者说了算。而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是公立主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医生按我国的专业说法是国有事业单位职工，按照国际标准就是政府雇员。在政府雇员的评价体系中，评价的主体不是患者，不是同业，是政府。行政依靠指标来评价，这个指标必须可测量、可核实，所以最后简化为论文数量，这也就是所谓的科研水平了。至于患者满意度等指标听起来挺好，但是它不能测量，不能核实。这就像小姑娘找对象，凭感觉。虽然只要小姑娘满意就好，但感觉这东西是不能衡量的。这属于自由选择体制，属于市场经济。但是如果有媒婆介绍就不会仅凭感觉了。小姑娘会有一些可以衡量的要求：一米八二，浓眉大眼，月收入超过两万，有房有车。

于大夫辞职会引发关注，我觉得与她在“协和”的身份有关。“协和”是我国一流医院，你还不满意，大家肯定会好奇。于莺代表着今天医生或者说公立医院医生的一个主体，高学历、高学位、中青年、主治医师，所以她辞职对于这个群体的影响或者说示范效应要比一个教授还大。因为如果她辞职后反而道路敞开了，意味着主流医生将可能更多去谋自由执业。

盘仲莹：在医生的评价体系上，我们和睦家医院更关注患者满意度。我们有一个360度考评，包括同行间评价，以及这位医生是不是积极参与患者教育，参与社区健康教育等等。我们觉得这是医生很重要的一个职责，他不光要看好病，还要帮助社区居民掌握健康知识。

其实协和医院已经有医生全职加入和睦家医院，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粉丝，没有广而告之。我觉得，于莺大夫这样的年轻医疗骨干可以离开公立医院，说明私立医院也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就现在而言，我们在北京的医院有全职医生一百四五十名，其中中国医生有七十多人，大部分也都是从公立三甲医院转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