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基于文化

Management一词,由意大利文Manegiare和法文Manage演变而来,原意为“训练和驾驭马匹”。中文“管理”是“管”和“理”的组合词,《荀子·儒教》言:“圣人也者,道之管也”,管在此处有“枢要”之义。《康熙字典》中的管是“总理其事”的含义,如管家、总管等。“理”的原义是指玉石的纹路,“理”的动词含义是“治玉”,即对玉石雕琢加工,所以被引申成“治理”、“整理”。《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管理”词义为:负责某项工作使顺利进行,如管理财务;保管和料理,如管理图书、宿舍、公司等;照管并约束(人或动物),如管理罪犯、牲口等。显然,上述的“管理”内涵与管理学科中管理之义相去较远。管理的定义和内涵是随着管理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同,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学术视角也会赋予管理不同的定义。我们且从文化视角来看管理,孔茨(Koontz)把管理当做“通过他人并同他人一起把事情办妥的艺术”,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则明确将管理和文化视为一体,他指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观、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当是受文化制约的,管理也是‘文化”’^[3]。如前章所述,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和,是人的本质内涵之所在,管理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文化视角研究管理,研究管理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问题,是管理学科的重大基础性理论问题。美国学者冈茨莱斯(Gonzalez)于1961年根据南美的管理现状研究认为:美国管理哲学不具备跨国的普适性,只能视为一种特殊案例。此后,引发了管理原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广泛争论,构成的基本共识是:文化是影响管理实践的重要变量;管理理论具有一定的情境嵌入性。

我们认为,作为兼具科学和艺术二重性的管理理论和技术,因其主要客体是人,文化不仅局限于情景嵌入性,构成管理技术层面的差异;还将作为管理理论和技术产生的土壤背景,对整个管理学科体系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即不同文化背景应该构成不同的管理理论和技术体系,形成诸如中国管理学、日本管理学、美国管理学等,这些“特殊”管理学综合抽象后方能形成普适性的“一般”管理学理论体系。现行的管理学实质上是西方管理学,或者说就是美国管理学,由于其强势的经济力量扩张和近两个世纪的社会和经济主导性,挤压了其他区域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管理学成长空间,非西方国家在引入西方经济模式时,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丧失了本土化管理学科研究和发展的自主性^[4],导致了将西方管理学视同于一般管理学的错觉,湮没了文化差异性对管理理论和技术的不同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国家经济自我发展机制和特色日益凸显,文化差异导致西方管理理论和技术的不适应性日趋强烈,从文化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管理理论和技术已成为整个管理学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创“东方管理”学术研究,台湾学者成为英构筑了“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体系,曾仕强提出了“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席酉民教授开辟了“和谐管理理论”研究,他们从管理哲学层面和方法体系上根据中国文化特质开展了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论研究,为中国式管理研究拓开了道路。我们拟在此基础上,针对管理中的战略、组织、生产运作、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五大模块,从文化视角,从社会和企业组织两个层面研究和重构这五大职能管理模块内容,可归属为中国文化情景下的管理职能和应用技术研究。