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1918年6月18日—），出生于意大利罗马的一个犹太家庭里。1939年毕业于罗马大学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40年移居美国，1950—1962年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西北大学任教，后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62年任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1年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等职。莫迪利安尼在经济学上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家庭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另一重要贡献是和米勒创立了“MM定理”，被认为是当代财务理论的经典。198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重要贡献
1.“生命周期”理论
莫迪利安尼在经济学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在20世纪50年代与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伦伯格（Richard Brumberg）和A.安东（Albert Ando）共同提出了消费函数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该理论发展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的消费理论。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这一理论“在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退休年金制度的作用时，已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并称赞它是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
根据1936年凯恩斯的“心理学定律”，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储蓄将增加。因此，凯恩斯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增长时期，储蓄总量所占的国民收入的份额稳定上升。这个负有盛名的定律在当时不同收入人群储蓄的经验数据中找到了依据，并被他同时代的人普遍接受。但是，1942年西蒙·库兹涅茨指出，凯恩斯的理论与时间序列统计数据相矛盾：在美国，尽管个人收入有很大的增长，但国民收入中的储蓄份额并没有显现长期递增的规律。这个矛盾被认为是一个悖论，不久便成了许多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
1954年，莫迪利安尼和他的学生理查德·布伦伯格发表了《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横界面数据的一种解释》一文，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家庭储蓄理论——生命周期假说，为凯恩斯-库兹涅茨悖论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
生命周期假说来自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们一般将可用于消费的财富在一生中平均使用，他们在有赚钱能力的年代里积累足够多的钱，以便在退休后能继续保持同样的消费水平。然而这一假说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却得出了许多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迥然不同的结论。例如，一个人的储蓄不仅取决于他的收入，还取决于他的财富、他所期望的未来收入和他的年龄。
该假说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人的消费是为了一生效用的最大化。这也就是说，人是具有理性的，为了在一生中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水平，并使一生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化，就不能根据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来决定自己的消费支出，而是要根据一生所能得到的收入与财产来决定各个时期的消费支出。因此，人们会把他们当前和未来预期所能得到的全部收入和财产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一生的各个时期。在每个人生命的不同时期，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有不同的关系。在工作时期，收入大于消费；在退休之后，收入小于消费。从整个社会来看，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是稳定的。
在对个人消费行为研究的基础上，莫迪利安尼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社会总消费函数理论。他在1980年发表的《效用分析与总量消费函数：统一解释的一个尝试》一文中指出：现期平均消费受现期平均收入、未来预期平均收入和两项平均财产影响。由此，他得出了关于社会总储蓄的结论：①储蓄并不像先前理论所说的那样由家庭收入水平来决定，而是由收入水平的增加来决定；②储蓄兼受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的年龄结构影响；③储蓄受总量财富的影响，因此也受作为资本化要素的利息率的影响，但消费支出仍主要取决于未来预期收入和财产，而现期收入的暂时变动对消费的影响要比未来预期收入小得多；④一个自主增加的乘数效应接近边际赋税率的倒数。通过生命周期假说，莫迪利安尼创造了一整套新的储蓄理论。
生命周期模型对研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个模型意味着长期的财政乘数同税率成反比。这是因为在长时期里，预算是必定要平衡的。第二，这个模型意味着通过对现有资产的估价可以在货币政策与消费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第三，生命周期模型对于各种财政政策，特别是对于公债问题有深远的意义。
2.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
莫迪利安尼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与美国经济学家默顿·米勒（Merton H.Miller）共同提出了公司资本成本定理，即以他们名字命名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简称“MM定理”。这一定理提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新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投资决策理论。
MM定理假定公司只用债券和普通股筹资，并且负债是永久性负债。它定义公司的市场总价值就是公司普通股的市场价值与负债的市场价值之和。MM定理的假设包括：①公司的经营风险是可以计量的，经营风险相同的公司可以被看成是同类公司；②所有现在和未来的投资者都能够对公司的利息和税前利润做出理性的评估，即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利润和取得经营利润的风险有相同的预期；③公司发行的两种证券，即股票和债券都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上交易，也就是说公司股票和债券的交易没有佣金或交易费用，而且投资者能够取得与公司债券相同利率水平的借款；④公司负债是无破产风险的。无论公司的负债比重有多大，这一假设都成立；⑤所有的现金流动都是永续年金，也就是说，公司的利息和税前利润在预期满意的基础上保持零增长，因而公司债券也是永续年金。
在不考虑公司所得税条件下，MM定理有两个基本命题。命题一，公司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经营活动净收益的资本化程度，资本化率与公司的风险相一致。命题一有两个直接推论：①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与公司资本结构无关；②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等于与之风险相同的零举债公司的资本化率。命题二，举债经营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等于零举债经营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加上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的多少取决于公司举债经营的程度。命题二表明，随着公司负债的增加，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也将提高。
莫迪利安尼和米勒认为，在考虑公司所得税因素时，举债经营会增加公司的价值。因为负债利息是一项免税支出，投资者可以从举债经营公司中取得较多的资本收益。此时，也有两个基本命题。命题一，零举债经营公司的价值是公司税后经营收益除以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所得的结果，而举债经营公司的价值等于同类风险的零举债经营公司的价值加上税款节余额。根据这一结论，当公司负债增加时，举债经营公司价值增加较快。特别地，当公司负债筹资的比重为100%时，公司的价值最大。命题二，举债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等于同类风险零举债经营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加上风险报酬率，而风险报酬率又取决于公司资本结构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根据这一结论，随着负债的增加，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也同样会增加，但是，当考虑税金因素时，权益资本成本增长的速度慢于不考虑税金因素时权益资本成本增加的速度。正因为如此，当公司举债增加时，公司的价值会随之增加。
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在1961年又发表了《红利政策、股份的价值与增长》一文，提出对于给定的投资政策，一个公司的价值同它的红利政策无关，该定理即为MM第二定理。因为发放红利会减少公司未来可用于投资的保留盈余，而为了弥补项目投资的资金缺口，公司需要通过发行新股筹集资金。显然，新股股东对股利的要求权会降低原有股东的预期未来股利收入。因此，公司的股利政策对公司股票价格（公司的市场价值）没有影响。
当然，这两个定理都是在高度简化的假设下推导出来的，即他们假定公司既无赋税又无破产成本。后来，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又在《公司所得税和资本成本：一项修正》等有关论文中，就赋税对资本成本和公司价值的影响进行透彻的分析。莫迪利安尼和米勒提出的关于资本成本的两个定理以及后来的一些研究成果构成了MM理论。MM理论目前已成为西方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基础。
3.套利证明引入金融经济学先驱者
MM定理的基本论证是以部分均衡分析为基础、以单一套汇的论点为依据的。对于利润相同但是资本结构不同的两个企业——基于无套利的直觉——如果一家公司比另一家便宜，那么投资者原则上就会买下这家公司，并按另一种比例重组资本结构，这样就有了套利收益。为了证明MM定理，莫迪利安尼和米勒使用了一价定理，首次将套利证明引入了金融经济学，从而奠定了无套利概念在金融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现代金融经济学正是基于无套利理论（而非无套利直觉）发展起来的。
为了证明任意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它的资本结构无关，莫迪利安尼和米勒考虑了同类的两个公司，并仅仅为了简单起见，假定他们有同样的期望报酬。令公司甲的全部资金由普通股提供，而公司乙的资本结构中包含一部分债券。如果使用财务杠杆的公司乙的市场价值大于不使用财务杠杆的公司甲的市场价值，那么投资者可以卖掉一定数量公司乙的股份，同时凭他自己的信用，以他将持有的公司甲的股份作抵押借来额外款项，换取等值的公司甲的股份。在这一过程中，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将导致公司乙的股票价格及公司价值降低，而公司甲的股票价格和公司价值则向相反的方向变动。也就是说，由于投资者有机会以个人账户借债，将等价的财务杠杆收益直接放入他们的投资组合中，因此，使用财务杠杆的公司并不能比不使用财务杠杆的公司得到更多的额外报酬。
另一方面，如果使用财务杠杆的公司乙小于公司甲的市场价值，投资者也可以通过适当的股票与债券的投资组合来“解除”财务杠杆的作用，并将使得使用财务杠杆的公司乙的市场价值不能始终小于无财务杠杆的公司甲的市场价值。综合起来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市场均衡中，必有公司乙的市场价值等于公司甲的市场价值，同时两个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收入与市场价值之比，也必定相等。
通俗地讲，投资者可以通过股票和债券买卖，达到用一个收入流量换取另一流量的效果。所交换的两个流量从各方面看都完全相同，只是卖者以较低价格卖出。因此，要价过高的股份的价值将下落，而要价过低的将上升，从而使公司的市场价值差异渐趋消失。套利行为的结果就是一物一价，因而资本结构不同的公司的股票对投资者而言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
重要论著
《计划生产、存货和劳动力》（合著，1960）；
《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1963）；
《宏观经济学论》（1980）；
《储蓄的生命周期假定》（1980）；
《财政理论和其他论文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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